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一个人的革命-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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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了太平天国之后，李鸿章率淮军北上剿捻。这个时候，袁甲三已经死了，而他的部众大多都归并到了李鸿章的手下。李也开始与袁世凯的父辈有了更多的接触。袁世凯的叔父（袁世凯三岁那年过继给了这位叔父）袁保庆曾负责为淮军采购粮食，而他的堂叔袁保恒也一度也在李鸿章手下做事。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袁世凯即使想要和李鸿章撇清关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大凡有点家世的人，总是想要在祖荫之下走走仕途的。但有科举这个全国性“高考”的硬杠杠横在那边，对想走后门的人也是一个考验。袁世凯一开始也是想抄书山捷径直奔顶戴的，但他似乎不是一块读书的料，1876年和1879年，袁世凯两次乡试都没有考中。“高考”失意，难免令他失望和落寞。不过好在家里面很多人都是拿刀枪而不是拎笔杆子的，照样混得挺滋润，这启发了袁世凯，文的不行，就来武的。1881年，他投奔了山东登州的淮军统领吴长庆，开始了军旅生涯。

袁世凯的发迹史

吴长庆是袁保庆的拜把兄弟，虽然袁保庆英年早逝，但吴长庆对袁家还是厚爱有加，对于袁世凯，他自然是会不遗余力提拔。就在袁世凯入伍第二年，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吴长庆奉命去镇压，袁世凯自然同行了。也就是在这个事件中，袁世凯得以大显身手，打响了名号。

抵达仁川后，士兵们乘不惯船，多数晕船，大家伙儿都躺在舱里赖着不动。吴长庆大怒，立刻把先锋营的管带给撤了职，又立刻宣布让袁世凯接任指挥。袁世凯没有浪费这次机会，他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军事才能，在两小时内就完成了登陆和战斗准备。受到吴长庆夸奖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袁世凯治军极有方法。吴长庆的军队入朝后，纪律十分涣散，“奸淫掳掠，时有所闻”。袁世凯见了很不满，说：“前来戡乱的王师，军纪如此，贻笑藩封，玷辱国体”，就向吴长庆请令严肃军纪。吴长庆发给他治军令符，让他全权处理。袁世凯立刻传令各营，“有擅入民居及军营者斩。恰好有违犯命令者，于是立即处斩数人传首示众”。

有人报告说某人强奸了朝鲜妇女，袁世凯竟然徒步前往查办，亲自监督搜捕，最终查获了人犯，还把他亲手处决了。这种杀鸡儆猴的手段果然收到了不错的效果。

袁世凯还向吴长庆建议，不能只惩罚士兵，要整顿败坏的军纪，必须管束军官，必须对治军不严和违反纪律的军官予以严惩。平日里，吴长庆总觉得自己手下的军官随自己打了那么多年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总是不忍心对他们严惩。但来了朝鲜之后，军官们的劣迹昭彰，再不惩办就实在辱国体了。于是，吴长庆同意了袁世凯的整风请求。袁世凯当众查饬知法犯法和治军松懈的军官，并把罪状公之于众，而且当即就行处罚。这种雷厉风行、大刀阔斧的作风，慑服了官兵们，使吴长庆军队的军威大振。

袁世凯明白“恩威并施，宽猛相济”的道理，虽然他执起法来十分严格，但平时对下属却是十分厚道的，对他们的训诫劝告不绝于口。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是：“服从命令者是我手足，违抗军令者就是贼寇仇敌。”

他同时也非常关心士兵的伙食和日用，下令衣食和日用必需品全部要充分供给。要是有士兵病了，他会亲自前往抚慰探视，发给他们药物。晚上巡查军营时，看见有人在外面露宿，他都会招呼他们进屋休息。对阵亡的官兵，他会亲自去祭奠他们，对负伤者他也会监督医疗救治，每天都要亲自去探视一次。不仅是对中国官兵，即使是对待朝鲜的军民百姓，他也主张要宽厚体谅。所以有人说，朝鲜人对袁世凯的爱戴“就如同对待父母，连妇女小孩子也都知道尊敬爱戴他”。

在平乱中，吴长庆派袁世凯剿灭聚集在汉城城郊的变兵和饥民。袁世凯轻松搞定了这些乌合之众，但他只杀了十个凶悍匪首，把其余的人都遣散了，不加追究。在这样得当的处置之下，事变迅速得到平息。

兵变平息后，朝鲜王室辞去了原来的日本教官，而改让袁世凯来统筹编练新军。袁世凯很重视这个机会，特意为此起草规制，选拔壮丁，逐步编练，不到一年，就受到了不错的成效。朝鲜的王公大臣、各国使节前来参观检阅，都交口称赞袁世凯编练的朝鲜新军，说他们“堪称劲旅”。

袁世凯的出色表现，受到当事者多方面的高度赞誉。

朝鲜外交大臣金允植自壬午兵变后与袁世凯过从甚密，“未曾一日相离”，他目睹了袁的内外作风，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他给袁世凯写了一首诗，诗中称赞袁世凯“豪慨似宗悫，英达类周郞”。

原来在登州的张謇与袁世凯比较接近，两人一同赴朝之后也是每天杵在一起。他对袁世凯的军事天才、指挥作风也极为赞赏，说他是“谢幼度一类的人物”。

而吴长庆更是毫不保留地夸袁世凯这位年轻有为的心腹爱将“英达夙成，志气轩豁”，“慰庭是中州有数男儿”。

光绪十年（1884），吴长庆奉命调回大连金州防卫。他临走前保举了仍然只不过是个五品候补同知的袁世凯总理留驻朝鲜的庆军营务处，兼领庆字营，而且还给了他总理庆军营务处和会办朝鲜防务的头衔。不但如此，军事之外的外交使命，清政府也让袁世凯兼带着办理，让他去与朝鲜官方和各国驻朝外交官打交道。

由于袁世凯在平息兵变过程中的表现，使朝鲜当局对他非常器重。袁世凯在朝鲜与朝鲜政府及各国使臣的沟通，远远超过了清政府驻朝鲜的外交官。时间长了，总理衙门和主掌外交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都把袁世凯当做了实际上的驻朝外交官。李鸿章认为“袁公不但懂军事，而且熟悉外交”。经过李鸿章的奏荐，袁世凯不久被任命为“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摇身一变，成了驻朝鲜清军的举足轻重的大员。

袁世凯在朝鲜的军事表现让他平步青云。朝鲜人好像是怕太平世道会让袁世凯没机会表现，1884年，他们又搞了一个“甲申政变”，再次给清政府出了一道难题。但袁世凯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镇压了发动政变的“开化派”，恢复了保守派的政权，也暂时巩固了清廷的宗主国地位。不过因为这次政变背后有日本作祟，所以袁世凯这样果断的行动也让日本人很不是个滋味，他们想要跟清廷讨说法，要求“惩袁”。同时，清廷内部也有人指责袁世凯做过了头。在这样内外夹击下，袁世凯的地位一时风雨飘摇，幸亏有李鸿章多方斡旋，极力庇护，拒绝了日本人的要求，只是以私人名义“戒饬”了袁世凯，最终平息了这场差点断送袁世凯前途的风波。

但李鸿章对袁世凯的照顾还没有完，半年之后，也就是1885年，李鸿章又选定了袁世凯护送朝鲜大院君回国，然后又以护送有功为名，奏请委派袁世凯担任朝鲜商务委员。李鸿章在奏折中极尽溢美之词，说他“两次勘定朝乱，厥功甚伟”，建议委以“办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头衔。这个头衔比他的前任陈树棠的名号只多了“交涉”二字，但分量却大了很多，这是李鸿章给袁世凯铺的路，给予他更多的权力，也可以让他多多接触外交方面的事务。看来，李鸿章对他的栽培可谓是不遗余力的。不久清政府就任命袁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加三品衔。从此，袁世凯坐上了李鸿章开的官场高铁，急速蹿升。

于是，在李鸿章的提携下，袁世凯与盛宣怀一同，先后登上了掌握中国命运的权势顶峰。在李鸿章的统筹安排之下，二人文武分工，相得益彰，为李鸿章的势力打下了一片江山，成为了李系势力的顶梁柱。

另寻靠山

天有不测风云，即使老而弥坚如李鸿章者也会有触霉头的时候。甲午战端开启之后，李鸿章苦心孤诣打造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他手下的数万湘军、淮军也是一触即溃，经营多年的老本蚀了个精光。清政府自己搞不定状况了，只能把李鸿章拉出来做挡箭牌。谁让你的舰队和军队这么没用呢？那残局也就拜托你收拾吧。李鸿章拖着被日本刺客的枪击致伤的病躯签下了《马关条约》，一下子就来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他的权势也开始下滑，不久就离开了位同宰相的直隶总督的位子。

王文韶（1830—1908）

李鸿章的失势，直接影响到了盛宣怀和袁世凯的命运。为了谋发展，另寻靠山是在所难免的。

盛宣怀的目标是继李鸿章任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王文韶。因为这两个职位是晚清军政要务的中枢，掌管对外交涉、洋务企业和京畿防务的大权。谁占有这个位子，谁就等于是掌握决策机构的宰相或者说政府总理。与此同时，

另外一位洋务重臣和朝廷的封疆大吏张之洞也是盛宣怀的拉拢对象，他掌控的铁厂资源令盛宣怀垂涎不已，而张之洞在铁路上的发言权也是他所要借重的。盛宣怀果然没有看走眼，王文韶和张之洞支持了他的铁路事业，并让他主办了汉阳铁厂和通商银行，让本来随着李鸿章势力的减弱应该走下坡路的盛宣怀反而在1896年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与在李鸿章手下干活不同，王文韶以及他的继任者荣禄和裕禄都极少干涉盛宣怀的经济活动，这与自己本身就很重视洋务实业的李鸿章去职前对盛宣怀的洋务企业经营严密监督的做法相反。这种大权在握的快感和自由大大激发了盛宣怀的工作劲头和创造力。盛宣怀的工商企业事实上已经从北洋大臣的控制下分离出来了。

可能是这种对比照成的反差，盛宣怀一度反思了原来在李鸿章手下干活时的委屈。1896年，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诉尽了对李鸿章的怨言：“弟事合肥（指李鸿章）三十年，从“从不争牌子”，合肥亦抑之使不得进。同患难而不能效指臂之力，可长太息也……合肥用人，唯恐功为人居。此得人失人之不同也。”

盛宣怀觉得自己追随了李鸿章将近30年，“从不争牌子”，但还是受到李的压抑而“不得进”，有点气不过。不过从我们后人的角度看，盛宣怀也未必是“从不争牌子”的人，在轮船招商局里，他争过几次，为了办电报局，又跟胡雪岩争，要办铁路了，他又跟容闳争过。而李鸿章要是时时压抑着他，哪里来他当时的地位？

虽然李鸿章有时会对他管得紧一点儿，也很严格，但他有自己的道理。他早在70年代就评价盛宣怀：“机智敏达，而乏毅力，其条陈固欲办大事，兼作高官，官既未操左券，事又无从着手。”这种批评态度是告诫盛宣怀不要好高骛远，要有毅力，沉下心来，从一点一滴做起。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极度自信作祟，当时年轻气盛的盛宣怀并没有体会到李鸿章的逆耳忠言。

李鸿章对他的严格要求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他自己是极端重视洋务的内行，当然不允许三分钟热情的表现，而要求手下能沉心干事，他对盛宣怀的洋务事务是要看门道的；而王文韶和荣禄等人本来就不熟悉业务，自然也懒得去管盛宣怀手里拿一大堆难缠的破事，更不会想到从育人的角度来提高洋务事业的成熟度，对他们来说，占了这个高位，能看个热闹就足够了。

所以，盛宣怀要通过这些对比来怨恨李鸿章，对他落井下石，是有点小心眼了。当然，这是抽取出了当时背景的断章取义，或许幕后还有我们不知的事情呢。

相较比较坦率的盛宣怀而言，生来就是要搞政治的袁世凯就老练地多了。虽然他也在拉拢王文韶和荣禄，但他对李鸿章还是恭敬有加，以“傅相”、“恩师”相称。他和李鸿章的矛盾不多，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和李的关系没有盛宣怀与李30年的交情那么深。距离产生美，在这里可能也解释得通。不过袁世凯是明白人，他知道无论如何，李鸿章已经罩不住自己了，而自己这个时候又被指为是诱发甲午战争的“罪魁祸首”和临阵逃脱的叛逆贼子。他急于要躲避风头，那新的靠山是必须要有的。于是，他开始巴结军机大臣李鸿藻。

这个李鸿藻听起来和李鸿章很有裙带的嫌疑，其实却是毫无瓜葛的两个人，DNA上完全没有共享。不仅如此，他们两人还是朝中的对头。李鸿藻是“清流派”的主将，比较保守的“清流派”时不时会去挠“洋务派”重臣李鸿章的痒痒。袁世凯之所以投向“敌营”也是为了左右逢源，广结人脉，尽少树敌。这一步果然没走错，李鸿藻于1895年6月保奏他去了军务处做事。就是通过这次差遣，袁世凯才认得了李鸿章的继任者——新任直隶总督王文韶。但王文韶在北洋并不是像李鸿章那样的实力派，他这个直隶总督的位子基本上是一个空架子，在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