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战争通史-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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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财富和资源，取得在中国的驻兵权及其他特权。1929年及以后数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势力崛起，加紧向外抑张，与英、法等国矛盾加剧。日本更欲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发动侵华战争，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驻军发起进攻（参见九一八事变）。执掌中国军政大权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正忙于剿共，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不抵抗政策，致使日军于4个月内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中国部分爱国军队和各界群众，出于民族义愤，自发进行了抵抗。这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开端。随后，日军于1932年进攻上海（参见淞沪抗战）；1933年进攻并占领热河（今划归河北、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参见长城抗战、热河抗战），继而侵入河北；1935至1936年侵入察哈尔（今划归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等省（参见绥远抗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各地中国驻军都曾进行英勇抵抗，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人民抵抗侵略者，积极发动和领导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至1936年，中共中央又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要求国民党当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协助张、杨两将军说服蒋介石接受容纳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主张，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内战得以停止。此后，又经多次谈判，形成了以国共两党为基干，包括各族各界群众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发动和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1937年7月7日，驻扎于华北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寻衅向北平（今北京）西南卢沟桥中国军队发起进攻，中国驻军第29军奋起抗击（参见七·七事变）。以此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
中国抗日战争，从作战地域、战略地位与战略作用上分为两大战场；以国民党领导的部队为主担负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为主担负的敌后战场。两大战场在战略统一下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构成抗日战争的总体。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为日军战略进攻、中国军队战略防御时期。“七·七’事变后，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向华北大举增兵，组成华北方面军；8月13日，又向上海进攻，组成上海派遣军，其侵华兵力达50万人以上，并有航空兵团和海军第三舰队相配合，企图凭借其优势军力和经济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中国当时陆。军兵力约170万人，但装备、训练、火力、机动力均远远落后于日军，空军仅有各种旧式飞机300多架，海军舰艇总吨位不足8万吨，且战斗力极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采取持久战的指导方针，以空间换取时间，消耗削弱日军，逐步积蓄力量，夺取胜利。7月底，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参见平津作战）后，即沿平绥（北平至归绥）、平汉（北平至汉口）、津浦（天津至浦口）铁路向华北各地进攻。中国军队节节抵抗。8月下旬，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又称第18集团军）由陕西开赴山西，加入华北作战，相继取得平型关（参见平型关战斗）、阳明堡（参见阳明堡机场之战）等战斗的胜利。10月，中国军队在太原以北之忻口地区组织防御，给日军以重创（参见忻口战役）。至12月底，日军先后占领保定、大伺、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石家庄、太原（参见太原会战）、济南；1938年1月占领青岛；2至3月占领临汾、运城、风陵渡。正面战场中国军队退守黄河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等抗日武装，在毛泽东制定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方针指导下，深入日军占领区的后方，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军，消耗其力量，切断其交通，并在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山东、河南等省，广泛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使游击战由山区发展到平原及河湖水网地区，箝制大量日军，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极重要的战略地位。淞沪会战爆发后，苦战3个月，双方伤亡很大。11月初，日军又以三个师团组成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威胁上海中国守军侧背，中国军队遂弃守上海后撤。12日，日军占领上海。继向当时中国首都南京进攻。国民政府迁往武汉、重庆。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被难中国军民30万人（参见南京战役）。1938年3月，华北日军与华中日军企图打通津浦路，沟通南北联系。中国军队在临沂、滕县等地顽强阻击，在徐州东北台儿庄歼灭孤立冒进之日军l万余人，史称台儿庄大捷（参见台儿庄战役）。此后，日军调整部署，以8个师团的兵力南北会攻徐州（参见徐州会战）。中国军队适时向西南方向撤退。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6月6日占领开封。徐州失陷后，日本大本营决定攻取武汉，以9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分路向武汉进攻（参见武汉会战）。中国军队在外围节节抗击后，主动转移。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与此同时，日军为封锁中国南部港口，阻止援华物资入境，于5月10日由海路攻占厦门。9月又以3个师团组成第21军，10月12日在广东大亚湾登陆，21日攻占广州（参见广州战役）。原在南方各省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于1938年初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自4月起向长江南北日军占领区后方挺进，在江苏、安徽、河南、湖北等省，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在东北，抗日联军一直在坚持斗争，箝制与打击日本关东军及满洲国傀儡政权。在华南，广州沦陷后，中共地方组织也积极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在广九铁路两侧、东江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这样，从东北、华北、华中到华南，凡在日军占领区内，到处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顽强战斗，形成了辽阔的敌后战场。
1938年10月以后，为中日双方战略相持时期，其间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契机，又分为两个阶段。日军经一年多作战，并未达到速战速决的目的，其国小兵少、入力财力物力不足以支持大规模长期战争的根本弱点已显露出来。于是，日本政府和大本营被迫停止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暂时不再企求扩大其占领区，而力争确保其已占领区，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基础上，施展政治谋略，通过中国内部的投降派、亲日派，对中国政府和军队进行诱降活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瓦解中国的抗战意志，迫使中国屈服。1939年2月，华南日军攻占海南岛，6月占汕头，11月占南宁，进一步封锁中国南部海外通路，华中日军3月攻占南昌（参见南昌会战），5月进行随枣作战（参见随枣会战），10月进行第一次长沙会战。同年9月12日，日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南京，统一指挥侵华日军，1940年5至6月，日军进行了枣宜会战，占领宜昌；8月对中国临时首都重庆实施大规模轰炸，9月，与德国、意大利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出兵法属远东殖民地越南，强迫英国封闭滇缅路，完全切断中国海外通路（英国于3个月后重开滇缅路），1941年4至5月，在华北进行中条山作战（参见晋南战役），在东南沿海进行了封锁作战，9月在华中进行第二次长沙会战。但以上作战对整个战局影响不大。广州、武汉失陷后，正面战场中国军队主力大多退守平汉铁路以西、长江中游南北山岳地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针对日军战略变化，决定在坚持持久战的方针下，在正面战场发动有限攻势，在敌占区积极开展游击战，两者互为策应，积小胜为大胜，消耗与削弱日军，使其困于守备，缩小其占领区，打破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目的，同时争取外援，加强装备，整训部队，准备反攻。据此，正面战场部队除抗击日军进攻外，还曾于1939年冬至1941年，在湖北随县、枣阳，江西南昌、上高（参见上高会战），广西昆仑关（参见昆仑关战役）、南宁（参见桂南会战）等战役中，对进攻的日军实施反攻。在此期间，国民党当权者的反共倾向有所增强，制造了包括晋西皖南事变在内的多次磨擦事件。中共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口号，坚持打击叛国的汉奸汪精卫，继续争取与蒋介石集团坚持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这一时期是敌后游击战争的大发展时期。游击战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式。八路军、新四军不仅以正规军从事游击战争，而且广泛发动群众，组织起数以百万千万计的民兵，自卫队从事游击战争，创造了地雷战、地道战等多种战法。东北抗日联军在继续战斗，华南（包括广东沿海和海南岛）游击战争渐趋活跃。致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日军虽在其占领区内，构筑公路网，建立碉堡群，反复进行扫荡、讨伐、隔离游击队与群众之联系，给游击队的生存与活动造成极大困难，但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仍不断发展。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对华北境内的主要铁路、公路实施总破击，给日军以沉重打击。9月，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签订军事同盟条约。1941年6月，希特勒德国向苏联发动大规模进攻（参见苏联卫国战争）。日本消除了对苏联的顾虑，于是下定决心实行南进政策，即乘欧洲各国大战正酣、自顾不暇之际，向太平洋和东南亚侵略扩张，夺取殖民地和资源，对中国进一步孤立封锁，迫使中国投降。12月8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摧毁了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及其舰队主力（参见珍珠港战役），日本南方军同时对东南亚发动进攻。美、英等国向日本宣战。9日，中国政府也向日本正式宣战。至1942年春夏，日军先后攻占泰国、马来亚（参见马来战役）、新加坡、菲律宾（参见菲律宾战役）、印度尼西亚、缅甸（参见缅甸战役）等东南亚国家及香港并攻占太平洋上北自阿留申群岛、南迄所罗门群岛中的诸多岛屿。但日军陆军兵力的50％以上仍被箝制于中国。1941年底至1943年，日军在中国正面战场进行了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战役和常德会战，而对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则实施大规模持续而残酷的扫荡，所到之处，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企图确保其占领区，成为其太平洋战场的可靠后方与兵站基地。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在难以言状的困苦中，坚持战斗。1942年初，美、英等国与中国共同组成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负责中国、缅甸、泰国和越南北部之对日作战。为此，中国方面组织远征军，于1942年2月由云南进入缅甸（参见滇湎路战役），阻击日军，经两个多月激烈作战，日军占领缅北重镇密支那、腊戍。中国远征军一部退回滇西，沿怒江组织防御，与日军形成对峙；另一部退入印度利多，组成中国驻印军，接受美国装备，整训待命。1942年6月，日军谋图攻取美国在中太平洋上之战略要点中途岛，反遭美军意外打击，日联合舰队损失惨重，战力大大下降；而美军却以此为转折，逐渐摆脱被动，取得主动。1943年，美、澳、新盟军在西南太平洋转入反攻，日军节节失利。日军大本营为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上的颓势，于1944年初发动“一号作战”，企图打通由朝鲜、中国直达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参见豫湘桂战役）。至1944年12月，日军虽打通了平汉、粤汉、湘桂等铁路线韵联系，但始终未能畅通。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与英、美军协同，开始向缅北日军反攻（参见缅北滇西战役）。1944年3月攻占胡康河谷，6月占孟拱（参见孟拱河谷战役），8月占密支那（参见密支那战役）。在云南边境沿怒江与日军对峙的中国远征军，于1944年5月转入反攻（参见强渡怒江战役）。1945年1月下旬，与驻印军会师于缅北芒友。
华北、华中、华南抗日根据地的游击战争，在渡过1941至1942年的极端困难后，从1943年起进入逐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1944年，乘日军集中力量于打通大陆交通线之际，各根据地抗日武装普遍实施了局部反攻，并以主力一部转入外线作战。1945年春夏，盟军攻势更加猛烈，迅速向日本本土逼近。日军败局已定，仍作最后挣扎。中国正面战场部队乘日军收缩之机，于4至7月进行了桂柳（参见桂柳反攻战役）、湘西反攻（参见湘西会战），敌后战场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