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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

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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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就只能做注销处理了。
  本想出口气,最后却断了气。关东军司令官植田由此成了热锅上的蚂蚁,在下令征调第2、第4师团之后,他又抽调了第1师团的一个旅团,同时为防万一,还派兵增强了海拉尔以及海拉尔以西的防御。
  植田是准备豁出去立即再打一场的,除了要救出小松原外,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据说是山县联队覆灭之后,联队军旗没有下落,植田和荻洲不知道它是不是完全烧掉了,会不会落入苏军之手。
  各人有各人的利益考虑,比如红十字旗对松本来说就是千金不换的宝贝,毕竟危急时候可以救命,而植田、荻洲辈之所以把联队旗特当回事,则是因为这东西跟他们的仕途紧紧相连,没准把联队旗抢回来,还可以一俊遮百丑,掩饰战败责任呢。
  得知第6军兵败诺门罕,参谋本部紧急调集重兵前往诺门罕,其中包括中国关内的第5、第14师团以及一些特种兵联队。不过参谋本部调兵的出发点与关东军司令部完全不同。
  追魂电
  关东军当局者迷,参谋本部旁观者清,他们意识到,关东军的这次惨败,与以往三次诺门罕战役中的失败都不同,是一次决定性的失败,这已经不是你愿不愿服输的问题了。
  胜败在日本陆军内部几乎就是衡量一切的准绳。因为彻底战败,参谋本部强硬派的声音一下子全都消失了:看来老毛子还是惹不起,不如等两年再说吧。
  内部计议的结果,是重新回到谈判桌上,而且不管苏联开出的条件有多么苛刻,也要接受,以争取尽快了结诺门罕这场无休无止的争端。
  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平时大多数时间都躲在幕后,这时候也不得不放下手里的鸟笼子,跑到前台来收拾残局。他出面明确了不惜向苏联全面让步的原因:“处理支那事变(即侵华战争)期间,必须维持北方边境的平静。”
  1939年8月30日,奉载仁亲王之命,参谋次长中岛铁藏亲赴长春,对关东军首脑进行说服工作。
  去了一看,关东军还是强硬派的天下。植田正磨刀呢,而磨刀的理由也很充分:小松原、联队军旗,甚至那些遗弃在战场上的尸体。
  植田说,他将在哈拉哈河结冰前的两个月中,再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真正的作战”,中间可以保证不渡河,只在河东作战。
  植田声称,在这次作战中他将推出全新战术,此战术跟朱可夫的“夜退昼攻”调了个个儿,是“夜间进攻,白天固守”,而且每次夜间向前推进都不超过500米,然后挖掘阵地进行固守。
  这基本就是从前夜袭战的一个演化版,“夜间进攻”是没问题,关键是白天能守得住吗?
  因为中岛听来听去,植田用于固守的方法还是战壕和肉弹两种。
  植田倒也干脆:你是说可能守不住对吧,派兵啊,让参谋本部派更多的兵来支援。
  中岛是个没多少主心骨的人,给植田这么一撺掇就动了心。双方预定在9月10日发动总攻。
  就在中岛即将返回国内时,当天前线传来消息。朱可夫突然在“森林地带”网开一面,放了小松原及第23师团残部一马。松本记述,当他们从“森林地带”撤出时,已经处于半生半死的状态,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周围的苏军坦克只是远远监视,并没有乘机上来进行截杀或追击。
  1939年9月1日,苏军到达苏联和蒙古所主张的边界线后,便不再往前推进,其做法与张鼓峰事件时如出一辙,即只要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一块,就不会超出范围。
  如果苏军这时要全歼第23师团,乃至乘胜追到海拉尔,都易如反掌。显然,朱可夫在最后时刻为谈判留足了余地。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经历了前后两次大战役,连他也不得不对苏联的这种铁腕表示叹服:“关东军制定了‘我不犯人,也不准人犯我’的原则,可是关东军又做不到,倒是苏军做到了。”
  按照稻田的分析,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确有效率,即便作为敌人,也得承认其中有可取之处。
  苏军不再发动新攻势,与欧洲方面局势的变化亦有关联。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按照“史上最荒唐婚姻”的相关协约,苏联也准备前去分上一杯羹,诺门罕已不再是斯大林关注的重点。
  所有这些消息,都足以让中岛完全改变态度。回到东京后,他便把植田等人如何抗命不遵,拒不停战的表现,给载仁描述了一番。载仁听后大为震惊,于是再次派中岛前去长春,严令关东军必须在9月4日以前停战。
  植田就不是个省油的灯,都这种时候了,他还胡搅蛮缠,当着中岛的面,要求起码允许关东军再进行一次小规模战斗,并且强调,如果连这一要求也得不到允许,他将递交辞呈。
  这下彻底把载仁给惹火了:一败二败三败连四败,败到家都不认识了,还以为自己是战无不胜的“皇军之花”哪,可以继续耍你那小姐脾气?
  1939年9月3日,参谋本部向关东军司令部发出急电,内容一反往常的商量口气:“立即主动结束诺门罕战事,停止一切战斗行动。”
  接到电报,植田及其幕僚这才发现大事不妙,但是已经晚了,此后追魂电开始接踵而来。
  1939年9月6日至8日,参谋本部连下两道命令,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矶谷廉介被免职,编入预备役。关东军的作战参谋也大部撤换,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作战课长寺田雅雄、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作战参谋辻政信被免职,副参谋长以上一律退出现役。
  一夜之间,关东军内的强硬派几乎被一扫而光。原第1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继任关东军司令官,诺门罕事件移交外交谈判解决。
  “诺门罕战役的总设计师”辻政信在免职后,被调往驻汉口的第11军司令部。据说在走之前,他又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
  日本与苏蒙就诺门罕归属在哈尔滨展开谈判,就在即将签字的前一天,苏蒙代表团忽然撤走了。原因是辻政信私底下威胁苏蒙代表,说自己的部下、前辈、晚辈许多都战死在了诺门罕,非得找补不可。如果有人胆敢签字,马上会有白俄刺客来摘掉尔等的项上人头。
  苏蒙代表一听吓坏了,他们知道辻政信说得出做得到,是个相当疯狂的家伙,于是赶紧收拾行李走人。
  因为辻政信的恐吓而导致谈判破裂固然不好,但相比之下,总不会比自己被杀更严重吧。
  辻政信的小儿把戏其实无关结局。哈尔滨是你的地盘,想派刺客就派刺客,那我不能换个地儿吗?
  最终交涉地点移到莫斯科,诺门罕的那条线依然照苏蒙要求划定。
  转折点
  1939年9月15日,日本驻苏大使东乡茂德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晤,双方签订了关于诺门罕地区的停战协定,这是日本继张鼓峰事件后签订的又一个边界协定,战争结束了。
  停战协定签订的第二天,即9月17日,苏联入侵波兰,开始了与德国的分赃游戏。在诺门罕战役的最后阶段,斯大林没有再过于咄咄逼人,原因之一也正在此处。
  这一天,身在前线的松本听到了停战消息,同时他还收到了关东军军医部颁发的一张奖状。在参加过历次诺门罕战役的所有一线军医中,只有他一个人生还。
  拿着奖状,松本并不怎么感到高兴。经历了地狱一般血腥的战场,他心里只有一种强烈的厌世感,乃至于对周围的所有东西都不再感兴趣。
  在苏军的严密监视下,关东军对尸体进行了收容。9月24日,在收容过程中,卫生队发现山县和伊势的尸体,以及尚未完全烧掉的联队军旗。
  军旗的发现,让关东军司令部大大松了口气。其实也就他们把军旗看得如此重要,别人并不当一回事,在苏军看来,联队都覆灭了,有没有缴到那面小旗子实在是无足轻重。
  关东军共从战场收集到四千多具尸体,临时火葬时,因为大火引爆了手雷,两名负责火葬的士兵还因此陪葬了进去。
  这火化的四千多具尸体仅是死者中的一部分,当时第6军发布战报时,称战死者为七千余人,但实际情况远远不止。根据二战结束后靖国神社的统计数据,战死于诺门罕的日本官兵应为一万八千余人。
  火烧掉的除了尸体,还有日本对苏作战的信心。裕仁天皇窝着一肚子邪火无处发泄,这才想到要对“朕的军队”进行查办,他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从上到下,对所有负有责任的人员进行了层层追究。
  除参谋总长载仁亲王身份特殊,系皇亲国戚,所以得以留任外,次长中岛铁藏、作战部长桥本群均在劫难逃,被双双免职,转入预备役,作战课长同时易人,稻田正纯被降到军事学校做了副校长。
  关东军司令部这一层早就罢免的罢免,撤职的撤职,再往下去,因为各级军官死伤过多,需要进行善后处理,所以缓了一步。
  1939年11月6日,终于轮到了荻洲和小松原,两人均被撤职,几个月后编入预备役。小松原的参谋长冈本则还没等免他的职,就在医院里被伤兵用战刀给劈掉了。
  之后便是中高级指挥官中蔓延的自杀潮。其实不一定是当事人自己想自杀,比如搜索队长井置荣一,关东军司令部专门派来两名他熟悉的军官,劝了一晚上,不是劝他不要自寻短见,是劝他“为国尽忠”:你下令撤退,让关东军没了面子,还不赶紧将功补过,自行做一了断!
  井置起先犹不服气,分辩说他在率部逃出时,弗依高地在作战上已毫无价值,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关东军司令部急了,竟然通过军医部部长直接告诉井置:你有糖尿病,腿部的伤反正也治不好了,早死晚死都是一死,何必赖活着呢。
  井置被逼得实在没办法,只好用手枪给自己脑袋上来了一下。
  其实直到日俄战争,日军内部还不兴这一套,变态是从“一?二八”淞沪会战空闲升少佐自杀开始的。当时辻政信在巡回演讲时,以空闲升部下的身份加以大力宣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了井置以外,被逼自杀的还有第8国境守备队队长长谷部理睿大佐,理由不外乎都是仗打得糟糕,不死不足以保全“皇军荣誉”。
  只有第72联队长酒井美喜雄大佐不算被逼的,不过想想整个联队都覆灭了,就算能养好伤出院,也没他什么好果子吃,于是步了井置、长谷部的后尘。
  甚至关东军对被苏军俘虏过的人也不放过。这些人被送至陆军医院,严禁外出,也不准与他人交谈,以免吐露苏军优待俘虏的实情。
  士兵相对还好一些,经询问、审查后,即3至5人为一批,被派去苏蒙边境修碉堡去了。军官更倒霉,审查的时候就会告诉你:被俘是“皇军”的污点,你是军人,这么活着实在是太耻辱了。
  回到房间,这些军官就会得到一把手枪,逼他们像井置一样自杀。好多人死前猛抓自己的头皮:“苏联军都没有杀我,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啊?”
  是啊,早知道这样,回来干吗呢?
  有人就聪明,选择了不回来,二战结束后还能以苏联市民身份,携妻带儿回日本原籍探亲哩。
  诺门罕战役对日军在二战前的整体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开始,他们对苏军的实力并不完全清楚,“迄今为止,我们不了解苏联已将其摩托化部队装备到何种程度”,这一仗打完,了解了,原来苏军装备尤其是炮兵和坦克装甲兵,在火力和机械化程度方面已经远超日军。
  战后,日本军部专门成立“诺门罕事件委员会”,对诺门罕战役中双方所拥有的军备进行研究。研究人员发现,凡是在战场上曾直接同苏军打过仗的部队,没有一个不认可苏军猛烈的火力。委员会因此在一份报告中说:“日本陆军由于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实战经验,逐渐丧失了对火器的正确认识。”
  此外,苏军在战术、情报和后勤上的优势也十分明显。委员会认为,苏联军队摈弃了过去沙皇军队因袭守旧的一套作战方法,已经能够依据每次战役的具体情况改变战术,同时对苏联远距离输送并储存作战物资的能力,研究人员也感到十分惊讶。
  推敲了半天,这个委员会也拿不出任何克制苏军的有效办法。日本国内的生产力就那水平,装备上实在是有心无力。
  于是只好在苏军身上撇开优点找缺点,一找,找到了。
  说是苏军偏重于特质装备,攻势缓慢,特别是在近距离战斗中往往缺乏冲劲。说白了,就是很少会像日军那样端着刺刀冲锋。
  委员会如获至宝,最终得出结论:“为了战胜在火力上占优势的苏军,关键的打法是突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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