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沧海-第7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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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原栋世是一个已经五十多岁的老头儿了，尤其这个年代日本人普遍寿命不长，这藤原栋世五十多岁看上去已经满头白发满脸褶子，而且耳目也开始不灵便。再加上他本人不会汉语，所以在接待吴越人的时候，他还不得不让自己的子侄和属官一起来应付。
这些人的地位更低，倒是越发不敢在钱惟昱面前造次了。钱惟昱如果有什么问题提问的话，倒是基本上有问必答。
喝了几口还算天然醇厚的柴鱼高汤，夹了两片酥烂的昆布吃，又把自己面前酒盏中的清酒一饮而尽。藤原栋世的一个侄儿藤原道三立刻离席趋步过来给钱惟昱斟酒。
此前的交流当中，钱惟昱也见到过此人会说汉语，所以倒是省了通译翻译之苦。钱惟昱借机向对方问起了一些事情。
“小王听闻百年之前，日本国也是颇派出了十几轮遣唐使，赴我大唐求学。两国通好，近三百年。然最近百年以来，贵国趋于锁国自守，不复与外邦结交。二十年前百济亡于高丽时，听闻百济王甄萱也曾向贵国求援，然贵国朝廷一无所应，不知可有何道理？”
藤原道三把清酒斟好，恭敬地回答道：“好教上国王爷得知。我朝派出遣唐使，22次，其中4次乃是派往西土的大隋，18次派往大唐。然最后两次当中，第17次中途提前中断，第18次一开始就未能成行，故而算来至今已有百年不曾与外邦结交了。”
“哦，一共派出了18次遣唐使到大唐，但最后两次却都遭遇了变故？不知那两次是何年何月的事情，究竟因何原因呢？”
“回禀上国王爷，小臣年轻识浅，具体年月也记不清楚。只是听闻族中故老相传，约摸一百多年之前的时候，天皇陛下曾经第17次组建遣唐使团，使团筹备成行之后，到了大唐正遇武宗陛下登基。
我国使团在大唐求学访道不过两年，便遇上了‘会昌法难’。大唐皇帝废除天下兰若、寺庙，勒令无度牒的沙弥、头陀尽数还俗。我遣唐使团中学问最高之人，往往是僧人担任，求学大唐制度的任务，也多仰仗僧人完成。法难之中我国高僧圆仁法师等人，因为是外邦僧侣，不曾接受大唐祠部的度牒，也遭到灭佛兵将的驱逐。
归国之后，使团的诸位高僧极言大唐制度倾覆、妖人乱政祸国，武宗陛下迷信道教邪法、以天下之利求道家炼丹长生之法门。故而此后我朝士民对大唐印象日渐低下，不愿再派遣唐使与之交流学习。
五十多年前，当时醍醐天皇在位，当时国力富足，民有余饶，原本陛下有意师法古之先皇，重组遣唐使团，再赴西土。但太政宫权臣菅原道真力谏阻挠，极言大唐自法难以来，已不复古道人心，藩镇民乱日盛，实在不足师法，不如我日本国就此断绝使唐，把此前两百余年来学到的古道王政发扬光大，自成一派。因此，从此往后遣唐使再无提起。”
来之前，钱惟昱也是知道这个年代的日本人对中原的汉人政权并不处在一个相对友好的阶段。看别人那些穿越客无论是到了唐朝的还是宋朝的，只要东渡日本，马上可以得到国士亲贵的礼遇，而自己明明在中原已经颇有身份了，到了日本却没有那种轰动性的欢迎，着实有不少的心理落差。
所以，如今他也是逮到一个稍微有点见识的日本人，就开始咨询这个问题。倒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藤原道三倒也有几分见识学问，知道点历史掌故，给钱惟昱基本上把来龙去脉给解释清楚了。
原来，这个年代的日本，武士阶级还没兴起，所谓的武家，基本上还是以练习公马骑射、刀法武艺、兵书战策为主。还不像幕府时代的武士那样懂治国之道、读书较多。
所以，如今在日本，那些有话语权的“公知”阶层，十个里面九个是和尚。一百年前，唐武宗发动了“会昌法难”——也就是中国人传统历史书上认定的、具有解放生产力意义的“三武一宗灭佛”当中这最后一“武”——那么可想而知，在一个和尚掌握了话语权的国度里，这样的“暴君”会被黑成什么样子。
当初以圆仁法师为主的日本遣唐留学僧们，在回日本后就写成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中极尽记载唐武宗灭佛之后爆发的泽潞兵变之残酷，把那些藩镇兵变的矛盾都归纳为是因为人民不愿意废佛，被暴君所逼而不得不起事。
而后唐军在平叛过程中因为各个被授命进剿的藩镇都想保存实力、不愿主攻，所以杀良冒功或者俘获良民献俘应付差事。唐武宗为了震慑乱贼，所以明知被献俘的是无辜良民、一样勒令将其全部在长安斩首，并且食肉以示惩戒震慑。这一切，都被当时写行记的日本和尚记下，并且把所有的问题都推到唐主的“无道”上面。
钱惟昱后世看到的历史书上，只是说从菅原道真乃至此前几十年那个时代开始，日本人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建设开始从“唐风文化”时代过渡到“国风文化”，也就是关起国门来不再学习中原。
而几百年后再次打开国门和宋朝交流的时候，虽然愿意承认宋朝的先进性，无奈日本的国风文化已经成型，日语假名文字也已经固化，中原王朝再想在文化上统一日本、用输出意识形态的办法不战而屈人之兵，已经不可能了。
可惜，官修的历史书只会告诉人们事件，却不会告诉人们前因后果先后串联。如今，钱惟昱听藤原道三说了一通，才算是恍然大悟——原来是唐武宗把日本留学僧阶级给得罪狠了。日本和尚把唐朝的“无道昏君”整整黑了一百多年，这才让日本人开始闭关营建“国风文化”的么。
心念及此，钱惟昱心中突然一动。后世的历史书上不是都写“三武一宗灭佛”的么？这个“三武”如今都已经是过去时了，这个“一宗”貌似还没开始。如果历史进程不变的话，两年多之后，中原的后周世宗柴荣即位之后，就会开始再一次的灭佛了。那次灭佛的举动同样会被中日之间往来的商旅宣扬，进一步固化日本人闭关锁国不再亲善中原的策略。
不过，如果自己多方运作的话，不论中原的后周和日本的关系会如何恶劣，至少自己还是很有把握修复自己在日方的形象，以便多占便宜的。
而且日本的佛法当中，最为悠久、影响力最大的一脉，就是来源于天台宗，也就是唐朝时候“鉴真东渡”带去的那一支宗派。
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遣唐使高僧最澄法师、在公元785年、日本延历四年的时候在比睿山建延历寺，成为日本天台宗的本山，后世号称“日本佛教之母山”。后来战国时代的织田信长，也是因为焚烧了比睿山延历寺才得到了“第六天魔王”和“佛敌”的恶名。
如今，以日本高层百年来对中土国度“古道不再”的恶感，要想快速建立起比较良好的关系实在是颇为不易。但是，钱惟昱手头，却有一张非常重要的好牌——日本佛法的根脉天台宗，正是出自台州的天台寺。而钱惟昱官拜镇东军留后，辖区正是包括了台州！
“为了多捞好处，建立大业，也少不得借重一下这帮秃驴了。”在弄明白现在的形势之后，钱惟昱暗暗下定了决心。
第101章 文化侵略
在宴席的最后，藤原道三在向钱惟昱陈述了遣唐使兴废始末之后，还是委婉地表达了“不与唐土之间发生外交往来，不过是僧侣和中央朝廷清贵们的意思，在西国地方，武家、豪族和实权的国司那里，对唐土尤其是吴越来的商团使节还是非常欢迎的”这样一番意思。
说白了，这也是地方实权派的一种表态。日本朝廷注重的是大义名分，地方实权派注重的是实际经济利益。尤其是西国地方的九州、四国两岛和本州岛西端的周防、长州等地。因为靠近朝鲜，又有来自唐土的贸易，本就是对外贸易开放政策的受益地区。或许关东那些穷地方的山猴子不喜欢开关，但是西国西方的实权派是肯定喜欢的。
所以，宴席的最后阶段就“在热烈友好的氛围中结束了，双方就共同关心的中日贸易和外交关系等话题交换了意见。钱惟昱表示会继续坚持对日贸易全年不中断的原则不改变，吴越的商船队会每年四季持续不断地为日本人民带来他们急需的奢侈品和其他祸害日本人艰苦朴素优良传统的物资”。
一顿饭，吃掉了钱惟昱三百匹湖丝绸缎的贺礼。不过换来了不少有用的消息，也和筑前地方的势力进一步结交好了关系，总的来说还是值得的。
后面的三天里，船队呆在博多津安静的出货，筑前国的各个座商都在国司的要求下尽快腾出资金来进货。同时因为这波船队规模太大，当地的日本商人暂时也筹不出那么多银钱来进货。为了加快这个进度，不耽误更多的时间，钱惟昱还指示蒋洁茹和蒋正明发明了“期货契约”的交货方式——
也就是把有头面、有实力并且有筑前国司担保的几家当地日本豪商召集起来，给他们一个赊购吴越船队带来的货物的特权限额。只要签下认购契约，吴越一方就可以给他们按照一成的利息赊欠货款两个月。
他们进了货之后，只要及时运往各处出货，筹够了钱，或者是弄够了吴越船队返航时需要进的日本国产货——比如武士刀、玳瑁工艺品、折扇、粗选之后的铜矿锭、银矿锭、硝石硫磺等物资——然后在博多津的座商仓库里囤积好，等到吴越人最终回国的时候一并交割清账。
钱惟昱的这个贸易创举着实让蒋洁茹刮目相看了一番——当然，赊账购货原本早就是有的，只不过原本这个时代的海商还没有发明出诸如联保担保和政府担保之类的契约形式，也缺乏实力后盾来保障这些措施的实施罢了。
因为新的贸易举措，日本商人认购货物的筹资难度低了很多，虽然有一成的赊账利息，不过却可以让他们比原本的进货本钱进更多的货，也算是一个利好。短短三天时间，超过十艘吴越海船的大宗货物都被认购了出去。吴越人主要是优先抛售雪盐、相对低质的粗绸、下等的茶叶等占地大、分量重的货物，而把细软精贵的主要留着日后进京再卖。
当然，除了普通货品之外，钱惟昱也不忘交代蒋洁茹和蒋正明适当放出一部分四书五经、《贞观政要》之类日本人比较重视的儒家书籍、《妙法莲华经》等日本人惯常信仰的天台宗佛教经典，再加上把他自己的诗词文集《沧浪集》混在里面一起搭售。
卖书的活计，如今吴越人用活字印刷术在国内的售价也有两百文钱一卷上下。再加上日本人这个时代连雕版印刷术都还不存在，只有手抄书籍。所以按理说越海而来的书籍应该卖得更贵。但是实际上，钱惟昱根本没指望着这些书来赚钱。
在他看来，先用日本人急需的热门书籍低价铺路，打开日本人从吴越人这里购书的消费习惯。然后再把吴越人重点推荐的私货夹带其间，才能更好地形成文化上的入侵和思想上的统治。
再加上，如今这个年代，日语的书面发展还停留在“万叶假名”阶段，远没有趋于完善，大部分日语和汉语只是发音上不同，在句法和文字上依然还是一一对应的。如果纯汉文的书籍大量涌入的话，也可以让更多的日本文化人习惯使用汉语。
所谓的“万叶假名”，是日语假名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过程，也是假名的起源阶段。其最初的出现，约摸是在9世纪初、日本人停止派出遣唐使为止，渐渐开始发展的一种注音用字迹。比如日语里发相当于后世汉语拼音“a”这个音的假名“あ”，就是从汉字“安”借形借过去的。发拼音“yi”对应音的假名“い”，则是从汉字“以”的字形借鉴过去的。
“万叶假名”出现至钱惟昱的时代，约摸也就一百年出头的样子。因为古代日本的文盲率较高，又没有印刷术帮助书籍降价扫盲，所以如今也还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发展。如果钱惟昱有心把日本人扭转汉化过来，还是颇有希望的。
而且，这几天里，钱惟昱和藤原道三以及其他筑前国当地的日本读书人稍微接触了一番，才发现一个搞笑的事实：原来，在“万叶假名”发明的初期，那些日本僧人们确实是“a”这个音就标标准准地写作“安”，“yi”也规规矩矩写成“以”。
之所以后后续那么多简笔的假名写法出现，完全是因为日本人完全没有印刷术、所有书籍都靠手抄。为了减少手抄书的工作量、让书籍更容易普及、文盲率降低，朝廷这才让一代代的斋院（贺茂斋院，相当于中国古代的昭文馆、国史馆之类的机构）文臣们致力于简化假名的写法。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钱惟昱甚至产生了在日本开印书作坊的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