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抗战之军工强国-第20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副模样还真不好说。
洛阳地处中原腹地，境内山川纵横，西依秦岭，东临嵩岳，北靠太行山又有黄河之险，南望伏牛山，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夭下”之说，这里更是十三朝古都和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发源地，如今又成为了国内最大的工业中心，因此赤sè党上下普遍已经将这里视为将来定都的首选。这样一来洛阳的城市建设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
后世的中国因为zhèng fǔ普遍缺乏整体规划的意识，也缺乏这方面的专业人才。因此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举不胜数，拆了建、建了拆造成的巨大浪费就不说了，就拿毫不起眼的城市排水系统来说，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城市这方面甚至还不如一百多年前德国人在青岛修建的下水道系统，足见在城市规划方面中国与西方列强存在着多么巨大的差距。不过现在既然已经与德国展开全面合作，胡卫东自然不会放过这一良机，他特地从德国聘请了多位城市规划方面的专家，来到中国指导咱们进行城市规划和建设。
本来按照胡卫东的想法。洛阳作为未来的国都，人口迟早都能增加到一两千万，为了避免将来遇到麻烦，他希望洛阳城的扩建要按照2000万人口来设计。但是德国专家们却普遍认为以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几十年内都不可能出现500万人口以上的超级大都市，要知道就连这时的德国都没有这么大的城市呢。可是胡卫东却知道后世的běi jīng有多少人口，因此还是坚持让德国专家尽可能将城区规模设计得更大一些。但是德国专家们却告诉他，因为伊洛平原（面积只有700多平方公里，还不到现在上海市区总面积的三分之一。）的特殊地势，加之洛阳城内及其周边地带到处都是重要文化遗产，洛阳城区的人口增加到500万就已经是极限了，若要生活得舒适一些。200万人口更加合适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首都来说，200万人口显然太少了，不过胡卫东考虑到德国专家是以目前洛阳的平均楼层高度进行计算的，另外将来洛阳城区的工厂也迟早会迁往郊区乃至更远的地方，因此其中还有很大潜力可挖。但即便根据胡卫东的这些意见进行了修正。德国专家依然认为洛阳城区的适宜人口在500万左右，最多也不能超过1千万。这与běi jīng相比无疑差了很多。但是德国专家考虑的不只是洛阳一地，他们同时指出距其不远的郑州与开封两城都具有发展成超大城市的潜力，胡卫东顿时眼前一亮，只要郑州和开封都能容纳一千多万人口，那么洛阳城区小一点就完全不是什么大问题了，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中心小一点反而更符合后世的cháo流。
后来洛阳的发展方向也正像他们所设计的那样，最终成为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和世界级的文化中心，而其原来的工业中心职能则由先后发展成千万人口级大城市的郑州与开封分担，而且做得比当初的洛阳更好。而有了这“三驾马车”的带动，河南省也得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稳居全国经济、工业与人口这三项第一
除了工业城市的分布、各城市内的基本布局等较为宏观的方面，德国专家还对交通网线、排水系统、人防工程等细节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并为中国培养了不少城市规划方面的合格人才，中国人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们的热情帮助和德国人民的珍贵友谊
城市固然重要，但作为赤sè党控制下最大的粮食生产基地，中原解放区的农村工作同样受到了胡卫东的高度重视。身为一个工业党，胡卫东之前一直都提倡大量建立国营农场，但当他自己主政之后却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国营农场要有较高的单产，要么机械化程度得高，要么农场工人的觉悟得高，或者说农场干部的素质要高。
随着中原解放区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和部队的不断扩编，人才越来越往城市和军队集中，农村缺乏优秀干部的问题由此rì益显露了出来，加之这两年里中原解放区的面积和人口飞速增加，摊子越来越大，国营农场在中原解放区农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因此rì渐减小。此外，由于城市和军队肯定优先获得资源，燃油和电力的不足也极大地妨碍了国营农场的扩张和推广。
由此，胡卫东很清楚地意识到，在这一次工业化热cháo结束和抗战获得胜利之前，长远前景更好的农场化路线不得不暂时搁置，而必须先找一条更加适应目前中国国情的农村经济制度。
胡卫东首先想到的是后世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制度虽然也有不少缺点，但是对农村干部的素质要求极低，只要不太混账，靠着农民自己的努力就能获得不算太差的产量，看起来正好符合眼下中原解放区的现状，但胡卫东很快就意识到自己考虑不周，而将这个想法放弃。
第四百四十五章 农村问题
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挺好用，但是一旦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其不利于集中群众力量防灾抗灾的缺陷就会完全暴露出来（注1），偏偏三年之后就有一次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在那里
后世被冯小刚拍摄成影片《1942》的1942年大旱灾在历史上影响到了河南、山东、安徽、河北、山西五省之地，其中河南更是全省受灾，加之大旱之后又起蝗灾，令河南的农田几乎全部绝收，造成了解放前最严重的一次大饥荒，光是河南一省就饿死300万人以上。－》虽然后世有气象专家认为那次大旱的爆发主要是因为花园口决堤制造了大片的黄泛区、影响了中原地区的气候生态，但是胡卫东依然不敢有半点大意。对抗旱灾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大量兴建中小型水库（大型水库耗时太长，而且需要大量的水泥等工业产品，在抗战胜利之前基本搞不了。）和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这些工作都需要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农民，如果简单将地一分，才解放一两年、甚至更晚的老农民肯定就只顾着自己家的那块地了
想来想去，胡卫东最后只能暂时采取折中的办法，一方面将所有粮田（注2）全都按户（自留地则被取消），以保证工分制度下不可避免的磨洋工至少不会影响到至关重要的农业产量；另一方面，每年收获的粮食当中农户只能自留三分之一到一半。剩下的则都要交给村集体通过工分的方式进行二次分配，另外公粮上交和化肥农药（未来还有种子）的领取也都由村集体出面。这样一来农户就不敢只顾着自己家的收成而不参加集体劳动。
另外，胡卫东还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民国时期的村子大小差别很大，人多的可以有几百户乃至上千户人，少的只有几十户甚至十几户人，可这些大小不一的村子各自的村委会编制却相差无几，这些村干部基本都是脱产的，这样一来。那些较小的村子毫无疑问负担要比较大的村子重得多，而那些过大的村子又因为干部偏少而常常管理不善。除了有正式编制的村干部，农村里的文员（文书、会计、保管、农技员之类）、民兵、军烈属、干属（注3）、五保户大多也不参加劳动，年末村委会统计工分的时候，会计把全村实际干活挣的工分加在一块，按劳力人数去除求出平均分，然后按平均工分偏高的分数再补给上述人员。称为“补助工分”，有些村子吃补助工分的人甚至比实际干活的人数还要多
对此胡卫东十分不满，缺乏劳动能力的五保户和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干部和文员也就罢了，民兵和军烈属zhèng fǔ已经给了相应的优待，除了脱产程度相对较高的基干民兵和某些没有劳动能力的军烈属，其他的人有什么理由可以在集体劳动中偷懒呢？至于所谓的“干属”不参加劳动就更是混账。家人在城里当干部与他们留在农村的家属有什么关系？无非是村干部为了巴结讨好那些城里的干部、而对他们家属的偷懒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灵域
这些基本都调查清楚之后，胡卫东专门主持制定了新的监督制度，规定农村一切有劳动能力的村民都必须参加力所能及的集体劳动，如果村干部舞弊纵容。不但村干部会被降职甚至免职，他们的包庇对象也讨不了好。民兵和军烈属享受的待遇会被削减甚至取消，家人遭到包庇的干部更会受到牵连而遭到纪律处分，考虑到目前绝大多数农民都没本事写“人民来信”，胡卫东还多次派人下去暗访，甚至一度还让康部长负责此事，来个以毒攻毒，果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而考虑到各村大小悬殊的现状，胡卫东一方面在现实允许的前提下，将那些过大的自然村拆分，将那些过小的自然村合并，另一方面则捡起了后来的生产队概念，每个生产队一百多人，一个村可以下辖一个或多个生产队，这样较大的村子干部与文员不够用的情况就得到了缓解。同时考虑到农村工作的特殊xìng，胡卫东特别培养了一批适用于生产队的“万能型”文员，他们普遍只有小学或者初中的文化程度，却能够胜任生产队专业要求不高的记账、书面总结和汇报等基本工作，也能看得懂化肥农药的说明书，并配合上面派来的专业农技员推广各种农业科技成果，这样一个生产队就只有生产队长、基干民兵和文员各一个，有时其中还有一人身兼两职甚至三职的情况，从而大大jīng简了农村的干部队伍，相应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此外，随着中原解放区工业建设的飞速发展，取消农业税这件开中国两千年先河的大事，也被胡卫东提上了议事rì程
注1：历史上76年直到96年大洪灾的这二十年是新中国历史上灾害最少的时期，其间没有任何后人铭记的大灾，而96年之后中国的国力已经起来了，即使遇到大灾，光靠国家力量也足以应付。要是运气差一点，早在80年代就又遇到类似唐山大地震、河南大洪水这样的大灾或者是这几年来rì益频繁的自然灾害，再想想“911”恰到好处地及时出现，即使连笔者这个无神论者也不禁隐隐有种“天佑中华”的感觉
注2：对于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村子，各项制度要相对灵活得多，尤其蔬菜生产基地都在城郊，胡卫东随时能够了解下面的具体情况，zì yóu度更是明显比真正的“乡下”大得多。
注3：指在外有正式工作的干部的家属，历史上新中国前二十年因为工人地位较高，就连有家人在城里做工的也能获得优待，但在这个时空，因为中原解放区乃至将来新中国的工人数量相对较多，就没那么值钱了
第四百四十六章 货币与税收
ps：感谢书友“zelote”、“chun1974”和“风云在起2204”投出的月票，再次求推荐票^_^
据胡卫东预计，1939年中原解放区超过八成的税收都将来自于城镇而不是农村（只要税收制度不像明朝那样犯二，即使在工业革命之前，工商业的收入都肯定在农业之上，更别说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现代工业底子的中原解放区了。》
但赤sè党zhōng yāng却认为目前战争还在进行，工业建设更是如火如荼，就连农村也在大力进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到处都要用钱，再说除了豫西工业区和经济基础较好的上海苏南等地，农业税暂时还是不可或缺的，因此目前还不具备全面推行的条件。不过zhōng yāng最终还是同意胡卫东先在条件具备的地区试行，测试一下免税对财政收支带来的实际影响，同时也给解放区乃至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农民群众一个盼头
但测试的结果却令zhōng yāng的领导们很受鼓舞，虽然农业税是取消了。但却完全可以通过工农业剪刀差来进行平衡，由于随着产量的激增。化肥农药生产的规模效应开始显现，成本在未来几年中还会有不小的下降空间，因此zhèng fǔ甚至都不需要提价就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而这种做法比起继续收农业税的同时降低化肥农药等工业品的售价，要更受农民的拥戴，尽管本质上两者并无太大的区别（但仔细分析的话，因为从源头上杜绝了地方加派的现象，农民的实际负担还是有所减轻的。），解放区zhèng fǔ只要坚持统购统销的政策不变。全面免除农业税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不过，反过来理解的话，也就是说只有完成了农村合作化的地区才能免除农业税，因此最终全国农业税的免除并非是一蹴而就，而是逐步推行，但是这样反而增大了示范效应，同时也激发了新解放区农民群众参加合作社的热情。可谓是一举两得。
与工业和农业相比，由于目前解放区的经济制度还是以计划经济模式为主，因而商业显然不可能受到太大的重视，但是胡卫东还是在宏观上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