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加木失踪始末-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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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叔芳躲闪不及，彭加木已经看见她了。

夏叔芳战战兢兢地走过去，生怕丈夫为此担忧。

幸亏彭加木是个乐天派，他看了看儿子，只说了一句他的口头禅：“不要紧！”

夏叔芳松了口气，赶快背着儿子回家了。

到了家里，夏叔芳只觉得双腿一软，也病倒了。

此时，小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病了：

彭加木，病危。

夏叔芳，病倒。

儿子，头部缝了八针。

女儿，猩红热。

也就在这个时候，医院来人通知，彭加木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请家属安排后事！

夏叔芳的心，碎了。小家庭的命运，正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

◆特别的病号

就在这时，党和同志们伸出温暖的手，竭尽全力抢救彭加木。

打从彭加木住院的第一天，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以及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领导和同志们就非常关心彭加木的病情。

上海生物化学研究党支部书记和所领导冯德培、王应睐，多次到中山医院看望彭加木。党支部指派了一位熟悉医学的党员，经常去中山医院，同医生保持密切联系。还有的同事查阅了国外医学文献，查出治疗癌症的新药。冯德培教授亲自写信给国际友人，托买这种新药。

党支部领导知道彭加木病重，便赶到医院，同医生商议抢救办法。

彭加木的邻居们，大部分都是生物化学所或者植物生理所的同事，自动到彭加木家里帮忙照料。

经过医生和护士昼夜精心护理，彭加木的热度退下来了。曹医生高兴地告诉生物化学研究所，彭加木离开了抢救室，重新回到大病房。

紧张的气氛，总算暂时得到缓和。

然而，好景不长。没多久，彭加木又持续高烧不退，在40℃以上。彭加木再度被送进抢救室。

彭加木的生命力是顽强的。当他第二次从抢救室回到大病房，尽管他筋疲力尽，却用微弱的声音笑着说道：

“我死不了！上帝说我现在去报到，还太早！”

彭加木又开始接受氮芥和X光深度照射，双管齐下。他坦然地说：“来吧！什么厉害的都来，没关系！”

不久，冯德培教授收到国外寄来的新药，立即送到中山医院。这样，“三管齐下”进行治疗。

经过几个月的生死搏斗，彭加木奇迹般活了下来。渐渐的，他的病情略微好转。

彭加木是一个惜时如金的人。他的枕头下边、床头柜里，塞满各种科学书籍。有一次，曹医生准备给他打针，彭加木正埋头看书。曹医生用蒸馏水冲稀针药，不小心，把药水撒在他的书上。彭加木赶紧用挂在枕头边的毛巾擦去书上的药水，小心翼翼把书放好。曹医生见他那种爱书如宝的样子，心里不由得充满敬意，连声道歉。他呢？还是用那句口头禅答复道：“不要紧！”在病床上，彭加木看了不少科学书籍，也向医生、护士借看了许多关于肿瘤病的书籍。他总以为，病人应该懂得疾病的知识，这样才能“知己知彼”，打主动战。有时，彭加木还看起英文版的莎士比亚的剧本。他的外文不错，在大学里学习了英文、俄文。后来，又自修了法文、日文和德文。他一边看外文版的文艺书，一边从中学习外文。他知道，外文要经常用，不用就会荒疏。在病床上，他所想的总是出院后的工作。

彭加木也喜欢跟医生、护士、病友们聊天。不过，他的“山海经”，那“山”总离不了天山，那“海”总离不了海南岛。他开口闭口“乌鲁木齐”，一位俏皮的年轻病友便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做“乌鲁木齐”！彭加木干脆把家里的新疆照片、画册拿来，一边给病友们看，一边说：“到了新疆，才会真正感到我们祖国的伟大！”

正说着，一位护士问他：“老彭，你在新疆是干什么的？”

彭加木抓了抓头皮，诙谐地答道：“我是抓小虫的！”

顿时病房里充满了爽朗的笑声。

彭加木跟病友交上了朋友。有个中学生来住院，害怕打针，彭加木就鼓励他要勇敢些；有的病人知道自己活不了多久，心灰意懒，彭加木就讲笑话给他听，鼓励他顽强地跟病魔斗；有位农村来的病人不愿意输氧气，彭加木就耐心地把其中的科学道理讲给他听……彭加木渐渐能下床走动了。这时他成了“半个护士”。哪个病友要喝水，如果护士不在，他就代劳；夜里，护士给病人打针，怕开灯影响别的病人睡眠，彭加木就手持手电筒，给护士照亮。彭加木天天看报。看到什么好消息，就读了起来，使大家都知道。报上有什么好的小说，他也常念给病友们听。不过，这时他发觉自己的视力差了，记忆力也差了。

经过四五个月的精心治疗，彭加木居然战胜了“不治之症”。那纵膈障恶性肿瘤，已明显地萎缩了。经医生们会诊，同意他出院，回家休养。

彭加木的诗兴又发了，哼成了这么几句：

冬去春来物候新，

百花齐放草如茵。

鬼病缠绵今欲去，

抬头西望逐飞尘。

医生、护士们都称誉彭加木是“特别的病号”、“硬汉”、“从头到脚没有一根软骨头”。曹医生在总结为什么能治好彭加木的病的时候，深有所感地说道：“我看，除了药物的作用之外，必须考虑精神的作用。彭加木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积极配合医生治疗，这是他战胜癌症的重要因素。”

◆“你还活着？”

1957年7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夏叔芳搀扶着彭加木，出现在上海肇嘉浜路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的宿舍里。

彭加木终于回来了！唐朝诗人李贺在外乡住了多年，晚年归乡，曾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彭加木虽然只住院数月，居然也“儿童相见不相识”！

这是因为彭加木已经今非昔比，由于连续用X光照，他的头发脱落，差不多成了个秃子！他双眼无光，眼球凸出，骨瘦如柴，行动迟缓。

出院时，医生在他的病历卡上写着四条意见：

1。每周注射；

2。医生定期随访；

3。休养为主，轻工作为次；

4。需要留沪休养。

一回到家里，便躺在床上。他依旧不能平卧，要半躺半坐。

窗，敞开着。一阵吹来，彭加木“弱不禁风”，浑身顿时起“鸡皮疙瘩”。夏叔芳一见，赶紧把窗关上。

尽管彭加木把出院看作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但是医生们并不认为他的病已经完全好了。中山医院在给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党组织的信中，明确指出：

“彭加木的恶性肿瘤虽然暂时受到控制，但随时可能复发，因此不得离开上海。”

据医生们估计，彭加木充其量，只能再活三年。

彭加木对自己的估计，却是乐观的。他认为从此“放虎归山”！医生问他归什么“山”？他哈哈笑道：“归天山！”

彭加木回家之后，每天仍要定时打针。曹医生和护士，常来他家看望。

最初，彭加木只能半躺着看书。他感到视力差了，配了近视眼镜。他本来并不近视。病后却不得不戴上眼镜了。

后来，他挣扎着起床，进行最初步的锻炼——练毛笔字。在中学时代，他跟那位廖老先生练字，是为了学书法，如今，他磨墨、练字，主要都是为了恢复体138力，而且也从练字之中得到一种乐趣。他先是坐着练字，不久，能够站着练字。

他欣然用毛笔写下了李白气壮山河的诗句：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本来，彭加木是不大相信中医的，以为西医才科学。这时，听说有一种中药能增进视力，便请中医试开了几副。服用中药之后，果真视力有所改善。从此，彭加木开始相信中医，服用中药治癌的药。他自己也置了一大堆中医、中药的书，钻研起来。他“久病成良医”，无师自通，后来竟然能给自己开起中药处方来，有时也给别人看点小毛病，博得了“半个郎中”的雅号。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彭加木已能在家种花，或领着小女儿慢慢在院子里散步了。他又当上“孩子头”。他一出现在院子里，身后马上响起一片“彭叔叔”的喊声。他的口袋里总不忘带着“糖衣炮弹”，一见孩子们便来它几颗。有时，他拿起女儿的香蕉形状的玩具口琴，吹起欢乐的歌曲给孩子们听。

一天，他沿着马路，慢慢散步。半路上，一个姑娘朝他上下打量了一番，突然吐了吐舌头，惊喊道：“你……你还活着？”

彭加木看了看对方，似乎有点面熟。他细细一想，哦，记起来了：她是中山医院的护士，在抢救室里曾见过几面。

彭加木笑笑：“你瞧，我不是活得很不错嘛！”

姑娘远去了。

她那句吃惊的问话，给了他很大的触动。他说，在别人的眼里，似乎我应当早就向上帝报到去了。如今，我不仅活了下来，而且体力渐渐恢复。我要抓紧时间，我要工作，我要到边疆去！

◆请求“放虎归山”

就在党支部书记王芷涯到家里看望的时候，彭加木正式向她提出了请求：“我身体已经好了，让我到新疆去吧！”

王芷涯熟悉彭加木的脾气，他一旦下定了决心，用十头牛拉也拉不回来！

经过研究，组织上决定让王芷涯把起初的情况告诉彭加木，以便说服他安心在上海休养。

直到这时，彭加木才第一次知道，自己患的是“纵膈障恶性肿瘤”。尽管他早就猜到自己患了癌症，可是那只是猜测而已，况且也不知道确切的病症名字。

王芷涯还拿出了中山医院给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公函，说明“不得离开上海”这不仅是党组织的意见，而且也是医生们会诊后的结论。

本来，王芷涯以为，这下子彭加木会打消去边疆的念头，会说：“好吧，那我就留在上海。”

谁知彭加木真的是十头牛拉也拉不回来的人。他看了公函，很坦然地说：“我情况过去我也知道一点，对我去新疆不会有什么影响。”

听了彭加木的话，王芷涯深为感动。她想，有的人没病装病，有的人小病大养，有的人想方设法要留在上海，有人甚至说彭加木如果不到边疆去就不会得癌症！而彭加木呢，医院明确认为他“不得离开上海”，他却再三请求要到边疆工作！这两种人的思想境界，真是天壤之别！彭加木是一个“一不做，二不休，不达目的不罢手”的人。他人在上海，心儿早就飞到边疆。他接二连三地向组织上请求“放虎归山”。

请读一读彭加木当时所写的报告。原文照录，一字未易。字里行间，渗透着一股多么感人的力量！

1957年9月9日，彭加木给组织写了这样的报告：

近期间总是想着如何能早日到乌鲁木齐去，因为现在病已基本上好了。治疗已暂告结束，体力上已可担任一些工作。新疆方面的工作，由于在1956年已订了计划，各方面已做好准备，如果我不去，而一时又找不到代替的人，那么那些准备工作就要落空，整个工作也将受到影响。此外，也会影响到动员更多的人去新疆工作。

问题关键在于身体健康状况是否允许到乌鲁木齐工作？我的看法是，在乌鲁木齐工作与在北京、上海工作，对体力上的要求来说，没有什么差别……我的病与所在地区无关，留在上海，未必就不会发病；去到乌鲁木齐，未必就会发病，即使发病，可以先行在乌鲁木齐治疗，必要时可以回上海治疗，这样做对病情无大影响。

在上海，各方面的条件当然都是很优越的，但是一个共产党员，难道可以畏难退缩？在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边疆的道路上摔过一跤（作者注：彭加木把患癌症称为“摔跤”），可是爬起来了，拍拍灰尘，又要继续前进。只是应当吸取教训，眼睛更敏锐些，脚步更小心些，争取不再摔跤。因此，已经向综考会简焯坡（作者注：中国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的一位负责人）提出，希望在取得医生同意后，在九月中旬后回北京，并尽可能早日到乌鲁木齐……

也就在这一天，彭加木又同时给简焯坡写了一封信，请求赴新疆工作：

我正以最大的努力来和疾病作斗争，以期早日取得完全的胜利。8日拍摄了胸部正面及侧面的X光照片，结果很好。

……

新疆的工作，没有疑问是急切等着人去做。我认为实际可行的办法是，我尽可能早些去乌鲁木齐，做一些体力所能胜任的准备工作。我对那儿的情况是摸熟了些，而且如要争取沿海一带的有经验的人去协助工作，也得有人在那里联系、准备。……如果我能够在上海做一些轻微的工作，没有理由就不能到乌鲁木齐做一些轻微的工作。一年多来，我深深体会到争取人去边区工作的困难。人们对边疆有过多的、认为是十分荒凉艰苦的误解，我更不愿意由于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