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一个人的革命-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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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命之徒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当然就这些起义中的大部分跟随者而言，他们未必会和首领们一样与旧世界苦大仇深，很多人是因为受到了丰厚的战利品或者“均田地”、“封王侯”的许诺而成为半农民起义者、半机会主义者的。在梁山好汉中，和宋江、林冲这样除了造反别无他路的人毕竟是少数。

这些跟着首领一边玩命、一边捞好处的人对社会的冲击最大，破坏性最强，但是他们也是最容易消失的。只要有了一定的利益，没有坚强意识形态支撑的农民起义者很容易陶醉于渺小的利益。所以，说一些农民起义领袖到后来都“蜕变”成“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这并不公平，如果不给这些脑袋里只有“封建地主阶级”给他们灌输的思想的农民们一些让他们觉得值得继续为之拼命的东西，那他们很快就会作鸟兽散了。而从造反者变成开国元勋、辅君忠臣的诱惑，会使他们继续凝聚在一起，直到被朝廷的军队镇压或颠覆朝廷，最后成为被藏的良弓或者被烹的走狗。

这三类人不能过于严格地区分，毕竟，人不是简单的造物，不可能是由简单的模子刻印出了来的。但从大数上看，这三类人的区别还是明显的。没错，知识分子和农民起义者队伍里的机会主义者比比皆是，农民造反派里面难免也会混入几个如张良、刘伯温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机会主义者里要找到几个知识分子也不是难事。但是，混入知识分子或者起义者队伍中的机会主义者就是机会主义者，他的身份必然不是因为某种崇高的信念驱使的知识分子或者不拼命就没有出路的农民起义者。张良和刘伯温这样的人肯定只是知识分子，而不是农民起义者，因为他们有的是改造旧世界的主观意识，而不是为了生计在打拼。他们是在借用农民起义者的力量，就像20世纪的革命者通常做的那样，这种方法虽然被一些秉性高贵的知识分子所不齿，但通常被证明为是非常有效的。

所以，要让这三种界限相对分明的人群走到一起来搞革命，无论这三种人都有着怎么样的个人目的、个人情怀，总得有一个难以抗拒的共同点来缝合他们之间的区别，那就是——情势。

没有外界的刺激，一个自洽的系统不会产生应激的行为。如果中国是一个太平洋上的渺小岛屿，而在19世纪免受外国殖民者的骚扰，那他可能一直会在自己的被几千年岁月证明为行之有效的波利尼西亚系统中运行下去，按照自己的轨迹和逻辑去发展。

同样道理，如果没有一种外界的推力去刺激上述三种人群，他们的革命欲望也不会恰恰在那个时节爆发得如此完整而全面。或许，他们本来只是希望继续旁观，希望清政府能弃暗投明，希望生活能蒸蒸日上。但是，一种类似于布罗代尔所谓的“历史深层的潜流”一样的推动力迫使他们突然做出了选择，决定以武昌事件为契机，将革命进行到底！

这种深层的推动力会是什么呢？

你没有猜错，那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基础”。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适能力作了灾难性的低估，但是他对于经济基础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却一直为历史所证实。他对金钱对于人心的无与伦比的驱动力的看法是经济学界至今为止最为正确的结论。

扯得太远了。我们刚才这么啰里吧嗦半天，要说明的就是一件事：清末的经济必然是发生了动摇性的事件，才形成一个对于革命和革命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刺激因素。这种动摇使本来穷苦的人难以维生，本来富裕的人变得贫困，本来潜在的正义的知识分子义愤填膺到难以遏制的地步，而本来骑墙的机会主义者有了明确方向。这种动摇让原本不在一个轨迹上的潜在的革命者们殊途同归，把本来还有希望爬上悬崖的清王朝一脚踹下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这究竟是什么事件呢？究竟是谁造成的？

胡雪岩炒股票

我们经历的最近的一次经济危机被认为是因美国房贷泡沫破灭而起，可见泡沫这个东西不仅仅只存在于澡盆里。一旦进入了金融领域，什么东西都可以产生出泡沫，不仅房产可以有泡沫，钢铁可以有泡沫，就连大蒜、绿豆都可以有泡沫，更不用说把泡沫当做习以为常的股票市场了。

对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对于股票和股市的认识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但中国股市真正的起源则是在19世纪的50年代。最早是一些在华的外国人从事外国企业的股票投机，后来一些中方买办看到有利可图，也加入了进来。洋务运动兴起后，很多近代意义的中国企业开始出现，为了融资的需要，这些企业也开始发行股票，进入了股票市场。

与丰厚的利润形影不离的往往是非理智的冲动，虽然是老生常谈，但实在找不到更适合的引用依据来说明这个问题，让我们还是请出革命导师卡尔·马克思先生来说明这个问题吧：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

在股市里，利润是没有极限的，中国股民经常会以这么一则故事自励：一个美国妇人在某年买了5000美元的可口可乐的股票，把它压在箱底就忘了，没想到50年后重新发现它的时候，那些股票已经升值到5000万美元。即使就短时间而言，股票翻一两番也是屡见不鲜的事。相对创办实业的艰难和存银行的低利率，股市的极大利润空间让它从创办伊始就成为了风险爱好者或者头脑发热者们的乐园。

按照康有为、梁启超的说法，清末的中国人“民智未开”，不太适合跟西方的潮流去搞民主、自由，但从中国在证劵交易的活跃程度上看，他们的财商却已经跟上了世界潮流。在投机者的追捧下，中国企业的股票开始疯涨，当时轮船招商局的股票一开始每股只有几十两银子，短短几个月内便上涨到了近三百两，而开平矿务局的股票也在短时间内从不足十两涨到了百余两。

按照现在的说法，这些股票的市值本没有那么高，但是大伙儿一道往上哄，就哄出了这一大堆泡沫来了。

既然是泡沫，总有被戳破的一天。

于是，清末就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股灾。

清末较大的股灾一般认为有两次。头一次呢，就与大名鼎鼎的胡雪岩有关。

说到胡雪岩，大家首先想到的当然是胡庆余堂这家药号了，但是傻子也想得到，卖药能卖出一个中国头号红顶商人？事实上，对胡雪岩而言，胡庆余堂只是他经营的一个小行当，他主要是靠为左宗棠采运军饷起家，在短短20年内一跃成为全国首富。在他的鼎盛时期，他最大的产业是生丝生意和阜康钱庄。

江浙一带向来就是中国纺织业的中心，所谓“日出千绸，衣被天下”绝非浪得虚名。但19世纪60年代之后，江南的丝织业面临着来自第一波全球化商业竞争带来的重大危机。当时，英美等国都在上海开设了机械缫丝厂，中国传统手工缫丝的生产效率和质量水平根本没办法跟洋人的机械缫丝竞争。洋商吃着碗里的，瞅着锅里的，为了进一步垄断蚕丝出口市场，拼命压低生丝的收购价格，同时抬高经过加工的厂丝价格，从中攫取暴利。1868年，生丝每担市值为白银517两，到了1875年，已经下跌到了285两，1873年，这个价格更是跌到了惨不忍睹的200两。

胡雪岩（1823…1885）

一般丝商都在为生丝的不景气垂头丧气，但胡雪岩却越来越亢奋。这个人眼光很毒，他知道缫丝产业蒸蒸日上，而生丝价格却跌个不停，这里肯定有原因，一旦让他逮到这个原因，那就一定有巨大的商机在里面。他最后看出来了，发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华商们各自为战，力量单薄，结果让洋人控制了生丝的价格。他觉得如果以自己的财力介入这场生意的话，应该可以扭转华商的颓势，从洋商手里把价格控制权夺回来，从而获取巨额利益。

1881年6月，胡雪岩开始坐庄，巨量采购了生丝3000包。1882年5月，这个数字达到了8000包，而到了10月份，他囤积的生丝达到了1。4万包，几乎到了见丝就收的疯狂地步。外国人见着阵势也怕了，与胡雪岩同时代的欧阳昱在《见闻琐录》中记录了他们与胡的让步交涉：“其年新丝一出，胡即派人大量收购，无一漏脱，外商想买一斤一两而莫得，无可奈何。向胡说愿加利一千万两，如数转买此丝，胡非要一千二百万两不可。外商不买，过了数日，再托人向胡申买，胡坚持咬定此价。外商认为生丝原料仅操纵在胡雪岩一人之手，将来交易，唯其所命，从何获利？决心不买胡之生丝，等待次年新丝出来再说。胡雪岩则邀请丝业同行合议：共同收尽各地生丝，不要给外商，迫外商出高价收购，这样我们必获厚利。”1882年，全国的生丝供应量大约在50000包左右，而胡雪岩的囤积量接近了总量的20％，加上他对其他丝商的影响力，虽然未必能垄断全国的生丝市场，但对市场价格还是拥有很大的发言权的。

胡雪岩成功了。1882年9月，上海一级生丝价格已高涨至17先令4便士，而在伦敦交易所的价格仅为16先令3便士，国内价格反超国际期货价。但是洋人们没有办法，要在中国收生丝，还就得按照胡雪岩定的价来收。根据怡和洋行的档案，当胡雪岩在1883年10月9日将2000包生丝卖给怡和洋行时，每包的定价高达380两；而之后将剩余的生丝卖给天祥洋行时，价格也在372。5两。生丝业给胡雪岩带来了巨额的利润。

胡雪岩的另一大支柱，就是他的阜康钱庄。这家钱庄的营业区域遍布大江南北，实力雄厚可想而知，而且这家准银行还利用胡雪岩的特殊身份获取了大量的低成本政府存款，其中包括了他帮左宗棠西征包办的军款，光这笔款子就有1595万两，都是从洋行或者政府的财政上支取，直接划到阜康钱庄的。清政府几乎成了胡雪岩低成本甚至免费调用的资金库。

生丝和钱庄，一个可以巨额生利，一个可以保证资金往来和安全。本来胡雪岩只要老老实实地守着这两项庞大产业继续坐大，他几乎是不可能被击败的。但是他惹错了一个人，这个人直接导致了他硕大无朋的商业帝国的彻底覆灭。要不是这个人和胡雪岩之间的龃龉，要不是那场挤兑风波，19世纪末的晚清经济还要景气得多。

这个人，就是本书的主人公——盛宣怀。

盛宣怀的发迹史

思维总有着无限活跃性的我们经常会梦想这样一种情形：自己一手拎着取之不尽的钱袋子，一手攥着渗透着熏天权势的官印子，那时候是要钱有钱，要权有权，两相通融，其乐无穷啊。哪怕是天王老子，能奈我何？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一种痴心妄想症的灵光一现，很快就会被自我解嘲的方式湮灭掉。

但是，毕竟还是有那么几个人，因为各种机缘巧合或通过自身的努力，他们能够达到这种不可想象的二位一体的地位。在清末，至少有两个人就做到了这一点。一个是胡雪岩，另一个就是盛宣怀。

两人相较，从名声上来讲，胡雪岩这个容易被戏剧化的人物显然要更有知名度，但是从实际的能力以及对社会的影响力来看，盛宣怀胜过胡雪岩的何止是一筹。

本书不是单纯的传记，没有必要把盛宣怀的家世翻一个底朝天，我们对他的认识是从他和胡雪岩的血战开始的，至于他的身世，读者需要知道的是如下内容：

盛宣怀于1844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府武进县的官宦世家，从小被祖父和父亲赋予厚望，希冀他能在仕途上走出一条光宗耀祖之路。但他在1866年考中秀才后却不再争气，乡试不中，读了几年“高复班”，又考了两次，依然名落孙山，从此断了这个念头，开始闯世界。不知是自我安慰还是真的有所体悟，他称自己的这种转行是致力于“有用之学”。虽然没有文凭，好在有家世背景在，官二代要混口饭吃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早年（也就十七八岁的时候）随父亲到地方去任职，见识不少，在商业和政治上的才华也开始崭露头角。到了27岁的时候，盛宣怀到了他一生中对他的前程至关重要的人，这个人就是他的父亲“雅故”——当时的湖广总督，李鸿章。遇到了李鸿章，盛宣怀从此就彻底脱离了“混”的境界。

从李鸿章身边的机要秘书做起，盛宣怀可谓一路顺畅。正像大多数“高考”落榜、仕途不举的人一样，盛宣怀接触社会比一般务“正业”的官僚子弟要早，而且因为曾经辅佐过父亲治理地方，他见过的世面也比较广，对于洋人的新技术、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