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 平时代-第1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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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人们又割断线路或拆卸零件，开始嘲弄车上的士兵，并朝他们扔砖头石块，有时候还攻击坐在卡车后面的士兵。路
障在一些地方很有效，不但挡住了第一批卡车，而且使后来出发的卡车也无法绕过前面不能动弹的车队。＇21…46＇
最激烈的抵抗和暴力发生在 6 月 3 日夜晚到 4 日凌晨天安门以西四英哩的大街上，这里离木樨地不远，附近的高
层住宅楼居住着很多退休的高干。38 军的部队在晚上 9 点半到达木樨地时，看到数千名市民聚集在这里阻止他们前进。
公车被拖到木樨地的路中央，挡住了装甲车前行。解放军先是放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但没有多大效果，人们大胆地向
部队投掷石块和杂物回应。有个军官用扩音器命令人群散开，也没有奏效。由于 38 军军长徐勤先以身体抱恙为由拒绝
带兵，这支从西面开过来的军队就像在中国内战中向解放军投诚的国民党军队一样，承受着需要证明自己忠诚的特殊压
力。大约 10 点半前后，木樨地附近的部队开始朝空中鸣枪，投掷眩晕手榴弹，但并未造成死亡。
夜里 11 点时，仍然无法前进的部队开始直接向人群射击，使用的是每分钟能发射 90 发子弹的 AK…47 自动步枪。
有人中弹时其他人就会将伤者搬离危险区，把他们抬上救护车或放在自行车和三轮车上，迅速送往最近的复兴医院。解
放军的卡车和装甲车也开始全速前进，压过任何敢于挡路的人。＇21…47＇即使开始使用真枪实弹、以致命武器对付同胞，部
队仍然用了大约四个小时，才走完从木樨地到天安门大约四英哩的路程。＇21…48＇
在天安门广场，虽然半夜之前到达的部队人数有限，但一些警察和便衣早在几小时前就已经来到这里。晚 8 点，
灯光照亮了广场和东长安街，到晚 9 点时这条大街上已几乎空无一人。装甲车和坦克开始载着部队进入广场。在数英哩
之外，当军队从东边向广场开进时，一些步枪子弹击中外国摄像师和记者们所在大楼的窗户枣军队这是在警告他们不
要靠近视窗，因为那里可以拍摄到广场附近的屠杀画面。一些穿便衣的军官挡住外国人，告诉他们离开大街以免受伤，
并警告他们不要拍摄军事行动的照片。很多拍摄者的照相机和胶卷被没收。＇21…49＇
在部队开始进入广场之前，广场上仍有大约 10 万名示威者。6 月 4 日即星期日凌晨 1 点，军人们开始从不同方
向到达广场。在广场四周、长安街和人民大会堂前，士兵开始朝着向他们谩骂、扔砖头并拒绝离开的平民开枪。抗议者
没有想到士兵会用真枪实弹对付他们，当一些被打死或打伤的抗议者被抬走时，剩下的人才变得恐慌。
到凌晨两点时广场上只剩下几千人。学生领袖柴玲宣布，想走的就走，想留的就留。台湾流行歌手侯德健和刘晓
波等几位著名知识分子早在 6 月 2 日就来到天安门广场，当时他们都认为这可能是学生占领广场的最后几天。＇21…50＇侯德
健用麦克风警告仍然留在广场上的人说，武装部队正在向广场推进。他说，现在听他讲话的人已经证明了自己是不怕死
的，但是血已经流得够多了，留在这里的人应该和平撤离，不要留下任何可以被当作武器的东西。
当部队步步逼近时，侯德健和另外三个人于 3 点 40 分左右与戒严部队见面，协商和平撤离天安门广场。经过简
短的谈判之后，解放军军官表示同意。凌晨 4 点广场灯光关闭。侯德健返回后不久就通过话筒宣布了他们达成的协议，
让留在广场的学生马上离开。大约 3；000 人跟随着侯德健匆匆离开了广场。4 点半军队和军车向前推进，留下来的学生
往西南方撤退。早上 5 点 20 分时大约只剩下 200 名无畏的示威者。他们被部队强行赶走时，是黎明之前，5 点 40 分，
正如清场命令所要求的那样，广场上没有剩下一个示威者。＇21…51＇
据一些目击者说，广场上有人中弹，但政府发言人否认凌晨 4 点半到 5 点半之间广场上有任何人中弹，这是含蓄
地承认了此前和此后可能有人遭到射杀。＇21…52＇政府也不否认广场附近的长安街上有人遇害。很多人想弄清楚那天晚上的
死亡人数，但各种估计数目出入极大。中国官方在 6 月 4 日几天后的报告中说死了 200 多人，包括 20 名军人和 23 名
学生，大约 2；000 人受伤。＇21…53＇ 李鹏在 7 月 2 日对布兰特？斯考克罗夫特说死了 310 人，其中包括一些解放军战士和
36 名学生。＇21…54＇ 遇害人之一的母亲丁子霖后来试图搜集当晚所有遇害人的姓名，截至 2008 年为止她总共搜集到近 200
个姓名。据 38 军政委李志远的报告，除了死伤的士兵外，有 65 辆卡车和 47 辆装甲运兵车被毁，另有 485 辆军车受
损。＇21…55＇ 认真研究过这一事件的外国观察家所作出的最可靠估计是，遇害的示威者大约在 300 人到 2；600 人之间，有
数千人受伤。最初一些外国的报道说有上万人死亡，但后来都承认这是严重的夸大。当时在北京的加拿大学者卜正民
（Timothy Brook）根据外国武官的估计以及来自北京所有 11 所大医院的数据报告说，这些医院中至少有 478 人死
亡，920 人受伤。＇21…56＇有些人相信死亡人数可能高于这些医院纪录的数位，因为一些家庭担心伤者或家人受到长期政治
迫害，或私下治疗，或通过非常规渠道处理了死者的尸体。＇21…57＇
解放军和警察在清场之后，花了几天时间清扫示威期间遍地垃圾的广场并捣毁了民主女神像。虽然与当地市民发
生了少量扭打，但那晚的流血镇压之后，北京和天安门广场很快就恢复了令人不安的平静。
示威的学生领袖受到追捕：有些人被短期拘留，还有一些人被投入监狱。甚至一些著名知识分子，譬如在广场上
劝说学生撤离的戴晴，也遭到逮捕和监禁。邓小平亲自决定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判刑七年，但他服刑期满后仍然处在严
密的监控之下。赵紫阳的另外一些部下也被监禁，一些示威者在 20 多年后仍未获释。通过「地下通道」提供的藏身处
以及勇敢的友人的帮助，包括柴玲和吾尔开希在内的一些学生领袖，以及像严家其和陈一谘那样的知识分子领袖，设法
成功逃往国外。而王丹被监禁几年后获释，他流亡到西方，在那里继续自己的学业。
温室中的一代和被推迟的希望
参加 1989 年示威的学生以及较年长的知识分子，像中国历史上的文人一样，对国家的命运怀有一种很深的责任
感。然而，这些学生是温室中长大的一代，没有多少校园之外的经验。与 1940 年代后期的学生不同，他们没有用多年
时间建立夺权组织；也不同于 1980 年代初的学生，他们没有经历过政治运动和文革的斗争，也没有经受过上山下乡的
锻炼。他们是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的学生，但却只接受过考试的训练，而缺少人生历练。他们是在中国最好的中学和大
学里备受爱护的教育改革的受益者。
此外，这些学生成长的这段历史时期，并没有为独立的政治活动者提供空间，让他们形成组织并检验自己的思想。
示威者不是政治组织的成员，只是一群人中的一分子，领导者不断变化，参与者松散结合。在运动中脱颖而出的人，不
是因为他们展现了杰出的判断力和战略规划能力，而是因为他们的即兴辩才和敢作敢为。留在广场上的人始终抱着一种
幻想，以为国家领导人会承认他们的爱国热情和高尚情操，与他们对话，认同他们对国家的关心是正当的，并解决他们
所提出的问题。＇21…58＇
这些温室中长大的一代学生就像孙中山所描述的 1920 年代的中国一样：一盘散沙。赵紫阳的对手指责赵煽动学
生，使他们把矛头对准邓小平；赵紫阳的拥护者则反过来指责对方激怒了学生，使赵紫阳陷入尴尬的境地。赵紫阳的支
持者和对手或许都想引导示威学生，但事实上他们都无法做到。学生们踏着自己的鼓点前进。甚至学生自己的领袖也只
能鼓动他们，却不能控制他们。
「六四」之后，学生及其家人为死伤者而悲痛，也为失去了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变得更开放、更文明的希望而悲痛。
当学生领袖们思考「六四」之后该往何处去时，他们彼此承认自己挑战国家领导人，期待他们放弃权力的做法太幼稚。
这一代和后来的学生们，都从这次可悲的经验中汲取了教训：跟国家领导人直接对抗很可能引起暴力反应，付出不必要
的代价。
因此，与苏联和东欧的抗议学生不同，中国的学生在「六四」之后不再跟共产党对着干了。很多学生逐渐相信，
只有通过缓慢地建立基础，通过改善更多人的经济生活，通过加深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理解，逐渐形成对民主和自由的经
验，才能取得进步。甚至很多不是党员的学生也承认，领导人当时面临着国家失控的危险，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促进经
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稳定。很多人相信，尽管有腐败和自私的干部，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枣以
及它所带来的人民生活的改善枣要比其他可能的选择更可取。他们希望，接下来几十年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能为自由
社会形成一个更牢固的基础。同时，绝大多数学生运动活跃分子都放弃了集体行动，专注于追求个人前程。
很多知识分子、甚至一些党的高级干部也认为，向无辜的人们开枪的决定是不可饶恕的，党迟早要为这场运动翻
案。尽管在决定动武中起积极作用的人仍然在世的时候，「六四」还很难平反，但政府的立场已经有所软化。在镇压后
的 20 年里，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释放，官方对这一事件的说法也逐渐变得温和：先是称为「反革命暴乱」，然后改为「暴
乱」，后来又成了「政治动乱」，最终变成「八九风波」。
天安门意象的力量
1989 年 6 月 4 日的残酷镇压，让我们所有关心人类福祉的人瞠目结舌。天安门广场的悲剧在西方掀起的抗议声
浪，远大于亚洲过去那些规模相近的悲剧。＇21…59＇ 例如，1947 年 2 月 28 日，已经接管台湾的国民党为了消灭任何有可
能抵抗的地方领袖，由国民党将军陈仪杀害了上千名当地的重要人士。这一事件几十年来一直使「本省人」和「外省人」
之间心怀怨恨，但在台湾之外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南韩总统全斗焕在 1980 年为消灭光州的反抗势力也进行过血腥镇
压，屠杀的人数远远多于 1989 年的天安门，但西方电视台并没有报道光州事件，国际社会对南韩领导人的谴责也无法
与天安门悲剧后中国领导人受到的谴责相比。
美国学者赵文词（Richard Madsen）对这些事件进行分析比较后，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民众为何对天安门悲
剧作出如此强烈的情绪反应？他给出的回答是：这既与电视将该事件戏剧性地同步展示于观众眼前有关，也与学生认同
西方理想有关。简言之，赵文词认为，北京的镇压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因为它被解读成对美国神话枣即经济的、思想
的和政治的自由终将胜利枣的攻击。很多外国人以此把邓小平视为自由的敌人，因为他镇压了扞卫他们信念的英勇的
学生。＇21…60＇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被野蛮行径所伤害的人数远远多于「六四」事件， 但当时能去中国采访的外国媒体的
数量无法与后来相比。吊诡的是，邓小平使中国向外国媒体开放，却使外国记者得以把他在天安门广场的镇压行动向全
世界报道。
在 1989 年春天之前，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和与中国人的接触都受到极大限制。干部们迫于不允许泄露「国家
机密」的压力，很少与媒体对话，即使对话时也心存戒备。直到 1989 年 4 月以前，如果记者要会见想发布消息的异见
人士，只能秘密见面，以免给这些人带来麻烦。
因此，对于试图一窥幕后真相的外国记者来说，北京之春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确实，对于大多数
驻京的外国记者来说，报道 1989 年 4 月 15 日到 6 月之间的学生示威，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兴奋的时刻。在这段时间
里，他们在不利的环境中以达到体力极限的强度工作，捕捉着学生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并在本国的电视和平面媒体上报
道这幕激动人心的大戏。
同时，和记者们热衷于报道学生一样，学生们也热切希望自己的观点让更多的人知道。北京市民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