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 平时代-第1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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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多数悼念胡耀邦的人，但也谴责一些悼念者有不当言行。按照社论的说法，一些示威者攻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甚至成立非法组织，试图从得到政府批准的学生组织手中夺权。他们参与罢课，引发试图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动乱」。　
他们打着民主旗号破坏中国式的民主。不制止这场动乱就会导致社会混乱。斗争是严肃的，要立刻解散一切非法组织，　
禁止非法游行。对任何造谣惑众的人要追究其刑事责任。＇20…19＇　
李鹏及其支持者指望社论能够吓住学生使其屈服，毕竟，社论发出的严厉谴责等于政府公开威胁要逮捕很多学生　
领袖。然而令邓小平失望的是，结果适得其反，学生领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愈发坚定，并且动员了更多的学生加入他　
们的行列。李鹏在日记中说，「四二六社论」取得了成功，然而来自广场的报告认为它不过是激怒了学生。比李鹏更了　
解学生情绪的大学校长和管理人员觉得，社论毁掉了本来可以和平化解学生不满的对话的基础。在他们看来这篇社论的　
语气太强硬了。＇20…20＇　
84　　岁高龄的邓小平很少出门，也很少跟人交谈，不再能敏锐地感受民众的情绪。有些干部相信，　
　
　
倘若周恩来还活着，他会与学生取得谅解。但是在　1989　年　4　月，没有哪个领导人既拥有提出解决方案的权威，又具备　
在革命老干部和青年人之间建立沟通渠道的能力。即便是赵紫阳，尽管他后来主张与学生对话，撤销「四二六社论」，　
但当时他也是态度疏离，并没有被学生视为同情他们的盟友。学生指责他的儿子搞腐败，批评他打高尔夫球。　
战线随着「四二六社论」的出现拉开。示威领袖把邓小平和李鹏视为他们的敌人。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轻易便　
能突破警察的警戒线，因为警察被通知反应要有节制，以免造成流血。＇20…21＇但是，领导层也不愿有丝毫动摇。邓小平不　
肯撤销「四二六社论」，因为他担心这将削弱党的权威。虽然李鹏等官员放弃了最初不愿与学生对话的态度，但他们在　
会见学生时仍坚守防线，未能缓解局势。例如，在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教育部副部长何东昌　4　月　29　日下午会见　45　名　
学生时，袁木拒绝承认腐败是一个严重问题，并且否认存在新闻审查制度。学生们离开时比此前更加愤怒。＇20…22＇　
学生获得了如此广泛的同情，以至于李鹏很难在下级官员中为镇压行动获得支持。分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胡　
启立对他的同事解释说，很多报社的记者对于他们报道广场真实事态发展的文章不能发表感到不满。被告知要平息示威　
的高校干部按照要求把上面的指示传达给学生，但很多人内心并不赞同。＇20…23＇李鹏甚至无法指望官方媒体支持他。有时　
候报纸的准时印刷和派送也受到影响。在国家电视台上，报道广场情况的节目会突然中断，一度出现黑屏，画外音也完　
全消失。有一天，一位播音员说：「今天没有新闻。」＇20…24＇　　6　月　4　日以后中宣部部长和《人民日报》总编被免职，因为　
他们被认为在示威期间过于同情学生。　
李鹏和赵紫阳的分裂：4　月　29　日…5　月　12　日　
面对规模日益扩大的群众示威给政府和党造成的压力，高层领导出现了两极分化。害怕混乱的一方认为必须进一　
步加强控制，另一方则相信应该对学生的要求采取更宽容的态度。李鹏是前一派的象征和中心人物，赵紫阳则代表后者。　
李鹏的日记中每天都记录着对赵紫阳的批评，他说邓小平在　1988　年秋天之前就已经对赵紫阳处理经济工作的表现有所　
不满；邓还不满赵紫阳在政治上软弱，没有坚定支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并且不愿意为恶性通货膨胀和群众对　
放松价格管制的反应承担全部责任。＇20…25＇相反，赵紫阳则说，局势是在他出访北韩以及李鹏向邓小平汇报了示威可能带　
来的威胁之后恶化的。＇20…26＇邓小平和其他党内元老以及公安力量都支持李鹏。从北韩回国后即主张撤销「四二六社论」　
的赵紫阳，则获得了知识分子、改革派、学生和广大群众的支持。　
李鹏和赵紫阳都设法避免使他们的分歧公开化。李鹏　4　月　23　日为赵紫阳出访送行，又照例于　4　月　30　日迎接赵　
紫阳回国。然而，他们个人之间的分歧与对抗，以及各自营垒的影响力，却远远强过他们合作的愿望。自　1988　年夏天　
以来，两人之间的矛盾就因为经济问题的累积和赵紫阳要对中国的高通胀负责而不断加剧。当时赵紫阳名义上仍是财经　
领导小组组长，但对政府经济班子的控制权已经从赵紫阳转移给了李鹏。责任重叠之处，便成了作为改革派的赵紫阳与　
李鹏这个谨慎的计划派之间的战场。　
李鹏是个稳重的干部，学水利工程出身，有尽责有效的行政官员的名声。他是革命烈士的后代，也是周恩来、邓　
颖超夫妇的众多养子之一，这使他有着特殊身分。事实上，他想必具有很高的才能，才得以通过严格的筛选去苏联学习　
先进科学知识，但他在领导人中间并不以才华着称。他表达个人见解时总是态度谦逊，对党十分忠诚，工作勤恳而投入　
——无论老干部们的指示多么不受欢迎，他总是乐于依照他们的意愿行事。他的固执而又谨慎的性格，与热情且富有同　
情心的胡耀邦、或者超然而具有绅士风度和分析才能的赵紫阳形成了鲜明对比。李鹏难以掩饰他对示威者的轻蔑，因此　
他与他们见面只能激化而不是平息他们的怒气。　
当　4　月　25　日邓小平向李鹏说明他认为很有必要发表一篇社论时，邓的讲话要点也送达了还在平壤的赵紫阳。赵　
在一间挂着黑色窗帘的密室里读了邓小平的意见后，立刻发回电报说：「我完全同意邓小平同志对目前的动乱问题作出　
的决策。」＇20…27＇　　李鹏在日记中强调，赵紫阳对社论是同意的。但事实上赵紫阳同意的是邓小平　4　月　25　日的讲话，而不　
是根据讲话写成的《人民日报》4　月　26　日社论。　
赵紫阳访朝回国后，很快就断定党和学生之间已经形同水火，若不撤销社论，几乎毫无和解希望。他甚至一度同　
意，如果撤销社论，他愿意为此承担全部责任。＇20…28＇赵紫阳很了解邓小平，他想必知道让邓小平撤销社论的希望很渺茫。　
确实，邓小平认为优柔寡断和推翻决定只会削弱党的权威，因此拒绝撤销社论。对于学生一方，赵紫阳尽量缓和矛盾：　
他强调绝大多数学生都是爱国的，试图以此让他们放心不会受到惩罚；他还鼓励他们离开广场回到课堂。　
　
　
5　月　1　日，赵紫阳从平壤回国两天后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应对纪念五四运动　70　周年时可能发生　
的示威。他主张发表一个声明，表明党支持加强民主，提高政治生活的透明度，以适应时代的变化。但李鹏认为政府的　
头等大事是稳定，他批评了非法组织和散布谣言。他坚持认为，如果放任这些年轻人，中国就会发生大倒退。赵紫阳反　
驳说，尽管中国确实需要稳定，但学生的口号，如拥护宪法、促进民主和反腐败，与党和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20…29＇　
与李鹏生硬而严厉的语调相反，赵紫阳的态度就像一个宽厚的长者去劝说本质不错的孩子。5　月　3　日和　4　日，赵　
紫阳在两次重要的公开讲话中说明了要正面看待学生要求的理由。他在　5　月　3　日纪念五四运动的大会上说，七十年前的　
示威者推动了科学与民主，今天的示威者也应当重视科学和民主在实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他强调了稳定和　
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但他同时又说：「广大群众包括广大学生希望推进民主政治，要求惩处贪污腐败，？？　
这也正是我们党的主张。」＇20…30＇像往常一样，党的领导层试图表现出他们的一致面。赵紫阳的讲话在文字上作了仔细推　
敲，使保守派无可指责。　
在　5　月　4　日亚洲开发银行年会的讲话中，赵紫阳也努力向外国投资者保证，中国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没有陷入混乱，　
学生示威很快就会得到控制。赵紫阳　5　月　3　日的讲话在发表之前要送其他领导人圈阅，这次讲话则不必经过高层领导的　
审查，因为他在亚洲开发银行这样的经济机构讲话不需要事先得到批准。尽管如此，后来他还是受到批评，说他没有事　
先把讲话送元老们过目。＇20…31＇这篇由鲍彤推敲过措辞的讲话也对学生进行了广播。赵紫阳在讲话中承认，党内确实存在　
腐败问题，他将之归咎于社会主义法制不完善、缺乏开放性和民主监督。他重申学生是爱国的。＇20…32＇学生因赵紫阳的讲　
话而平静下来，天安门广场的示威人数骤减。　
此时，香港媒体特意点出了赵紫阳讲话和李鹏与学生对话的差异，并开始推测两人之间的分歧。负责向高层汇报　
示威情况的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是站在李鹏一边的，他后来在　7　月　6　日向全国人大汇报「反革命暴乱」时说，就在李鹏　
准备更加强硬时，赵紫阳却摆出了谅解的姿态。陈希同与李鹏和邓小平站在一边，批评赵紫阳　5　月　4　日的讲话背离了「四　
二六社论」精神。陈希同说，很多和他一样的基层干部正在努力控制违法乱纪的学生，他们觉得自己被赵紫阳的讲话出　
卖了。他们正在试图使学生让步，在他们看来赵紫阳则过于同情学生。陈希同还说，很多知识分子在赵紫阳讲话的鼓舞　
下，言论变得更加嚣张，引起新一轮示威，造成了更大的动乱。＇20…33＇而赵紫阳的追随者则认为，李鹏这一派使他们争取　
学生合作的工作变得更加困难。　
为戈巴卓夫访华作准备和绝食抗议：5　月　13…24　日　
对邓小平来说，戈巴卓夫　5　月　15　日至　18　日对北京的访问既是中苏关系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也是他个人的一次　
胜利。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长达　30　年的疏远即将结束，关系正常化露出了曙光。早在　1980　年代初，邓小平　
就提出了中苏恢复正常关系的三大条件：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同时将军队从中国东北边境附近撤离，越南人离开柬埔寨。　
他之前曾估计，苏联因战线拉得太长，需要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这一估计已被证明是正确的。戈巴卓夫同意了所有三　
个条件，将按照邓小平的条件前来北京访问。这是邓小平一生成就的顶峰之一。为了这次胜利，他准备做一个热情的东　
道主，欢迎世界各地的记者前来共襄盛事。　
随着戈巴卓夫访华日期临近，全世界大批文字和摄影记者齐聚北京，准备全程报道这一事件。很少出国的美国电　
视新闻主持人拉泽尔（Dan　Rather）也像其他西方知名播音员一样亲自来到北京。不难理解，邓小平打算在戈巴卓夫　
到达之前竭尽一切手段清空天安门广场。赵紫阳　5　月　4　日的讲话后学生开始返回校园，因此有理由期待事态将有所好转。　
北京地区较为温和的学生已经用脚投票，回到了自己的教室。但是那些更为激进的北京学生和外地学生仍然在广场上安　
营扎寨。　
5　月　13　日上午，离戈巴卓夫访华还有两天，激进的学生领袖正发愁如何让消退的运动保持活力，同时相信政府　
不会在戈巴卓夫访华期间抓人，于是他们宣布了一个中国示威传统里前所未有的奇举：当天下午开始绝食。一千多名学　
生步行来到天安门广场，声称政府若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不吃饭。学生们宣布：「我们不想死，我们也希望活着，　
充实地活着？？但是如果一个人或几个人的死能够让更多的人活得更好，或者他们的死能使祖国更加繁荣富强，那么我们　
没有权利苟且偷生。」＇20…34＇　
大多数绝食者只喝水及饮料。也有假装绝食、其实还吃东西的人。还有人既不进食，也不喝水，没过多久就晕倒　
了。抱定一死的决心使绝食者的斗争超越了现实政治并在民众中获得了道德优势。绝食者的电视画面引起了国内外的同　
　
　
情。一些指责学生阻断北京交通的旁观者也开始同情这些决心牺牲生命的学生，把他们看作英勇的受害者而不是麻烦制　
造者。政府官员从一开始就很清楚，任何绝食者死亡都将激怒群众，因此在对待绝食者上行动节制。没有学生受到攻击　
或逮捕，政府在雨天给他们提供大客车避雨，为他们提供公厕，派人清扫广场卫生。同情学生的医务人员在广场上治疗　
晕倒的人，把情况严重者送往附近医院。据官方统计，从　5　月　13　日到　24　日，共有　8；205　名绝食者被送往医院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