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沧海-第1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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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4章 争学汉语
钱惟昱和源满仲的会面，可算是想谈甚欢。一开始他只是本着人家既然把长子源赖光派到自己身边做事、作为一种接纳联合的投名状，那自己总该投桃报李的考虑。在钱惟昱最初的想法看来，只要给源赖光准备一份厚礼，约摸在日本能够卖上几万贯钱钞，让源满仲在太宰府过得滋润一些，也就够了。
不过细细详谈了两日，尤其是在博多附近观摩民生风物、几方充分交流之下，钱惟昱也算是认清了如今日本九州岛上的政治和实力形势。这些，都是他前世的历史知识不可能告诉他的，只关心商业情报的蒋氏商会也不一定能收集齐全。
首先，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这个时代的九州确实还非常不发达。略微富有一些的，就是肥前、筑前、丰前三国。与之对应的三后国便要穷困很多，至于南九州三国，则完全是隼人蛮夷的羁縻州——此前钱惟昱之所以没有感受到这一点，主要是汉人海商会到的地方，多多少少都是富庶的，只有汉人到不了的阴暗角落，才会有那些落后蒙昧的存在。
其次，钱惟昱两年前走的时候，一度以为源满仲是个和他一样混得春风得意步步高升的成功贵族。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他出任太宰大贰的时候虽然品级确实是提升了，但是实质却是有些类似于后世北宋朝廷党争时候、王安石把苏东坡“升官一级、发配崖州当观察使”的意味。
也就是说，源满仲也是对现实不满的那一批贵族了。人这种生物，有想法就好，就有利用的潜力，怕的就是你无欲无求。源满仲这两年来愈发的“求田问舍”、在北九州利用武力保护税赋名入、征得钱粮继续扩充庄丁私兵，也不无依靠实力来对抗朝廷那些虚妄斗争的意思。
摸清了源满仲的实力和企图后，离开博多时钱惟昱就非常大方地送了源满仲五百张神臂弓、五百副铁鳞甲、一千柄十文字枪，以资其扩充武力。打好“太宰大贰”这张朝廷给的牌子，切实扩充地盘——日本自古没有实用弩类兵器的传统，用的最多的就是麻绳为弦的竹胎复合弓，所以神臂弓这种利器，在如今这个时代自然是犀利非常的。
作为交换，钱惟昱也向源满仲摊了牌、划分了势力范围——丰前、丰后、筑后三国钱惟昱绝不染指，当地豪族武家原本有“不服王化”的，源满仲可以任意对付，免得他的政令只能在筑前国那狭小的范围内有效。
至于肥后国，以及肥后国以南的隼人族三国，来年钱惟昱便有可能弄一支“殖民军”来解决当地人“不归王化”的问题。到时候，必要的政治借口、比如“隼人族在边市当中作乱在先、对汉人海商杀人越货啦”之类的东西，还是需要通过源满仲这个太宰大贰的口径来对外宣传的，为钱惟昱的军事行动批一层更加正当合法的外衣。
打点好了源满仲这里，钱惟昱自然要去蒋正明那里再交代一番——如果来年有时间派出一支偏师收服南九州的隼人三国，那么，少不得要在肥前先大量囤积粮草辎重、诸般军需。纵然打仗的事情蒋正明帮不上手，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则正是他们这些跟着钱惟昱混大的豪商拿手业务。
因为走海路从博多到长崎需要绕过五岛海域，所以还是策马而去比较快一些，钱惟昱也就把船队留在博多盘桓一两天。这两地不过一百多里远近，策马大半天就可以到。
肥前一国，两年前钱惟昱刚刚接手、丢给蒋正明经营的时候，不过三万多民户、十七万人口。而且没有什么明显繁荣的大城市。如今区区两年，长崎开埠，一城便吸纳了八千户、四万人口，俨然已是西国第一大港。
行到长崎，还没入城，便可以看到络绎不绝的骡马、牛车，驮载着一车车沉重的货物转卖四方。乡野之间的名主、田庄代管，也养成了凑趣地习惯，但凡丰年有余粮、鱼虾昆布，时令菜熟，便拉进城里，寄希于汉人海商船队能够出航之前多补给一些消耗品。
而且，最让钱惟昱震惊的，还是两件事。第一件，是他在长崎看到了汉式城池那样的围墙——这绝对是整个日本除了平安京和平城京之外，第三座有城墙的城市。
第二件，便是长崎四野散布地那一座座新式、简单而实用的学堂。略一观摩，便让钱惟昱由衷欣慰。
……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余成岁、律吕调阳……”
一群年纪从十几岁的少年、到三四十的中年、甚至还有个别老翁的奇怪读书人，穿着各异的服色，在一座土墙茅顶的陋屋内，咿咿呀呀地念着放在中原只有三尺童蒙才会去读的粗浅《千字文》。
这间陋室破则破矣，不过却好在足够宽敞，想来在这里办学的人，当初也是想到了来读书的人有可能会很多。如今这里足足挤下了一百多号人，其中一小半没有座位，甚至只能沿着土墙站在窗口听讲。仅有的一个教谕看上去头发花白，学问也不咋地，只是在那里摇头晃脑听着众人按照教的词句诵读。
教谕的身后有一块黑漆的粉板，可以用石灰棒在上面写字。粉板正上方，悬着一方朱漆黑字的匾额，上了两道清漆，显得略微有些油光发亮——这也该是整间屋子里唯一上清漆显得光泽熠熠的东西了——上面书写着四个正楷的大字“训民正音”。而下面众人也少有桌椅，却放着不少筛子一般的扁箩，里面铺着细细地海砂，显然是反复习字的沙盘。
如果说这一幕足以说明此地文教昌明、贩夫走卒都愿意读书的话。那么要是告诉你这一幕发生在肥前国的长崎港，定然会让汉人当中的学究们惊讶得掉了下巴。
读了半晌，众人堪堪念了约摸二三十句四字短句，想来是这个月的教学进度也就只到这里，于是大部分人便可以自己在沙盘子上用树枝写写画画，比照着粉板上那些人脸大小的样字抄写。其中约摸有一二十个，是这两三日内新来读书的，这时候便要接受考校了。
只见那学问粗浅的教谕走到后排，对着一个看上去朗朗上口、但是明显心口不一的少年人“pia”地一打戒尺。随后拿出一张字纸，问道：“这个字怎么念？”
那少年被教谕打得一惊，原本正好念到“寒来暑往、秋收冬藏”见到教谕手上一个字形相对冷僻的字眼，有些吃不准，便懦嘘着不敢说。
教谕扫视着旁边几个新生，指着一个中年人问道：“他答不出来，罚用树枝在沙盘上反复抄写这十句文字二十遍。你说，若说不上来，一并责罚，相互监督。”
那中年人赶忙擦了擦眼睛，仔细看了一下，肯定地回答道：“念‘昃’字。”
“按《汉和字典》，如何拼写？”
“该是拼作‘ぜ’（ze）。哦对了，是‘去声’的‘ぜ’。”
“pia～”戒尺重重地敲在那个中年汉子的手上，随后教谕便黑着脸，转向另外一个新生。有些少年人还仅仅是答不上来，也就罢了，只领到了罚抄的惩戒。而另有三四个中年人甚至上了年纪的新生，则往往是答成了“ぜ”或者“じ”（zi）、“ぞ”（zo）之类的音，然后都额外收到了重重地戒尺责打。
“森（sen）塞（sei）……唔，先生，这个字该拼作じ（zi）え（e）‘昃’（ze）。”
终于，又问道一个十岁出头的少年时，这少年一开始似乎被教谕反复戒尺责打给吓怕了，居然喊出日语音的“先生”这个词发音，后来见教谕神色不善，马上改口用汉语的语音纠正过来，然后用工工整整的《汉和字典》切音法，把“日月盈昃”的这个“昃”字拼读了出来。
那教谕一开始听到“森（sen）塞（sei）”的时候脸都快黑了，后面见对方马上改口，而且拼读对了，这才露出一副和蔼的表情：“这便对了——万不可觉得你们少年时候记熟了那些粗陋随性的伪假名，便一直那样错用下去。原本你们那五十伪假名标注的音节，我大吴越国广陵郡王殿下新纂的《汉和字典》上，只要十四个新假名，便可以抵得五十个旧假名。即使旧假名一个音直接就能读出来的，也不许投机取巧，必须按照新法，一丝不苟地拼读。还有，你们平素说惯了日语的，只能分辨平声和去声，但是阴平阳平之间，往往分不出来，转声去声，也是懵懵懂懂，这些都要仔细了！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一众新生嘈嘈嚷嚷地回答，显得虽乱却有些争先恐后。
没办法，有些东西必须争先恐后。如今这个时代，日本的平民税赋负担可是很重的，朝廷的国税虽然几乎形同虚设了，但是普通贫民是没有丝毫领地的，只有租种名主的“名田”过活。而名主的名田抽取的地租，动辄便是三抽一，比中原朝廷十五税一重了五倍。
而现在，在肥前国治下，蒋国司居然下了敕令，说是但凡一年之内认全五百个汉字、会用汉音日常说话的，便免了当年租种国司名田的租税，若不是农户而是工匠，则免去一年的徭役派差。一年认全一千个字、而且会用全部新假名拼音法的，则租庸调一切行政义务全免、为期三年！
如此优惠之下。肥前国的日本人，哪有不拼了命的学汉语的。而且还别说，如今国司大人请了好几十个老儒作为教谕免费教书、还筹了一百套《汉和字典》、供各处现场借阅研读，这般好的免费读书条件，却是去哪里找？学了汉语可以给汉人豪商的商座货栈、作坊工队帮工办差、比在日本人的作坊里做事，起码收入倍增……
偏远的乡下暂时还说不得，若是光看长崎城内，八千民户起码有四五千人已经在学说汉话了。想来按照这个速度，不出两三年，那便是每家每户至少挑的出一个说汉话的。
语言这种东西，是有从众效应的，如果形成了语言环境，学起来便快得多。就好比同样一个人，丢中国的大学里学半年英语，和丢到殖民地国家学半年，效果进度迥异。日本人训民正音学汉语也是一样的道理。等到每天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说汉语的人实操之后，进度就会以网络结构的张力迅速加快。
第225章 大名起源
在日本史小白眼里，似乎日本从上古时代直到明治维新为止，都是被一群“大名”所割据并实际统治的。以至于后世看穿越小说的时候，都能看到一些小白写手写的隋唐航海文，里面主角到了日本后，居然有和当地各大名结交的白痴情节。
对于老白来说，他们对于“大名”的认识，则会严谨一些，一般觉得大名是随着幕府时代的开启、武家政治的确立，而应运而生的。这种认识相对来说要靠谱一些，不过对于一些历史的演进过程，似乎还是一团云雾。
那么，大名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在这一次来到日本之前，因为对畿内地区以外的日本偏远领国几乎没有深入了解、山阴的几座银山虽然在钱惟昱直辖管理下两年、却几乎是施行的汉制，所以钱惟昱对于日本的社会形态制度也知之不详。经过在博多、长崎等处，深入地以太宰府和具体的肥前国司等多个角度体察了西国的民情，才算是对这个时代日本中下层的情况得到了一个详实的认识。
在平安朝之前，是奈良朝。奈良朝国初时分，和中原的唐朝初年时间基本相当，也就是约摸高宗和武后夫妇当政的年代。当时借着“大化革新”之余威，日本建立起了最早的封建税赋和生产制度——班田制，来取代原始的奴隶主庄园制。班田制要想展开说，会占用大量的篇幅，所以就不细讲了。
一言以蔽之，班田制是一套类似于中国两晋南北朝时候均田制的制度。也就是所有土地收归国有，每个公民由朝廷按照人口发给土地耕种、然后按照唐朝的租庸调制，对公民直接收取租税。只是日本地狭田少，所以在《班田收授法》中规定的男丁和妇人所能得到的分田数量，足足比中原的均田制少了一个数量级。
班田制成功运行了将近两百年，贯穿整个奈良朝和平安朝的前一百年。那是日本天皇式中央政治的黄金时期，因为国家的税赋都可以集中到中央，朝廷富庶远胜日本历史上其他时代。但是因为损害了地方庄园主势力和贵族势力，自然会遭到反扑。班田颁发下去后，渐渐地公民死后却因为种种阻力、作假收不回来，逐步成为贵族领主的私田。
到了平安朝中期以后，按照《班田收授法》规定，政府每隔6年都该对新成年公民进行授田，但是因为常年只授得出去、收不回来，朝廷就没田可以发了。到了距今一百三十年前，嵯峨天皇在位的时候，班田的实际时间间隔从法定的6年拖长到了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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