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沧海-第2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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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话骗骗读书人自然是做不到的，但是骗骗乡野土豪绅士、平头百姓还是很容易做到的。说白了，要想收拢人心，有时候就是钱的问题罢了。如果有吴越国这么一个大金主在喉头撑腰，那么这种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同一时间，在淮南江表各州的读书人当中，则开始流传这么一个传说：吴越王钱惟昱不愧是文坛泰斗、当世文宗。此番之所以接受李重进的勒索，无非是因为李重进手头扣留着许多南唐忠直文臣如孙晟、陈乔等辈。吴越王惜才，不忍这些义士明珠蒙尘，这才与李重进达成了交易。同时吴越王还看上了南唐投降之前宫中珍藏各种古籍文书，不愿这些东西湮没无闻、失传于后世，所以一并与李重进交易换了出来。
果然，当月晚些时候，一些原本被秘藏于南唐宫中的稗官野史、古人笔记都被整理成册，并且从吴越国刊印、各处行商售卖至各国。据说吴越王还新任命文学之士百余人，以重金礼聘他们编纂一部古文典籍，名叫《文苑英华》的，辑录从南唐宫中得到的文物，以免失传。
一时之间，钱惟昱在天下读书人当中的声望爆发到了极点，这个功德在读书人看来，至少不下于当年南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纂《文选》之功。原本还有南唐李氏善于养士的名头在那儿和钱惟昱抢生意；如今这一来，不敢说让他再提升多少个台阶，至少把钱惟昱“助纣为虐”胁从攻灭南唐的污点给洗白了，消弭了南唐士子对吴越政权的仇恨。
十一月，《文苑英华》第一册正式发售；孙晟、韩熙载、徐铉、徐锴、陈乔等五名原本南唐朝堂上以忠义才干著称的文臣先后在吴越国正式出仕。再加上此前在赣北等吴越与南唐交战时就投降的周宏祚、张彦卿等辈，一时之间南唐的文臣被吴越所用的情况进入了一个高峰。尤其是许多名气不大的文人和基层文官，或许一开始还要掂量掂量投降吴越后的名声问题，现在有孙晟、韩熙载、徐铉这些节烈大儒顶在前面投降了，他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就算将来史书要骂人无节，也轮不到骂他们这些小鱼小虾。
与此同时，将近年底的时候，吴越王钱惟昱再次宣布了一项善政：被吴越新征服的原南唐赣北六州，依照吴越国成法永久性免除徭役和人头税。同时考虑到赣北地区遭到的战争破坏，从来年起免去三年田赋。同时吴越朝廷来年再次拨出两百万贯财政收入作为工钱，在赣北进行以工代赈，招募百姓在农闲时节进行战后重建工作，为期一年。
这个招数很快被李重进学走了，有了粮食的李重进也改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代替单纯的白白施舍钱粮、同时把原本要征发的徭役也暂且减免一些，拿出粮食布匹雇佣百姓重点重修金陵、扬州、寿州、滁州、润州、和州的城防、官道，乃至滁北的清流关、和州西南的大胜关等一些险要关隘。在免费赈济、征发徭役的策略改为以工代赈后，淮南百姓干活的积极性也被充分调动起来。年底之前，金陵城和扬州城的城墙便被基本修复了，这个过程中吴越人从湖州、苏州地区就近提供了数万吨的土法水泥，也给工期的缩短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
钱惟昱和李重进在殚精竭虑消化灭亡南唐后的胜利果实的同时。在汴京城内，柴荣死后的这几个月赵匡胤也没有闲着。
九月，赵匡胤上书周帝柴宗训，暗示自己多年来均为张永德属官，如今因为先帝赏识，以至于功劳奖赏不等、反位在张永德之上，心不自安，恳请柴宗训略抑其官、升张永德爵禄。柴宗训不过是个七岁孩童，如何懂得这些事情？奏表送上去之后，也是符太后御览而已。符太后不能主见，又觉此事机密，不宜张扬——若是张扬，一旦事情不准，将置张永德于何地？
故而符太后仅仅召见宰相冯道、范质、王溥三人密议此折——原本在这个年头冯道早就已经因为“太宗自是太宗、陛下自是陛下”那句顶撞柴荣之言、被柴荣发配去当山陵使，以致郁闷而死了。但是如今因为冯道依旧发挥着“长乐老人”的不倒翁姿态、为人谦退平和、与人无争，故而得以79岁高龄依然健在，至少从地位上来看俨然是朝中文臣之首。
范质、王溥见此密折，但唯唯而已，退冯相先发表意见。冯道深思熟虑之后，对符太后说出了一番“自古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若臣疑于君而不反，复为君疑而诛之；若君疑于臣而不诛，则复疑于君而必反”的道理，意思是对于张永德纵然此先绝无二心，既然先帝已经将张永德压下去了，那么哪怕没有二心也生出了怨念，绝不能原位提拔回来。但是为了不得罪，不如给张永德另易其位升赏、一方面不让其与赵匡胤互有统属关系、免得张永德和赵匡胤互相尴尬生出事端；另一方面在头衔爵禄上重赏张永德。
这番八面玲珑的处置范质和王溥也看不出问题；符太后一个妇道人家更是觉得冯相此计老城某国。不过数日，便以柴宗训名义下诏，将张永德从“殿前司诸军都指挥使”提拔为“侍卫司都部署”，也就是从殿前司禁军的三把手、提拔为侍卫司的一把手。理论上这是一次升了整整一级的拔擢，因为理论上殿前司和侍卫司是平级的禁军单位。
但是实际上，侍卫司待遇、兵员、装备都不如殿前司，因为侍卫司相当于吴越国的内牙军、殿前司相当于吴越国的亲从都，前一个是先帝郭威手下老人留下来的遗产，不是柴荣后来提拔的嫡系，所以在柴荣在位的那六年里，所有建军资源都是往殿前司投入的。从兵力上来看，殿前司如今满员应当有禁军14万人、实际常年在编11万人左右。侍卫司满编8万人，如今实编仅5万人、刨除掉留给李重进2万人马防备淮南的之外，在京的侍卫司兵马仅有3万人马。而且侍卫司现存的骑军规模只有殿前司的五分之一都不到，在机动作战力量上差距更大。
所以，经过这番调拨之后，张永德名义上回到了和赵匡胤平级的程度，实则不过是“牛后换鸡口”而已。为了进一步显示对张永德的荣宠，柴宗训升张永德检校太尉官职、加封卫国公、食邑两万户、食实封三千户。用一个公爵的头衔，把张永德供起来。
赵匡胤此举，看上去把张永德从自己的三把手弄到了另一支独立军队的一把手位置，貌似对于赵匡胤的势力没有形成什么好处，但是后面的一连串动作，就看出了其中差距：张永德调到侍卫司之后，在殿前司中别说威望功勋比赵匡胤高的人，哪怕是和赵匡胤旗鼓相当的都已经找不到一个了。而且张永德的平调自然也会牵动几个原本在殿前司当职的张永德心腹陆续调动。赵匡胤对于因为这些调动而空出来的职位任命权，拥有了绝对的影响力。
显德六年十月，当年赵匡胤“义社十兄弟”中的慕容延钊被提拔为殿前司副点检、也就是充任赵匡胤的副手，并加“北面行营招讨使”官职，名义上是“帮助”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防备契丹。但是实际上鉴于符彦卿是符太后的亲爹，这个部署是在监视谁也就不言而喻了。
对于符彦卿，监视的同时也要给个甜枣。慕容延钊占了殿前副点检和北面招讨使的坑之后，赵匡胤马上把他的二弟赵匡义从一个普通的殿前司骑军指挥使上再升一级，升为控鹤厢都虞侯、配属给慕容延钊一起带兵去河北。赵匡义的老婆是符彦卿的三女儿、也是符太后的亲妹妹，所以这般部署相当于是赵匡胤在暗示符彦卿：不管谁当皇帝，你老符都是国丈待遇。（从这里可以看出，符彦卿此人也算是一个奇人了，和独孤信、藤原道长一样，都有三个女儿当皇后的命）
显德六年十一月，赵匡胤再次下手，把“义社十兄弟”当中另外两个绝对铁杆石守信、王审琦也提拔上来。石守信为殿前司诸军都指挥使，也就是顶替张永德调到侍卫司去之后空出来的那个位置。王审琦为诸军都虞侯。其余李继勋为马军驻军都指挥使，全部各有升赏。殿前司的十余万大军，在三个月的人事调动中，渐渐成为了赵家军。
第342章 发现澳洲
显德六年，很快即将走到尽头。钱惟昱一边忙着治理吴越国内政、消化赣北占领区的胜利果实；一边还要大力资助淮南李重进好生重建其根据地，为即将到来的赵匡胤篡周自立做好准备。
按照原本的历史，到了来年正月初的时候，赵匡胤就要动手了。关于一些历史书上美化的、关于陈桥兵变是赵匡义和赵普临时起意策划、而赵匡胤事先完全不知情、事发当天也确实喝多了酒酩酊大醉任人摆布这种说法，钱惟昱是肯定不信的。事实上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信——
陈桥兵变的诱因，便是显德七年元旦那天，朝廷接到边关急报说北汉联合契丹大军，趁着柴荣新丧的机会南下大举入侵，符太后妇道人家慌了手脚，问策于宰相范质，范质言道应当派遣赵匡胤统领殿前司禁军全部及侍卫司一部北上抗辽。这个借口为后来赵匡胤夺权成功铺平了最后的道路。
因为赵匡胤虽然当时已经是殿前都点检了，但是在和平年代将领没有皇命也是不能随便就调动大军的，而且枢密院不正式下令出兵的话，殿前司禁军也无法支领出征所需的粮草，后勤上会受制于人。而正是北汉联合契丹入侵这个消息，让赵匡胤有了一个先把大军调动起来、并且扫平后勤障碍的借口。
问题是，最终按照宋史的说法，赵匡胤在陈桥驿被赵普、赵匡义“临时起意”、“在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拥戴、回军汴京篡周自立之后。那支本该“南下入寇”的北汉契丹联军就莫名其妙地“闻圣天子得国、自行遁去”了，宋军也无需继续北上抗击辽军了——如果辽人在柴荣死了半年都要南下趁火打劫，而南朝临时发生改朝换代这种大事之后却自己退兵走了；那契丹鞑子得是多么的“国际主义精神”啊！为了配合赵匡胤演戏夺权，居然靡费钱粮配合设局！
所以，即将发生的篡周之事，可以肯定赵匡胤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的，历史上的柴荣比本时空早死了一个多月，也就是说柴荣死后赵匡胤各种人事布局、调动升迁、犒赏将士、收买人心一共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准备，才把李重进张永德等原本世宗死的时候威望比他高的人在禁军中的影响都洗掉。如今既然准备地时间短了一些，那么钱惟昱估计真的到了动手的那一刻，说不定还会稍微多费一些周折，至少不会像历史上那样，只有侍卫司副都部署韩通一个人为后周王朝死于国难。
或许有人会问：赵匡胤不会延迟一阵子再动手么？这一点钱惟昱通过多年被北朝局势的观察，那是丝毫不担心的：既然已经推定陈桥兵变是赵匡胤从头到尾通盘预谋的，那么历史上“辽国入寇”的消息之所以刚好在大年初一传到汴京城、让宰相范质和王溥二人不得不仓促在一天之内议定派兵决策、次日大年初二就由赵匡胤带兵出征、走到陈桥驿歇息后大年初三黄袍加身——这一切肯定都是赵匡胤精心挑选好的时间点。
钱惟昱代入赵匡胤的角度、如同围棋高手复盘对手的用心那般反复思忖。很显然，赵匡胤在年初一到年初三这几天动手，可以带来好几个优势条件：首先，就是过年的时候百业歇息，大军进城出城扰民会少一些，赵匡胤在控制部队成功后回汴京之前，就一再“严敕部众不得劫掠府库百姓”，挑在过年的时候动手，自然可以让百姓少一些惊扰，多收拢一些人心。而且古代消息传递慢，如果平头百姓闷头在家过年不出门串门的话，说不定改朝换代了都不会第一时间知道。
其次，过年的时候，按照后周旧制朝臣五品以下皆休沐。掌管情报的职方司等衙门也不会常年有人待命——所以那个关键的“辽国入寇”的假情报才能顺利欺骗一时，并且在欺骗成功后，宰相范质王溥还没处去快速求证，想决策也找不到多少幕僚或者懂军事的人一起讨论。因为军情紧迫，最终只能由范质王溥这两个不知兵的文官拍大腿决策派兵。如果不是赶在大年初一早上，很难想象这种假军情骗过满朝的难度会大多少。
很显然，赵匡胤不可能放弃“辽国入寇”这个重磅假消息对他大业的促成效果。因此，他很有可能依然选择在显德七年的大年初一开始动手。
事实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