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失踪始末-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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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司机打电话，询问何时出发。

电话里传来司机的声音：“白天不开车！”

奇怪，大白天不开车？我只得在宾馆闷等着。嚯，这里的太阳的火舌比上海更长，仿佛从窗口伸了进来，把屋里的桌、椅、床、柜都烤炙得滚烫。

7月5日下午，我抓住空隙之机，前往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进行采访，采访了在彭加木失踪时，与彭加木同在一个科学考察队的马仁文（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以及汽车司机等，使我对彭加木失踪前后的情况有了第一手的详细了解。

马仁文瘦瘦的个子，戴一副近视眼镜，知识分子样子。他很细心，还在我的采访笔记本上画了彭加木外出找水井前的帐篷示意图，标出十个人在帐篷中睡的床位，以及帐篷附近三辆汽车的位置，使我对彭加木出走时的情形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这张示意图成了非常珍贵的资料，因为事隔多年之后，当事人恐怕很难回忆起在帐篷里谁睡在哪个床位了。

◆连夜赶往大漠深处的核基地

直到晚上八点半，一辆草绿色的越野车，才来到我下榻的昆仑宾馆门口。司机是个二十五六岁的战士，矮墩墩，黑黝黝，冲我一笑，却不吭声。乘客只我一个。这时，在上海该是明月当空了，而这里的天依旧碧蓝，太阳还在施展它的余威。

司机穿着一身“的确良”绿军装。太热，他捋起袖子。手臂上满是油泥。

“白天睡够了吗？”我问道。

“没睡。”

“睡不着？”

“没工夫。”

“没工夫？夜里开车，白天休息？”

“连里的一辆车坏了，修！”

他只说了一个“修”字，就没有往下说了。

我明白，他是一个不爱多说话的人，也就没有问下去。他手臂上的油泥，正是他修车留下的标志。

车子驶出乌鲁木齐，黄色便吞噬了绿色。举目四望，一片黄沙。

罗布泊在乌鲁木齐东南方向，然而车子却沿南疆公路向西南方向的库尔勒前进。这是因为在乌鲁木齐东南是一大片沙漠，没有公路，无法通过。马兰在离库尔勒不远的地方。我在到达马兰之后，再从那里前往罗布泊。

虽然是晚上八点半，新疆的天空依旧一片碧蓝，太阳灼热地照着。那里开长途的汽车司机大都喜欢夜间行车，因为白天实在太热——那时候，车子里没有安装空调器。

汽车在柏油马路上飞驶，我经常看到路面上的柏油被晒化了，汽车的车轮上

沾满乌亮的柏油。公路两侧，高高的白杨夹道而立。

汽车时而上坡，时而下坡。坡上，长着一丛丛红柳。

深夜十一点，天才渐渐黑下来，稍稍凉爽了一些。我舒了一口气。然而，令人惊诧的是，将近午夜时分，车里变得滚烫滚烫——一股火辣辣的热风从车窗外扑了进来。在凌晨一点左右，我感到越来越热。我把手伸到车外，迎面吹来的风是热乎乎的，仿佛有一股巨大的热浪不断扑来。我用手摸摸，汽车表面烫手。我的嘴唇皮发硬，不得不时时用舌头舐着。

“怎么这样热？”

“前面就是火炉——吐鲁番！”

我和他都热得透不过气来，汗水不停地涌出，全身在出汗，但奇怪的是衣衫却始终不沾身——刚一出汗，就被干旱的热风吹干了。

司机告诉我，汽车正经过吐鲁番附近。那热浪，来自大名鼎鼎的“火洲”——吐鲁番。在7月份，吐鲁番的最高气温可达48℃，月平均温度为23℃。吐鲁番是全国海拔最低的盆地。据说，《西游记》里的“火焰山”，便在吐鲁番。

中途，我们在路旁的一间小店略微休息了一下。这家小店既是旅馆，又是饭店、茶馆，工作人员总共才五六个。我看到旅客们都睡在屋外的地铺上，不停地着扇子。这里的夜宵是用羊油、羊肉作佐料的“揪面片”——用手把面片揪入汤中，烧滚即可食。我不习惯羊膻味，对“揪面片”不敢问津。我感到嗓子冒烟，喝了点茶，这才觉得舒畅了，仿佛久旱的禾苗得到了甘霖。

过了吐鲁番，才渐渐凉快了一点。

越野车在通往南疆的公路上飞驶。从挡风玻璃望出去，四周黑得像锅底。没有一丝灯光，不见一个人影。偶尔从对面驶来一辆车，明晃晃的车灯像闪电般一扫而过。

汽车在颠簸着。发动机发出单调的轰鸣声。我渐渐打起瞌睡来。每当汽车猛然一颠的时候，我睁开眼皮，朦胧中总是看见那绿衣战士目视正前方，手把方向盘，正襟危坐着。

我竟睡着了。

当我醒来，天已放亮。一瞧手表，快6点了。我看了看司机，他依旧端坐着，双眼射出明亮的光芒。他已经一连开了9个多小时了，还是那样精神抖擞。

我感到嘴唇干硬，伸出舌头舐了一下，马上被他从反光镜中看见。他从坐椅下拿出绿色的军用水壶，递给我：“累了吧！喝点水，醒醒！”

开车的人，反而问坐车的人“累了吧”，这使我很过意不去。唉，可惜我不会开车。不然，我应当跟他换一下，让他休息。

我朝车外望去，景色在变：公路两侧，满目黄沙！没有绿树，也不见小草。

“进罗布泊啦？”

“早哩！”

他，依然正襟危坐，目视正前方。我蓦地觉得，他像一座塑像似的，神情是那般严肃。他的绿军服的背脊上，泛着白色的汗霜。他的眼皮浮肿，眼白布满血丝。

破晓，我开始看清楚公路两边的景色，发现展现在眼前的是另一幅画卷：满目黄沙，而绿色的斑斑点点则夹杂在黄沙之中。

我不认识那新奇的绿色植物。司机告诉我，那红根、红枝、红果的柳树般的植物，叫“红柳”；那一丛丛低矮的则是“骆驼刺”。这些植物特别耐旱，所以能在这缺水的地方顽强地生长。它们的根很深，从深深的地下吮吸那稀少的水分；它们的叶子变成棒状，以尽可能减少水分的蒸发。

早上7点多，正前方出现了奇迹——一大片蓊郁葱茏的绿树林！在这广袤无垠的黄色荒漠之中，唯有“落日2”，不见“孤烟直”，除了沙，还是沙，沙，沙。

如今，陡地冒出这么个“绿岛”来，顿时精神为之一爽。这沙漠绿洲，便是核基地马兰。

司机把汽车驶进林荫道，停在一排营房前。下车时我发觉他像个龙钟老者般慢手慢脚——双腿都已经麻木不灵了。他熟门熟路，领我进食堂。

司机揉了揉眼，伸了伸懒腰，打了个呵欠，坐了下来。我们一起喝着稀饭，嚼着馒头。他狼吞虎咽，风卷残云，扫光了盘子里的馒头。

“吃饱了，好好睡一觉。”我说。

“嗯。”他点了点头。

谁知，就在这个时候，调度1来了，说是前面的搜索部队急需一辆车……

“我去！”司机二话没说，拿起灌足开水的军壶，走了。

我望着那泛着白霜的军衣，望着他6去的背影，不知该说什么好。没一会儿，外面响起了汽车发动机的声音。没一会儿，汽车6去了……

这样，我就被安排在核基地马兰第一招待所三号楼一层5号房住了下来。

部队政治部接待人员告诉我，从乌鲁木齐到罗布泊有一千多公里，相当于上海到北京的距离。乘坐汽车到罗布泊，道路漫长而又崎岖。近日会有直升机路过这里，可以安排我乘坐直升机飞往罗布泊，比坐汽车快多了。

于是，我有机会领略这块位于沙海之中的绿洲。这儿，是绿色的世界：绿树成荫，青菜成片。一排排高高的白杨树，挺拔而整齐。

马兰原本是一片荒漠，生长着马兰花。马兰花是兰科植物，茎叶像剑麻叶，开出的花有紫色、嫩黄色。马兰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能够在戈壁滩上生长。这样，当把这里开辟为中国核基地时，就把基地命名为马兰。

马兰位于罗布泊的西端，属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号称“天下第一州”，因为在全世界所有的州中，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面积最大。

马兰的驻军和核试验科学工作者用双手建起了一幢幢楼房，一条条马路，使马兰成为罗布泊附近一座颇具规模的城镇。学校、医院、邮局、银行、商店，在马兰应有尽有。这里道路两侧，绿树成荫。

在那翡翠般的菜地里，我看见穿着绿军装的战士在松土、施肥。

浅蓝色的地下水从深井中喷涌而出，给沙漠带来青春活力。马兰以自己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醒目地镶嵌在大戈壁的黄色浊浪之上。

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核试验的先驱们聚集在大漠深处的马兰，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奉献给祖国，“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成为“马兰精神”的象征。正因为这样，如今马兰成为新疆“红色旅游”的景点。马兰和西昌，一个是中国核基地，一个是中国的人造卫星基地，是中国大西北的“红色双城”。

◆在马兰与彭加木夫人长谈

7月6日清晨，我刚刚住进马兰核基地第一招待所，就得知彭加木的夫人、儿子、女儿以及许多相关人物，都住在这里！

彭加木的夫人夏叔芳和儿子、女儿，是在6月27日，从上海来到乌鲁木齐。彭加木失踪的消息传开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们涌向乌鲁木齐。为了避开众多的记者，正处于牵挂、焦急、沉痛之中的彭加木亲属被送到了马兰基地第一招待所。由于进入马兰核基地必须办理严格的报审手续，记者们无法来到此地。真是天赐良机，“一网打尽”！在马兰核基地，除了新华社新疆分社的记者赵全章之外，我成了唯一的采访者！这里是那样的安静，我可以进行一系列采访。

当时，我住在马兰核基地第一招待所三号楼一层5号房间。隔壁的6号房住着新华社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再过去，7号房便住着彭加木夫人夏叔芳和女儿彭荔，而8号房则住着彭加木夫人的哥哥夏镇澳和彭加木的儿子彭海。我与彭加木亲属不仅同住一层楼，而且在同一个食堂吃饭。

7月6日上午，我不顾一夜没有休息，采访了彭加木夫人的哥哥夏镇澳。夏镇澳是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研究员。他出生于1923年，当时已经57岁。他向我介绍了彭加木的情况以及夏家的背景。

夏家是一个大家庭。祖父生活在绍兴。他和夏叔芳的父亲叫夏仁斋，排行老四。夏仁斋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夏仁斋曾任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电政司的科长。后来到南京金陵大学做行政工作，然后到上海电信总局工作。在解放初病逝。

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央大学是名牌大学。夏叔芳和彭加木是中央大学同班同学，而他当时也在中央大学上学，比他们高一年级。

接着，我采访了彭加木的儿子彭海。

彭海当时28岁，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在吉林农场插队九年，担任过生产队队长。后来考入吉林农业大学农化系。

听父亲说，在中央大学上学的时候，母亲夏叔芳的成绩在班上不是第一名，便是第二名。就读书而言，女生比男生好，是大学中常有的现象。毕业之后，走上工作岗位，论工作能力，则是父亲胜过母亲。

父亲喜欢旅行。父亲曾经带他到浙江镇海观钱塘江潮。也曾经带他去过苏州。

那时候，父亲有一辆自行车，是辆“老坦克”，很结实、很重，母亲则有一辆凤凰牌女自行车。父亲、母亲在星期天喜欢骑自行车出去。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在空闲时仍喜欢骑自行车出去，借此锻炼身体。

平时在家中，父亲总是很早就起床，要么跑步，要么跳绳，进行早锻炼。早饭也往往是父亲做的。每天晚上，父亲总是工作到很晚才睡。

家里最艰难的日子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父亲遭到批斗，母亲则进了“抗大学习班”。上海造反派的头头戴立清带着一批人闯进我家，进行大抄家，连地板都挖了开来，查看地板下面有没有藏匿着什么东西。

他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上海插队落户到东北四平地区。那时候，他给家中写信，一般是母亲写回信。

他非常敬重父亲献身边疆、献身科学的革命精神。受父亲的影响，1976年12月，他在吉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次，父亲在罗布泊考察中失踪，他日夜想念着父亲，期望着奇迹能够出现——父亲回到考察队，回到亲人中间。

在吃中饭的时候，我在餐厅遇见了彭加木夫人夏叔芳以及女儿彭荔。我知道夏叔芳此时此刻正处于悲伤之中。我尝试着向她提出采访要求。大约是夏镇澳和彭海已经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出乎我的意料，她同意接受我的采访。

由于她就住在我楼上的房间，采访非常方便，所以在马兰的那些日子里，我得以多次采访彭加木夫人夏叔芳以及儿子彭海、女儿彭荔。

彭加木的彭荔，当时25岁，共青团员。她中学毕业以后，在工厂当过几年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