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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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校讲习所设在南宁东门外大较场（又名标营）。南宁是广西的新省会。广西省会的迁治，早在宣统年间即有人提起。因为桂林偏处广西东北部，对全省省政的处理，不若南宁的适中和方便；加以陆氏的家乡又近南宁，所以力促其实现，乃于民国元年秋正式自桂林迁往南宁。我们速成学校毕业生，被派往将校讲习所的，自然也随省治南迁。我们一行数十人，由校方雇大号民船十余艘，满载器械装备，由桂林顺桂江下至梧州。在梧州另雇数艘小汽轮拖曳，溯浔江而上，直达南宁。
在这筹备迁移期间，我们仍住在速成学校内。这时校内有马数十匹。我性喜驰骋，闲来无事，便以练习骑马为乐。我们在速成学校肄业期间，本有马术一科，我因身体健壮，胆大敏捷，所以在同学中，我的马术实首屈一指。我能够当马疾驰时，据鞍跃下跃上，往复十余次而不倦。这一项马术，全凭身体灵活，臂力过人，才能胜任。当我作这种表演时，师友均叹为观止，我亦颇以此自豪。
这时速成学校内有好马数十匹，而其中有一匹“马头”，高大雄壮，确是名驹，但一向没有人敢骑。所谓“马头”，也是一桩很有趣的故事。我们南方的军用马，多购自内、外蒙古或西北各省。在这成群买来的数百匹乃至一千匹里，经常有两三匹马头随行。马头事实上就是群马的领袖。它生得特别高大雄壮，遍体乃至腿的下部，生满长毛。这种马头，力可敌虎。它有管理马群的天赋能力。当草原上万马奔腾时，如有少数马匹偶然落伍或离群，这马头会疾驰而去，把它们赶回队伍里来。因而每次当政府在蒙古购买大批的马时，总少不了有马头随之俱来。那时养在我们校内的便有这样一匹马头。这马头除专门饲养它的词养兵外，别人亲近不得，更不要说骑了。走近了，它就乱踢乱咬，而它又力大无比，无人可以制服。它原为前混成协所有，因它不服驾驭，才交我校饲养。
一日，我为好奇心所驭使，要求管它的饲养头目，替它扎起马鞍子来，让我试骑一下。最初，他们都有难色，说。“老爷（马佚叫学生为老爷），马头是骑不得的！”然而我一再地要求，并且他们也知道我的马术超人一等，所以答应让我试试。次日，他们在马栏内慢慢设法把鞍子扎好，由三个饲养兵牵了出来。我隐蔽在操场正面学校办公厅后走廊边的大往子之后，居高临下，等他们把马头拉近大柱旁边时，我纵身跃上马背，提过缰绳，准备它跳跃。谁知它一动也不动，若无其事地向前走数十公尺。我正有点诧异时，它突然把头和身子向操场左边一摆一窜，势如疾风暴雨，那三个牵着它的饲养兵，未及叫喊便被摔倒在地，它再纵身一跳，三个人便被拖成一团，全都撒了手。这时，马头便疯狂地跳跃起来，我用尽平生之力也勒它不住。它最后一跃跃上走廊，当它两前足踏到走廊边缘长方石块上时，这石块被压翻了下去，因此它虽冲上走廊，却失去了重心，也随之倒下。我见情势危急，连忙把右腿提上马背，跟它倒下，被摔在一边。这时马又跃起，冲向一小门，门狭马大，用力过猛，竟将新的皮马鞍撞毁脱落。它然后逃回马房里去了。这时旁观的群众都捏着把汗围拢来看我，发现我并未受重伤，只是擦破了手背，而地上则鲜血淋漓，原来马头撞掉了一颗牙齿，还落在地上。大家不免埋怨我不该冒此大险，并赞叹我马术好，福气大。因为这马如不把石块踏翻跌倒，把我摔开，我一定在门上撞死。如果马跌倒时，我未能沉着应付，或动作稍欠敏捷，我的右腿一定被马身压断。又如果我两脚夹着马身不够紧，或未将身子贴在马背上，我一定被摔在墙根上，弄得脑浆迸裂。我那时真是生死间不容发，不特旁观的同学夫役等怪我鲁莽轻生，我现在想来也觉那时太年轻气盛，视生命如儿戏了。这也是我五年军事教育结束时一件惊险的轶事。
后来速成学校结束，一切设备器械及马匹等，都运往南宁移交给新办的将校讲习所。那时这匹马头已不知去向。当时桂林人嗜食马肉，马肉米粉为一道着名小食，这马头可能已入马肉米粉铺，也未可知。
（三）
我在南宁广西将校讲习所报到，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年）的秋冬之交。我被派为准尉见习，事实上即是队上的助教，月薪十四元。开学后，任少尉队附，事实上即是排长，月薪三十二元，未儿又晋升中尉。这是我生平第一个军职。讲习所内的学生都是旧军里的中、下级带兵官，年龄大约在五十岁以上，官阶高的有位至统领的上校乃至少将。有臃肿的大胖子，也有瘦削的矮子；有礼貌周到的君子，也有抽鸦片、逛妓寮的腐败分子。至于他们出身的复杂，更不必提了。有一部分固然出身于武考或行伍，然不少是由绿林招安而来的。因为广西在清末，是盗匪如毛，而全省皆山，剿平不易，所以当时有“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诊语。
这种匪风的养成，据说是由于道光年间的官吏纵盗养奸所致。洪、杨以后，盗风更炽，官吏怕事，不敢认真剿除，相反地，却以高位重赏来招抚匪首。这样一来，许多不安分的野心分子，都视作贼为进身之阶。由匪首可一跃而为哨官或管带（约等于尉官、校官的阶级），如想从行伍升迁，恐毕生也无此希望。这种化匪为官的风气，在清末盛极一时。远如官至提督、因追剿太平军战死在南京城外、清廷赐谥“忠武”的张国梁，近如广西都督陆荣廷，都是由匪变官的最显明的例子。这种风气当然不止广西一省，北方的张作霖、张作相、张宗昌等也都是绿林出身。所以我们讲习所内，也有若干人是土匪头目起家的，习惯恶劣，不守纪律。他们都保持着原有的官阶和厚禄，拖家带眷前来受训，当然不把我们这些小队附们放在眼里。故此驾驭他们，也象试骑马头，殊非易易。
我们的第二队一百三、四十人中，便有位至少将统领的高景纯君在内。我管教他们的态度是公私分明，不卑不亢。在开学后不久，他们也开始对我表示好感和敬畏。我逐渐以新式的军事知识灌输他们，使他们的兴趣提高而乐于接受。那大胖子高景纯统领和其他素无训练的军官，有时在出操时体力不支，我就叫他们站在一边，看同学操练，而我自己则丝毫不苟且。他们在我以身作则的感化之下，也都自愿前来练习、操演，一反他们旧军本来散漫和不振作的习气。后来也颇能觉今是而昨非，完全服从新学术的教导，使全休上下和睦，精神焕发。等到一年受训期满毕业时，他们对我都有依依不舍之情，并联合起来送了我一件很名贵的纪念品，使我深为感动。
讲习所于试办一年之后，本拟扩大组织，继续更番调训各级旧式军官，故省方派所长林秉彝携带巨款前往上海购置新式装备。谁知林氏爱好排场，喜欢应酬，到了那十里洋场，为声色犬马所诱惑，乃大肆挥霍。不数月，所携公帑被用一空之后，他又打电报回省，诳称款项不足，要求补汇。于是陆荣廷左右不满林氏父子的人，乃大肆攻击林秉彝浪费公帑，主张停办将校讲习所。这时省府亦确实不愿再汇巨金给林秉彝，遂明令把讲习所停办。我们这些教职员，文的被遣散，武的则只有在南宁听候派遗工作了。
第三编：初期军中生活
第六章：护国军中的青年军官
（一）
在将校讲习所停办之后，我们这批无职军官，奉令听候另派工作。明知等来等去总不会有结果的，因旧军各有其系统，门户之见甚深，我们不易插足，且我们新式军人也不愿置身其间。而新军究属有限，更无余额可以容纳我们。所以当我的同事们纷纷搬进城里住下候差时，我就不愿浪费时间和金钱，决定返乡务农了。我家原是耕读之家，因此我觉得在外无职，回家务农是很正当的事，就在民国三年的秋季，回到临桂县的祖籍。
我对于稼穑是个熟手，体力又强，所以我和一般农夫做着完全一样的工作。而他们对我则有些诧异，认为我是一个读书人，在外面求学的洋学生，居然也能和他们一起下田工作。有些不明大体的人则认为我在外面作事无出路，被迫返乡种田，难免有絮絮闲言。我听了也处之泰然，并不介意。本以为可在家乡长期务农，谁知我在桂林的一些朋友认为我在家种田太可惜了，于是便约我到桂林去教书。
桂林许多新式学校，教授的都是新式课程，因而师资便有供不应求之势，而其中最感缺乏的便是军事和体育教员。我国的传统，读书人都文弱不堪，手无缚鸡之力。一旦要找一个能担任各种军事教育和体育运动的人，实非易事。这些学校虽先后请过几位军训和休操教员，结果不是他们的学术科不行，为学生所不满，就是教导无方，或人缘不好，而自动或被迫离职，故各校当局为这项课程，颇感头痛。所以当我的朋友们知道我赋闲乡居时，他们便认为我是这项职务最适当的人选，而向各校推荐。民国四年的春天，省立模范小学首先送来了聘书，我当然也乐于接受，就摒挡一切，到了桂林，做了省立小学高级班的军训教官兼体操教员。军训是我的本行，器械操更是我的拿手本领，时常在操场上作惊险的表演给学生们看。他们对我那种马戏班式的技术，佩服得五体投地。加以我的人缘一向是好的，校方同事对我均极推重。所以我就职不久，便声誉雀起，全桂林的学校都知道了。不久，县立桂山中学也送来了聘书，要我去兼课，我推辞不了，也就兼了。所幸这两校距离不远，而同事和学生都对我极好。学生们敬我如父兄，学校当局则视我若瑰宝，优礼有加。合计两校给我的薪金，比上尉官傣还多四十元，在那时确实是个很可观的数目。我因而有余钱接济家用，剩余的尚购置些田地。精神上与物质上的生活都很惬意。
不过我终究是个职业军人，教文科学堂自非我的素志。所以我时时在想重返军界。我在桂林任教将满一年时，我的一位朋友冼伯平君是我将校讲习所早期的同事。他现在滇军张开儒第三师，已任至营长。承他的器重，邀我到他那里去当连长。因为这时正值袁世凯称帝，西南政要群起兴师讨袁。滇、桂各军都在扩充，号称护国军，干部需要人，象我这样一个经过长期训练的青年职业军人，自然就在他们罗致之列。我当然也乐于应召。所以我就向学杖当局辞职，以应冼君之约，加入护国军讨袁。
（二）
冼营长翰熙（伯平）是广西宁明人，广西干部学堂步科毕业。我们在将校讲习所共事时，他是第三队的队长，我是第二队的队附。洗君在当时同事中是一位年轻而佼佼不群的新军人。衣履非常整洁，随身有自备的帆布行军床，日常生活极有规律，而且注意卫生。总之，他一切都很洋化，和普通军官迥然有别。其后，他加入滇军，当李烈钧的护国军由蒙自开到南宁时，冼伯平正任滇军第三师张开儒部三十一团第二营营长。当时的第三十一团团长便是在杭日时期曾任江西省主席的曹浩森。
冼君对我的邀请，可以说正合我心。因此我就复电冼君，表示接受新职。谁知道我向学校辞职的消息一出，两校师生一致挽留。终因我去意甚坚，他们也不好过分勉强。在我临行之时，学校当局一再表示惋借，并谓值此动乱时代，各方职位变动甚多，现在姑且请人为我代课，如果我觉得在外边不妥，他们随时都欢迎我返校任教。几番惜别，互道珍重之后，我才离开了桂林。
这时正值幕春季节，风和日暖，我自桂林顺漓江而下，直达悟州。梧州本是西江上游的大城市，这时更值护国军兴，运输频繁。各军都在向肇庆集中。时滇军第四师方声涛部适开抵梧州，故沿江码头附近设有第四师的招待所。当我乘的船靠岸时，只见码头上下，军民杂杳，熙熙攘攘。我正预备上岸找旅馆，再候船去南宁，忽然在人丛中瞥见前陆小第一期同学朱良祺、梁伯山和谢绍安。梁、谢二君且是我两江小同乡。旧雨相逢，惊喜交集，互道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