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沧海-第1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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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几笔可比的。
钱弘亿这一次之所以让钱惟昱吃惊，是因为他又给钱惟昱的王叔钱弘俶上了一封奏折。由于在信州有钱惟昱的撩浅军、发丘营，钱惟昱自然在那儿有自己的消息渠道。钱惟昱拿到这份奏折的大致时间，基本上和他王叔钱弘俶只是前后脚之差而已。
那封奏折的内容概括起来其实很简单：那就是钱弘亿向钱弘俶说明了，他在信州、虔州、建州等处因为今年的那些大规模建设工程里面，采用了新式记账法和工程量审计法，试行了小半年之后效果非常良好、节省了大量的人工和钱粮，工期也比预期快得多。
但是施行了新的钱粮管制措施之后，因为发现劳役人工的使用不便管理、为了进一步减少官吏私用民夫徭役干私活，因此平南军节度使麾下各州试行了一套新法，那就是废除免费的徭役、一贯以政府出资的工役银替代、雇佣民夫干活。试行之后，发现这套办法效果不错，因此希望奏陈大王、全国推广。
这个办法其实也不算多么创新，因为吴越国数代以来，本就有荒年时候遇到大规模水利工程时候“以工代赈”的成例；到了后来，钱惟昱出任镇海军留后、节度副使那几年，这种措施更是被有意识地广泛应用，哪怕不是荒年，没有灾民等社会不安定因素的劳动力富余出来，钱惟昱也会这么干。所以说，这种具体操作的手法，钱弘亿不过是留了个心眼观察、把钱惟昱的手段学去了而已。
而以工役银子替代原本历朝历代采用的无偿征发劳动力旧办法，在“复式记账法”和分部分项工程量审计法之下，也确实更便于管理、防止贪墨——道理很容易理解，原本在随意征发徭役的时代，中央要求征发一千人的民夫进行工程施工，或许层层摊派下去之后，下面执行层的官吏就有可能征发一千二百人、一千三百人。
因为人工在古代是不入账的、不计算成本的，所以多征发的劳力也不容易被发现。而这些人的劳动力就被各级官府挪用过去，用于给达官贵人起园子、造庄园、用于私人用途的大兴土木。隋炀帝修个大运河，被指责动用了天下两三成的壮劳力，但是这当中，有多少百姓的血汗，是被各级官僚挪用了呢？
采用工役银法之后，官府就被彻底剥夺了无偿征用劳动力的资格、以后凡是有政府工程需要大批劳工，就只能由政府财政出钱雇佣民夫，让这些人从徭役变身为近代意义上的工人。而既然是用钱雇佣，那么财政支出了多少工钱，就只能招募到多少人，一旦挪用了，原本的正事儿工期就会赶不上，自然会被审计查出。
但是，这一次钱弘亿的奏请之所以要命，是因为他在奏疏里希望把原来作为临时性措施、事急从权的事情，当作一项常设性制度来实施，甚至以此为契机，提出对吴越国税法的改制！这个改制的主要措施，就是从制度上废除朝廷对人民“征发徭役”的权力，至于是否以田税或者别的部分财政收入填补这一块人民应该承担的义务，则另行讨论。这项法子，会堵上多少官僚豪绅私用民力的缺口，断了多少人的特权和财路啊！
……
“莫非十叔也是个穿越者？知道‘摊丁入亩’这个乱世之中极大刺激人口增长的秘法？不可能啊，如果他知道的话，肯定想要称王争霸、怎么会敢把这种东西抛出来，把所有的基层官僚和地方豪绅阶级都给得罪了呢？”
钱惟昱一个人反复揣摩着钱弘亿的这份奏折。这其中的内容，其实颇有后世直到鞑清一朝才实施的“摊丁入亩”之法的影子，和王安石的《免疫法》、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也颇有相通互补之处，只不过做得远远没有“摊丁入亩”之法彻底。
按照唐代的租庸调制税法，人民的税赋负担主要是三块：租是田租，按照占田数和理论占田数收取，庸就是人头税，以缴纳布匹丝帛织锦为其形式——因为在唐朝的时候，丝织物也是可以作为硬通货币使用的，所以缴纳锦缎丝帛，就相当于是直接交钱了；至于最后的调，那就是征发徭役了，以劳动力作为支出、每年免费给政府干一个月的活。
同时如果政府有多征募徭役的需求的话，还可以用增“调”来抵扣租税。按照唐法，每个丁壮每年应该服徭役的时间是一个月，但是如果政府工程急需的话，官府有权延长徭役期限到两个月，只不过要把原本百姓应该承担的“庸”给免除。如果还不够，最多可以延长到三个月，那样的话，当年的“租庸”两项就全部彻底免除。
到了唐朝末期，租庸调改成了两税法，按照夏粮收获和秋粮收获的季节分两次纳税。但是两税法并没有彻底改变租庸调制时代的三种成分结构，依附在人身属性上的人头税和徭役依然没有废除。后世到了北宋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免役法》也不过允许百姓缴纳银子换取不服徭役、由政府花这些银子雇人代替服役。
钱弘亿上书的法子，直指了徭役的废除，相当于是把租庸调当中的调给废了，只剩下租庸，其中庸仍然是人头税，但是相比以前，好歹是依附在人头上的负担减轻了一半。
自古以来，但凡减免了按照人头抽税或者抽徭役的时代，人口都容易出现井喷式的增长，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按照人头抽税的情况下，多生一个男丁就多交一份人头税，穷人在生育问题上自然要掂量掂量，不敢随便生。明朝巅峰人口一亿多、到了鞑清晚期三四亿，这里面的差距固然有土豆作物带来的增长，“摊丁入亩”所导致的人头税废除一样非常重要。
钱惟昱抱着钱弘亿的奏折在那里翻来覆去地看了足足两个时辰，这里面的每一句话对于他来说都很好理解、粗通易懂。但是自己一方该如何应对、才能既搭上这个顺风车、捞足好处，又不会跟着十叔一起得罪人，伤及自己的支持率，实在是一幢非常令人头疼的事情。
钱惟昱想着想着，居然趴在书桌上沉沉睡去了，只剩下一灯如豆，在那里散发着光和热。周娥皇和蒋洁茹原本已经退去后宅，不打扰钱惟昱做正事儿，后来到了晚膳的点依然不见他出来，娥皇这才打着一盏蒙了纱的气死风灯，悄悄回到钱惟昱的书房看视。到了屋里，书案上摊着的那份被翻来覆去看得有些皱巴巴的密信立刻映入了周娥皇的眼帘。
周娥皇性子跳脱，颇有些女王意味，自然不如蒋洁茹这般心中时时有“妇人不可干政”的谨慎和警惕。见钱惟昱这般踌躇不决，便直接拿来反复看了几遍，大略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儿。心中有数之后，周娥皇便把钱惟昱推醒。
“不过这些事情，有什么好烦忧的，先去用晚膳吧，一会儿再想便是。”
如今蒋洁茹也是事情繁忙，毕竟火药刚刚投入使用，日本那边开金银山的进度也快了不少，许多生意上的事情都要钱惟昱身边绝对可信的人多盯着点儿。因此这段时间钱惟昱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一日三餐都不能吃到小茹亲手的手艺了，只能让府上厨子对付着做一些，偶尔十八娘也会帮衬着，不过以她的年纪经验，如今手艺还远不能和小茹比就是了。
味同嚼蜡地吃着嘴里的吃食，钱惟昱的心神还没有从刚刚睡醒的困顿中舒缓过来，同席的娥皇看得又好气又好笑，放下筷子也不顾食不言寝不语的训示，淡然地说道：“你不理解你十叔为什么会如此做，那不过是因为你没有去过江南西道的贫苦之地罢了。地隔百里，民俗不同。虽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然则光读书、不知民情，也是不能治国的。你这般顶聪慧的一个人、还浮海去过日本、琉球，下过闽南，难道便不能明白这些道理么？
姐姐虽然是妇人，见识不多。不过好歹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当年家父被宋齐丘陷害、发往洪州出镇的时候，也是见过江南西道那般民风彪悍、生计困顿、占山为王者比比皆是的景象的。如果你也和十叔一样，移镇平南军节度使过，就知道在那里站稳脚跟，一定要懂得讨好穷苦之人，而不能如在两浙这般，专以仰仗豪绅巨贾治平天下了。
自古变法之事，最忌以一隅之乡土情势妄自揣测天下。商鞅之法可适于西北民风彪悍之地建功立业，然六国一统之后，以此法御天下，便民怨四起；隋炀创科举，于门阀世家凋零之南朝故地，便可畅行无阻、使南人读书之风炽烈，而北朝门阀盘根错节之地，却难有可为，不过皆是时移势易而已。”
第210章 修真主义路线
商鞅的下场是什么？变法虽成，他自己却被腰斩而死；王安石的下场是什么？虽然得到了善终，但是司马光上台后尽废新法；苏轼虽然是个实干派，或许在王苏司马三人中最为冷静，最为谋国，可惜不会自谋起身，太过君子，结果被人算计得于凄风惨雨之中病逝。至于后世的张居正，一条鞭法只推行了多久？身死之后，全家都被万历皇帝抄没。
自古以来，变法成功者有之。但是变法的推行者本人，往往会因为得罪了太多人而不得善终。精于以史为鉴的钱惟昱，自然知道这种事情不能强出头。他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干大事不是为了造福人民，只是想要自己子子孙孙永世富贵罢了。如果一项改革他参合进去了、对人民有利了，却会导致将来他王叔挂了的时候，没人支持他，那么就划不来了，这种事情以钱惟昱的极端自私性格是绝对不会去做的。
不过，周娥皇的话语，着实点醒了钱惟昱的思路，给他打开了一扇思想的窗户。
是啊，在钱惟昱看来，推行什么废除徭役、甚至进一步废除人头税、将来再玩“摊丁入亩”，把人头税部分的钱粮加到依附于田产的田赋里面，这样的活计，肯定是要动摇一个统治者的根本和支持率的。
如今跟着钱惟昱混的都是些什么人？就拿蒋洁茹背后的蒋家来说，人家蒋衮没有亲生儿子，把最出色的长女蒋洁茹送给钱惟昱做妾，自然是希望钱惟昱罩着蒋家的。那蒋家就是一个拥有数百条大型海运商船、好几座港口和数十万顷殖民地田产土地的超级大资本家、“大土豪劣绅”。除了蒋家，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要是钱惟昱果断推行这种策略，定然会让内部人心浮动。
但是他十叔去了江西，情况就不一样了——当初李弘冀活着的时候，派刺客来刺杀他，那刘茂忠、申屠令坚等，就是赣南大盗出身，连卢绛这种在江西算得上世家子弟的人，一样免不了沾了一身匪气。所以说，在那种地方要想建立好统治，一个拉拢社会底层穷人的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纵贯中国历史，大凡出农民起义的地方，最多的就是陕西河南，南方的话就只有江西安徽，都是穷得不行的地方。后世的历史书往往一句“官逼民反“，就把所有农民军都肯定了，不管你是屠城狂人张献忠还是吃人狂魔秦宗权，统统可以洗白，这样的史观让钱惟昱的眼光被掩盖了很多，反而没能如同古人那般在某些问题上看得分明。
比如，拿事实说话，隋唐以来，历朝历代哪里的土地兼并最严重？毫无疑问肯定是江浙一带，看看明朝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不就是江浙的失地农民多了，才转变为织工、机户等大规模手工业从业者的么？
但是为什么历朝历代，很少见到江浙一带被”大地主大资本家“压迫的工人农民起来闹事呢？为什么只有安徽出了个猪重八，江西罗霄山上挂了一片腊肉呢？为什么罗霄山上挂腊肉的时候，出身宁波的蒋校长依然把作为自己大本营的浙江建设得如此不错呢？按理说蒋校长这种落后反动的生产关系，不是应该比罗霄山区被解放了的人们更加“苦难深重”么？
（不要和我说方腊，方腊也是仙霞岭山区起事的，虽然从行政区划来算，是浙江。而且方腊本人的籍贯是徽州人。）
所以说，根本问题还是在贫富上面。只要一个地方有生产力、能够盘活经济。农民有没自己的地可以种，也是无所谓的事情，因为他们可以有别的手段维持生计，而农民起义永远只和绝对的贫穷挂钩。
……
“姐姐真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啊。想来十叔在江西这半年，着实是过得不容易呢。这得被穷人逼到什么份儿上，才会痛下决心如此这般改革啊——说不定，肯定是年初十叔想要征发徭役大兴土木的时候，那些赣南民户都往罗霄山仙霞岭武夷山山区里钻，当了逃户，十叔无法禁制，这才痛定思痛……有师姐这般贤惠的内助，足可盖过长孙皇后了。”
钱惟昱所言，虽然不是亲眼所见，不过如果钱弘亿正在当面的话，一定会对自己这个侄儿的知微见著有更深的认识。因为他想通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