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战争通史-第25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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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争 安庆之战
1860年（清咸丰十年）9月至1861年9月，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太平军为保卫安徽安庆与湘军展开的一场战略性决战。
安庆自1853年6月为太平军占领后，是仅次于天京（今南京）的政治、军事中心。1858年5月九江失陷后，又成为天京上游唯一的重要屏障，一旦有失，湘军便可直窥天京。1860年夏，正当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参见二破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州、常州之际，湘军统帅曾国藩和湖北巡抚胡林翼统率湘、鄂军水陆师5万余，自湖北大举入皖，连陷太湖、潜山、石牌（今怀宁），直逼安庆。道员曾国荃率湘军陆师万余人相继进扎安庆北面的集贤关，与提督杨载福部湘军水师4000余人担任围城任务；副都统多隆阿、按察使李续宜率湘鄂军2万人驻扎桐城西南挂车河、青草塥，阻击太平军援军。6月20日，杨载福水师攻陷安庆东路要地枞阳镇（今枞阳县），安庆被合围。是年秋，曾国荃督军在安庆城外掘长壕两道，前壕围城，后壕拒援。时安庆由受天安叶芸来、谢天义张朝爵率2万余人驻守。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后，天王洪秀全等决定俟东征苏、常胜利，即沿长江上取湖北，迫使湘军回撤以解安庆之．围。9月下旬，洪秀全从江、浙战场调集兵力，分五路由大江南北并进，其部署为：英王陈玉成率军从长江北岸西进，经皖北入鄂东；忠王李秀成率军从长江南岸西进，经皖南、江西入鄂东南；辅王杨辅清、定南主将黄文金率军沿长江南岸趋赣北；侍王李世贤率军经皖南入赣东；右军主将刘官芳率军攻祁门曾国藩大营。五路中，陈玉成、李秀成为主力，取钳形攻势，预定于次年春会师武汉，以调动围攻安庆之敌。其他三路主要是牵制皖南和江西湘军，并伺机歼敌。
11月下旬，陈玉成联合捻军龚得树等部共约10万余人，沿江北进至桐城西南挂车河一带。时安庆外围湘鄂军不足4万人，陈玉成于12月上旬试图直接救援安庆，为多隆阿、李续宜所阻。1861年1月，陈玉成又分兵攻枞阳，欲打破敌合围，也未成功。3月初，陈玉成率部西进，入鄂东，3月22日在黄州会见英国参赞巴夏礼，轻信其不要进攻武汉的“劝告”，停止向武汉进军，转而进攻鄂北。4月下旬，陈玉成鉴于安庆被围日紧，又不见李秀成部如期入鄂，遂率主力离鄂回皖。李秀成对攻鄂不甚积极，所部经皖南入浙江，迟至1861年2月中旬才西进江西，6月上旬攻鄂东南，至中旬前锋迫近武汉。但得知陈五成部已回师东援安庆，便停止进军，7月上旬率所部撤出湖北，折入赣西北。1861年4月下旬，陈玉成弃鄂回皖，经宿松、石牌，于4月27日进至集贤关，逼近围安庆城的湘军曾国荃部，旋又分军扎营于城东北的菱湖，与城内守军相呼应。与此同时，天京当局鉴于“合取湖北”以救安庆的计划未能实现，决定派干王洪仁歼、章王林绍璋率兵直接援安庆，定南主将黄文金在进军赣北失利后，也率部自芜湖西援。5月1日，洪仁稚荑凹扒熬鹘馊缧⒙示？万余人进至桐城新安渡、横山铺、练潭一带，连营30余里，谋与陈玉成部会师，共解安庆之围。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闻太平军数路齐救安庆，急调湘军总兵鲍超部6000人自江西景德镇赴援。坐镇太湖指挥安庆战局的胡林翼也调总兵成大吉部5000人往援，并提出“南迟北速”，先打洪仁歼、林绍璋，后对付陈玉成的作战方案。月初开始，太平军与湘军在安庆外围展开激战。2日，多隆阿督兵万人进攻洪仁歼、林绍璋等，太平军败退桐城。6日，黄文金合林绍璋等督军3万进攻新安渡、挂车河，亦为多隆阿所败，退守桐城孔城镇。此时，陈玉成得知援兵将至集贤关，便留靖东主将刘仓琳等率4000精兵守卫赤岗岭各营，自带五六千人于19日赴桐城，会晤洪仁歼等，再谋解围之策。24日，陈玉成合洪仁⒘稚荑啊⒒莆慕鸬炔？万余人分三路进攻挂车河，又为多隆阿所败，伤亡较大，又退回桐城。驻守赤岗岭各垒的太平罕孤立无援，6月9日被鲍超部击败，刘跑琳及所部全部阵亡。7月8日，菱湖太平军营垒亦被曾国荃攻破，守军退入安庆城。此次救援又告失败，战局更加被动。安庆太平军被围年余，粮弹将绝，出城降敌者日众，形势极为危急。下旬，正在皖南的杨辅清应陈五成之约，渡江西援安庆。8月6日抵太湖，7日东进至挂车河之南，与驻桐城的林绍璋、吴如孝、黄文金部合攻挂车河多隆阿部失利，退至桐城。21日至24日，陈玉成、杨辅清率四五万人陆续进入集贤关内，扎营40余座，城内守军亦列阵于西门一带。25日至28日，太平军十余路猛攻湘军后壕，前仆后继，轮番冲锋十余次，均为湘军凶猛火力所阻，损失甚重。28日至9月2日，太平军又连连进袭，亦未得手。时城中粮尽弹绝，湘军乘势猛攻。5日凌晨，湘军于北城轰塌城墙，蜂拥登城，攻入城内，滥肆屠杀。叶芸来及平西主将吴定彩与万余守军全部殉难，安庆陷落。
点评：此战，太平军先后投入数十万兵力，最终归于失败，从战略上看，太平军为一城得失所左右，被迫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在战略上始终处于被动地位；同时，作战指导上亦缺乏坚定果断的决心和集中统一的指挥，且急躁盲动，终至城陷军覆，天京西线屏障遂失；战局随之恶化。湘军则以建瓴之势，乘胜东下，直逼天京，对整个战局影响极大。
中国战争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军民抗击英、法、德、俄、美、日、意、奥等国侵略军联合入侵的战争。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加紧侵华，而且不断策划瓜分中国。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中国北方兴起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1900年夏，京、津地区义和团的声势尤为浩大，引起列强恐惧。4月6日，英。法、德、美等国公使联合照会清政府，限令于短期内将义和团“剿除净灭”。5月底6月初，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八国又借口保护使馆和租界，陆续派军队进入北京、天津，各国军舰则集结于大沽口外，伺机进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使得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集团对义和团的态度发生转变，企图“用拳灭洋”，以维护其统治地位。慈禧任命支持义和团的端王载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调董福祥部武卫后军入京，配合义和团行动。6月10日，驻天津租界的八国联军2000余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率领下，分批乘火车向北京进犯，揭开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序幕。侵略军在廊坊（参见廊房之战）、落垡、杨村等地遭到义和团与清军的阻击围攻，死伤惨重，被迫败回天津。正当西摩联军受阻于廊坊地区时，17日，联军以水陆夹攻战术突袭天津大沽炮台。天津镇总兵罗荣光率部顽强抵御，因兵力薄弱，腹背受敌，炮台相继失守。21日，清政府正式向列强宣战。清军在直隶（约今河北）、京津地区共有兵力11。3万人。联军攻占大沽前，在天津租界有军队3000余人，在北京使馆区有军队和由教士、教民组成的义勇队600余人。攻占大沽后，联军不断增兵，最多时兵力达12。8万余人。列强为集中兵力对付北方的义和团和清军，并维护其在南方各省的利益，拉拢东南各省督抚实行所谓“互保”，从而使清政府的宣战谕旨在南方数省不能贯彻实施，分散了抗击侵略军的力量。在联军攻占大沽炮台的当日，天津军民开始向盘踞在紫竹林租界和老龙头车站的联军发起进攻。清军与义和团在兵力上占绝对优势，但缺乏统一的作战计划，进攻多限于炮击和袭扰，以致失去有利战机。联军由于兵力有限，只得分区防守，以图自保。6月底7月初，双方都增兵天津，联军增至近万人，清军增至2。4万人，另有义和团数万人。7月5日，直隶总督裕禄决定对租界联军实施三面进攻，以浙江提督马玉昆部武卫左军和曹福田部义和团由北面进攻老龙头车站和租界；罗荣光部淮军、总兵何永盛部练军及张德成部义和团从西面进攻租界；直隶提督聂士成部武卫前军从南面进攻租界。经数日激战，清军、义和团虽取得一定战果，但均未攻占预定目标。9日，联军向租界西南发起反击，聂士成在八里台督战阵亡。联军乘势攻占南机器局，后又退回租界。12日，联军在大批援军抵达后由防御转入进攻，13日，一部攻至天津东北城下，14日，另一部由南门攻入城中，天津陷落。
天津失陷后，清政府一面令从天津撤离的部队在北仓、杨村等地设防，一面调派其他部队增强北京及附近地区的防御。京津间清军兵力不下10万人。联军占天津后，决定集中兵力先攻占北运河两岸各战略要点，最后夺取北京。8月4日，1．8万联军沿北运河两岸北犯。5日至12日，连占北仓、杨村、河西务、通州（今通县）等地。13日由通州出发，分路进攻北京。时守城清军有六七万人，但没有统一部署和指挥，外不设兵阻击，内不构筑工事，以致广渠门、东便门、东直门、安定门、朝阳门于14日相继失守，联军攻入城内。15日至16日，城内清军大部溃散，仅部分爱国官兵和义和团坚持作战。15日晨，慈禧携光绪帝出西华门、德胜门，逃往山西。17日，联军占领北京全城，杀烧抢掠，无所不为。在天津军民与联军激战时，清政府即开始谋求与列强议和。8月7日，以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和议事宜。北京失陷后，27日又令庆亲王奕勖立即回京，与李鸿章会同办理和局。联军侵占北京后，为胁迫清政府无条件满足其侵略要求，又以北京、天津为中心，四面出击，至1901年3月，先后侵占了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西至娘子关的大片中国领土。9月7日，清政府被迫同英、法、德、俄、美、日、意、奥及荷、比、西等11国在北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此，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民族危机更加严重。
中国战争 灞桥之战
1867年1月23日（清同治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在捻军起义中，西捻军在陕西西安城东灞桥镇伏击清军的一次著名战斗。
高楼寨之战后，捻军继续流动作战，在山东、安徽、河南的广大地区不断打击清军。清政府命曾国藩部署镇压捻军。曾国藩先后实施“以静制动”、“聚兵防河”的作战方针，都归于破产。1866年12月7日，清政府改任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淮各军，负责镇压捻军起义。捻军方面虽然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长时间不停顿地流动作战，使部队得不到必要的休整和补充，同时又得不到任何友军的支援，战略上的被动局面日益严重。捻军领袖赖文光等深感“独立难支，孤军难立”，试图改变这一被动局面，于是在1866年10月决定将捻军一分为二，由张宗禹、张禹爵、邱远才等率部分捻军西进陕甘，联络陕甘回民起义军，以为犄角之势，是为西捻军。由赖文光、任化邦、李允等率部分捻军留在中原地区，与敌周旋，是为东捻军。
西捻军约有3万余人。在张宗禹等的率领下，1866年10月由豫东经许州、洛阳、陕州（今三门峡市西）、阌乡（今灵宝西北），于11月9日进入陕西华阴县境。署理陕西巡抚刘蓉当时正率1。4万湘军在陕甘交界处堵击回民起义军，在得知捻军入陕后，感到形势严重，请求清政府速派援兵。但左宗棠（刚被任命为陕甘总督）借口筹备粮饷，停兵湖北，踌躇不前。清军援军难以很快入陕，为西捻军的作战行动提供了有利条件。西捻军进入华阴后，立即西进华州（今华县）、渭南。刘蓉不得不将所部东调，对付捻军。11月14日，提督刘厚基率兵3000人由渭南东进，在赤水镇与捻军遭遇，一触即溃，败退渭南。25日，知府唐炯指挥湘军各营，分兵三路再次发动进攻。捻军于华州敖水东面的树林里设伏，大败湘军，歼敌近千人。
初战获胜后，西捻军乘胜西进，于12月14日进抵西安东面的灞桥镇。然后折向东南，占领蓝田县的泄湖、蓝桥等地。为了调动西安清军，后又佯趋商州（今商县）、雒南（今洛南）。待清军东向追击，捻军又北走渭南，并虚造东攻潼关之势。当湘军北上堵截时，捻军又迅速西进，摆出攻打西安的架势，并在灞桥十里坡周围村庄设下伏兵，布好伏击圈，等待敌军到来。
1867年1月23日，湘军追至临潼东北的新丰镇。捻军派出少数部队诱敌，与湘军且战且退，将湘军诱至十里坡。记名提督杨得胜、总兵萧德扬、提督刘厚基、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