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 平时代-第1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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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1993），下册，页 2055…2089。
＇23…62＇SWCY； 3：370。
＇23…63＇《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2 年 7 月 23…24 日，页 1349…1351。
＇23…64＇Tony 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A Programme for Authorit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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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5＇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pp。 1142…1146。
＇23…66＇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pp。 1146…1148。
＇23…67＇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22。
＇23…68＇例如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3 年 1 月 22 日，页 1359。
＇23…69＇吴国光：《逐鹿十五大：中国权力棋局》（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1997）。
＇23…70＇Kuhn； 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p。 223；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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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1＇ 朱 健 国 ： 〈 李 锐 谈 「 焦 国 标 讨 伐 」 ： 痛 感 始 皇 难 绝
缘〉， newcenturynews/Article/gd/200710/20071005150035。html ，2010
年 8 月 16 日访问。
＇23…72＇Saich； 〃The Fourteenth Party Congress；〃 p。 1154。
＇23…73＇Ding Lu； 〃China's Institution Development for a Market Economy since D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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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5＇《邓小平年谱（1975…1997）》，1997 年 2 月 25 日；Jim Lehrer； host； 〃Tran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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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pbs。org/newshour/bb/asia/february97/deng_2…25。html； 2010 年 3 月 5 日访问。
第 24 章
转型的中国
邓小平于 1992 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 150 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他的同
事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在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中，邓小平也引领了中国的根本转型，不论在它与世界的关系方
面，还是它本身的治理结构和社会方面。在邓小平领导下出现的这种结构性转变，确实可以称为自两千多年前汉帝国形
成以来，中国最根本的变化。
邓小平时代发生的转型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塑造的：高度发达的中国传统，中国社会的规模和多样性，当时世界格
局的性质，共享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全球体系的开放性，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无数具有创造力和勤奋工作的人们的贡献等
等。但这种转型发生在一个过渡时期，当时这位最高领导人被赋予相当大的自由去引导政治过程，并拥有最终决定权，
所以这一转型也是由邓小平这位领导者个人塑造的。当然，这一巨变的思想基础来自很多人，而且没有人完全预见到了
事情将如何展开。改革开放并非由邓小平启动，它是邓小平上台之前在华国锋的领导下起步的。邓小平也不是手持伟大
蓝图、主宰着变革的设计师；事实上，这个变革的时代并没有清晰、完整、现成的设计。
不如说，邓小平是为转型过程提供全面领导的总经理。他把各种想法进行梳理和总结，用他的团队和群众所能接
受的步调和方式展示给他们。他在最高层提供稳定的领导，使人们能够在经历巨变时保持信心。他的工作是选拔和指导
一个团队，让他们齐心协力开创并落实各项改革。他是解决难题的人，努力找出有利于国内外相关各方的解决方案。他
帮助培育起强有而力的统治结构，使之得以在中国人努力适应迅速变化的新环境时保持控制。他在确定问题的轻重缓急、
制定实现最重要目标的战略过程中发挥着领导作用。他向民众解释政策，以直白的方式讲明他们面对的整体形势和需要
采取的具体措施。如果出现争议，他是作出最终决定的人，并尽量将可能导致国家分裂的分歧最小化。他支持对人们进
行激励，也支持给人们提供建立在切实可行的基础上的希望，以免让人们以后失望。他赞成给各种专家枣科学家、经
济学家、管理者和知识分子枣足够的自由，使他们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当他担心脆弱的社会秩序可能受到破坏时，
也会限制他们的自由。在改善同其他大国的交往、与它们的领导人建立切实可行的关系时，邓小平扮演着核心角色。邓
小平的全部工作都受一种深刻信念的指导：采用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最有效的管理方式，将给中国带来最大的进步；
而这一嫁接外国科技与管理的过程对中国既有体制所带来的震荡不仅是可控的，而且为了全体国民的福祉也是值得大力
推行的。
无论中外，在邓小平谢幕之后长大的人，都很难体会邓小平踏上这个旅程时面对的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一个把全
然不同的新思维拒之门外的国家，文革中受迫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深刻裂痕，骄狂的军队干部对裁军和减少军费的抵制，
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家的敌视，城乡社会保守的社会主义结构，城市居民对接受两亿农民工的抗拒，以及因一些
人依然穷困而另一些人先富起来所引发的纷争。
但是，当邓小平全面接手中国转型的工作时，也有一些极为有利的条件：他接过了由毛泽东统一起来的能够有效
运转的全国性的政党和政府；他有很多经验丰富、像他一样赞同深刻变革的老干部共事；他上台时有一个开放的世界贸
易体系，其他国家愿意与中国分享资本、技术和管理，并欢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
邓小平还有一些令人难忘的个人品质，使他得以引领中国的转型。很难说除他之外还有哪个人能如此成功地把一
系列特质组合在一起：权威、丰富的经验、战略意识、自信心、人脉关系和领导中国转型所需的政治判断力。那么，邓
小平领导的这一转型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呢？
从亚洲文明的中心走向世界大国
帝制时代的中国从来不是一个全球大国，甚至不是全球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它只是亚洲的一个地区性大国。鸦片
战争以前，在主导中国对外关系的「天下秩序」中，周边小的政治实体要向这个「中央帝国」的皇帝进贡。它们以这种
方式承认中国文明相对于周边地区的优越地位。作为交换，中国允许这些政治实体享有自治与太平。＇24…1＇
中国皇帝极少有兴趣向亚洲大陆以外的地区扩张。在 15 世纪的一段短暂时期里，中国的皇帝一度允许建造远洋
船舶，七次派太监郑和远航，远抵中东和非洲东海岸。但后来的皇帝不但禁止这种远洋活动，而且禁止建造远洋大船。
对他们来说，能够管好中国漫长的边境就够麻烦的，更不要说和远在海外的国家建立联系了。1793 年当英国特使马戛
尔尼来到中国提议通商时，乾隆皇帝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24…2＇
在 1839 年到 1842 年和 1856 年到 1860 年的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欧洲列强迫使中国开放了部分沿海口岸，但
中国政府几乎从来不想主动走出它在亚洲的疆域。当工业革命使西方国家崛起时，作为一个国家，中国未能有效地应对
挑战。由于中国回应软弱，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主宰了对华关系，甚至主宰了中国沿海的产业和贸易。
毛泽东在南北韩战争时关闭了中西交往的大门，结束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此后中国开始在共产主义国家中
发挥一定作用，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一度在第三世界也有一定影响。1960 年代与苏联关系恶化后，中国在共产主
义世界的作用陡降。1978 年以前，中国政府对境外事务的参与十分有限。例如，在文革期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
只派出一个大使，驻于埃及。
虽然毛泽东在 1969 年中苏边境冲突后开始向西方开放，中国在 1971 年也重新取得了联合国的席位，但是毛泽
东在世时中国的大门仅仅打开了一条缝。毛去世后，华国锋也接受对外开放的做法，但只有邓小平才真正打开了国家的
大门，领导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直到邓小平时代，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才具备了足够的政治眼光与魄力去超越帝国主
义时代的痛苦记忆，开始跟其他国家发展持久而积极的新型合作关系，从而使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世界新
秩序中的一员。
在邓小平领导下，中国真正加入到了国际社会之中，成为各种国际组织以及由贸易、金融和各种公民交往活动所
构成的全球体系中活跃的一员。中国成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中国开始在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领
域所有重要国际组织的活动中扮演积极的角色。虽然邓小平退休近十年后，中国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申请加入的
准备工作是从邓小平掌权时开始的。
中国在参与国际组织最初几年的工作是熟悉这些组织的实际运作。当时中国仍然是个穷国，首要任务是维护自身
利益。到了邓小平接班人的时代，领导人才认识到国际体系对中国的好处，开始考虑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和全球组织的参
与者能够为加强这些组织做些什么。在中国加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一类机构之前，一些成员国担心中国的
加入可能具有破坏性，会给这些组织的运行带来麻烦。但事实上中国的加入加强了这些组织，尽管它提出了自身的利益
诉求；它遵守了这些组织的规则。
邓小平在 1978 年成为头号领导人时，中国的外贸额总共不到 100 亿美元；30 年后这个数字增长了 100 倍。
1978 年，中国促请美国接受几百名中国留学生；邓小平去世十年后，估计有 140 万中国学生在海外留学，大约 39 万
人学成归国。＇24…3＇ 1992 年时，中国已经在全球学术对话与全球贸易体系中长期扮演积极角色，而最初的突破都是在邓
小平担任头号领导人时取得的。
在邓小平时代，为适应新的全球角色，中国也经历了内部的变化，中国领导人将它称为「接轨」，这个说法来自
1930 年代中国轨制不同的铁路之间的对接。在 1980 年代，中国用这个说法描述为参与各种国际组织和全球体系而作
出的调整。
1978 年后的最初几年，中国开始与国际组织建立联系时，大力发展各种专门的机构，它们实际上成了对外交往
的缓冲器。来华的外国企业被安排在特区之类的特定区域，政府还设置了与外企打交道的整套制度，这样就人为设置了
一道围墙，阻止外国人与整个中国的接触。在华外国人只能与各地的政府、大学和大公司中的外事办公室打交道。例如，
外事服务局负责管理在外企工作的国内员工。为了获得更多中国极为短缺的外汇，外国人被鼓励用他们的货币兑换「外
汇券」，在指定的「友谊商店」购物，他们在这里可以买到普通中国人买不到的外国商品。国营外贸公司控制着与外国
人的大量生意，大部分外国人在半年一届的广交会上购买中国商品。中国的外贸部在监督这些专门的「外事」机构与外
国人交往的政府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机构配备有懂外语并熟悉外国习俗的官员。
在 1980 年代末，中国的对外交往开始迅速扩大，超出了这些专门机构的范围。外国人的旅行不再局限于某些区
域，更多的中国企业能够与外企直接做生意。以经济特区作为起点，后来扩大到 1984 年开放的 14 个沿海城市的很多
做法，开始向全国传播。外国人蜂拥而至，使专门的「外事办」难以处理与之有关的全部事务。外事部门大多仍然存在，
但其工作更多限于从事官方数据的收集。
在邓小平退休之前，中国的各类机构都开始为适应外国的常规而进行「接轨」。外贸企业要学习外国的法律、财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