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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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刚过四天,这位文代表又来见我,说已奉到联帅的复电,接着就把唐继尧的电报高声朗诵给我听。大意是说:“本帅大计已定,师行在途,未便中止,仰该代表即转饬李宗仁、黄绍竑知照”等语。电文十分傲慢,似乎我们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一般。而这位文代表更是神气活现,说的一口极重的云南土音,开口联帅,闭口联帅,力促我勿庸迟疑,迅速表示态度,拥戴“联帅”,以免引起干戈,作无谓的栖牲。同时,他说四百万两烟土已在运桂途中,并将电报交我阅看。
这时我为正义感所驱使,深觉头可断,志不可辱。我如再和他敷衍,必然夜长梦多,足以动摇军心而偾大事,不如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立刻和他摊牌。当文某还在说他的联帅、联帅之时,我顿时把桌子一拍,骂道:“什么联帅、联帅,唐继尧这东西,乘中山北上,企图趁火打劫,不仁不义,到了极点。一个封建军阀,不自度德量力,不知悔过,居然想承继做大元帅,还想拖我们革命军人和他同流合污,实属无耻之尤。……”语毕,我立刻招呼副官,把这姓文的代表拘押起来。
这时,文代表已吓得面如土色,浑身战栗,跪到地下哀求说:“自古两国用兵,不斩来使,还清督办饶恕我罢!”我对他坦白地说,我们谊属四校同学,并且这事也非你之过,我绝不加罪于你。不过你既是军阀唐继尧的代表,今后你在南宁是不能有行动自由的。语毕,副官便带了卫兵数名,把文某押回南宁酒店,看管起来。这一来,整个南宁都为之震动。因为文某初来之时,气派十足,谁知昨日的座上客,今朝忽为阶下囚,外界不知底细,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文某被扣押的当日下午,总值日官忽来报告说:“广州大元帅府胡代帅有代表来见。”我闻报便招呼“请进”,同时即自办公室走到会客室的门口,以表示欢迎。那位代表正由总值日官陪同,向我迎面走来,距我尚有数丈之地。大概副官已告诉他我就是李督办,所以他一见我便笑逐颜开,高举双手,大声说:“李督办,我这次来,不辱君命!不辱君命!”热情洋溢,大有不胜雀跃之概。
这位代表名董福开,是江西人,携有胡汉民给我的亲笔信前来看我。他到南宁已有好儿天,也住在南宁酒店,但是只开了一间三等房间。他看到唐继尧代表文某那一股仆从如云,往来冠盖不绝于途的“钦差大臣”气派,以为我们已接受唐继尧的委任,故尔不敢暴露身份。今晨忽然见到文某房前站着卫兵,被看管了起来,不免喜出望外,立刻到督办署来看我。
据董君说,此次胡代帅原拟请林森(子超)先生为代表前来看我的,但是林子超先生殊觉为难。他告诉胡代帅说,此次去南宁的目的是要稳定李氏,使不受唐继尧的诱惑。然欲李拒唐,无异以卵击石,我们如要强人所难,至少应予李督办等以相当接济,才能要人家去牺牲。今日我们不持无一枪一弹的接济,即少数稿赏款项也无法筹措。我一人空头跑去,于情于理,俱有不合。因此子超先生不愿担这个任务。
胡代帅不得已,才改派董君。董君也是同盟会老同志,追随总理有年。据董君说,那时大元帅府同人伙食都成问题,他动身前夕,旅费尚无着落,最后胡汉民向私人借了两百元,才能让他成行。然胡代帅以中央对我们无丝毫接济,故不好意思明白地要求我们作“螳臂当车”式的牺牲。所以在胡氏致我的亲笔长信中,只将当前局势及总理的革命理论阐扬一番,并将宵小想乘火打劫的困难环境,作概括的诉苦,并征询我对时局的意见,希望有所条陈。
董先生到南宁后,原拟悄悄住下,如事不可为,他便打算潜返粤垣。谁知出其意料之外,他的使命竟然全部完成,其喜可知。
我们谈话之间,董君对我的断然拒绝唐氏,不计今后成败的魄力与作风,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我所以断然出此,多半是出于青年军人的血性,尤其是受到中山先生革命理论的薰陶使然。一心只觉得唐继尧作风下流,不仁不义,非和他拚一下不可,结果如何,却未遑计及。嗣后事隔多年,回想当年情状,也觉不寒而栗。
后来在民国三十八年,我从南京撤退,迁国府于广州时,董福开先生也自江西故乡避乱到粤,曾来看我。谈及当年情形犹如昨日,而三十年来,国家变乱如斯,彼此相对有不胜欷欲之感。
在文代表被拘押的翌日,黄绍竑才由梧州赶到。他一见到我便说:“德公,你这次祸闯大了。”我便说明拘押文某的必要,以及骗其烟土再行决裂的危险性。黄说:“事己至此,我们只有决定如何对付唐继尧吧。”
当晚我们便举行了一个重要的军事会议,讨论今后军事部署的问题。我们的到断是纵使唐继尧倾巢东犯,各项作战准备和行军所需时间至少尚有一两个月,才能抵达南宁和柳州。乘这空隙,我们应当全力讨伐沈鸿英,必要时,不妨将左右江地区和省会南宁放弃,以便集中兵力讨沈,讨平了沈氏,再回师用全力抵抗唐军。
孰知事有巧合,在文某被拘一星期之内,沈鸿英忽然自桂林用“建国桂军总司令”名义,向各县政府暨各法团发出通电,大意是“本总司令不日出巡视察各地民情,仰各知照,不得误会”等语。事实上,他就是以出巡为藉口,指挥大军出发,向我们进攻。
沈氏固早与唐继尧有联络,何机谋我,但是他何以未等滇军到达,便先期单独向我用兵呢?其主因是在于他的轻敌。沈军向称剽悍,纵横数省,未尝铩羽,自然对我们有轻视之心。再者,他希望在滇军入境之前,将我军击破,“先入关者为王”,以免滇军入境时反客为主,觊觎广西的地盘。殊不知他倾巢而出,也正符合我们各个击破的原则,我们实求之不得。
双方既都已准备用兵,黄绍竑、白崇禧遂立即回梧,和西江善后督办李济深取得联络,计划分进合击沈军。南宁方面,我令伍廷飏率兵两营守城,如唐军进迫,则撤出南宁以避其锋。敌进我退,敌停我扰,勿与敌正面作故,待我军消灭了沈鸿英,再回师拒唐。
部署既定,我便将桂西可用的部队悉数东调,我本人也于民国十四年一月中旬自南宁移驻桂平。
(二)
我移驻桂平不久,黄绍竑、白崇禧已和粤军第一师师长兼西江督办李济深决定进攻沈鸿英计划。一月二十九日,黄、自二人遂乘轮来到桂平向我报告他们的全部战略计划。
他们所决定的计划,大致是以摧毁沈鸿英老巢为第一要务。据他们的判断,沈的老巢是在贺县、八步一带。沈于该地设有大规模的修械厂和炼锡厂。沈军精锐的一部,由其子沈荣光统率,也驻于该处。在他们三人的估计,沈氏此次用兵,必自其老巢南下,志在夺取梧州。因此我方的对策,当以梧州为轴心,调夏威纵队联合粤军旅长陈济棠所部,自信都攻击贺县、八步,直捣沈军根据地。另一路则由白崇禧指挥蔡振云、俞作柏、陆超、吕焕炎、钟祖培等纵队和郭凤岗的第一独立团,集中江口,自蒙江、平南向蒙山北上,攻击平乐、荔浦,进窥桂林。至于大河上游,他们的计划是只留少数兵力,固守桂平和南宁。
黄、白二人报告完后,我立即表示不赞成他们的计划。我的看法是,沈氏之志不在夺取梧州。因柑州下通广东,路线太长,沈氏纵能夺得梧州,也无力进攻广东,况梧州四面受敌,得了不易守。故沈氏的意图,当着重在大河中游,志在限斩我军,使我首尾不能相顾。不意绍竑性急,无心多听我的辩论。他说他们三人已一致同意,只等我首肯,便立即开始攻击;此时不能顾虑太多,且师行在途,若重行部署,殊非易事。他和自氏都要克日东返指挥部队,已没有时间再从长考虑。
我因此一计划为他们三人所共同决定,如我坚持不可,可能引起分歧,反使议论未定,兵已渡河;然如照他们的计划而行,则败亡立至。所以当日下午黄、白决定回航之时,我乃强留白氏多住一刻。因黄返梧州,航程较远,白去平南,数小时可达。我们会议完毕已是晚上九时,白君返抵平南,将是半夜,所以我请他多盘桓几小时,待午夜开船,在船上睡眠一宵,翌晨抵平南,便可挥师出发。因此,黄氏先行,白泉禧遂留下和我再谈。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便平心静气地将目前敌我态势分析一番,并指出他们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在我看来,沈氏乘我们和滇唐决裂时,对我先行用兵,其理由不外有二端:第一,沈氏断定我有滇唐大敌当前,军心必已动摇,不堪一击。第二,沈氏深恐滇军削平我军之后,蟠踞不去,则为患更大。故借滇军的声势作呼应,一举而灭我军,唐继尧遂失其蟠踞广西的藉口,而沈鸿英则可囊括全省,南面称孤。
因此据我的判断,其主力必在柳江一带,意在南下桂平,截断大河,使我首尾不能相顾。渠便可左右开弓,借重东来的唐军的声势,以疾风扫落叶的姿态,肃清大河上游,在滇军入境之前,便可将我军残部悉数收编。然后顺流东下,不特可以占领梧州,甚至可以分兵直下广东,报粤军的旧怨。所以我军应付的策略,在迅速捕捉其主力而歼灭之,不在争一城、夺一地。我们如仅以捣沈氏的老巢为功,而听任其主力入据大河,则我辈危亡立见。最后我强调说,值此千钧一发的关头,我们的战略不容有丝毫错误,否则必至前功尽弃。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倘用兵而如盲人骑瞎马,未有不偾事的。谈到这里,我主张立即将作战计划重新修正,以贺县、平乐、柳州三处为第一期作战目标,将我军分成三路御敌,使得首尾易于兼顾。得手之后,再会师进攻桂林,这样部署,更可防止沈、唐两军合流,实为至上之策。白氏静听我分析之后,即鼓掌赞成我的计划,并主张立即照此计划重新部署。他悟性的敏捷,和果决的气魄,实非常人所能及。白氏并问我说:“季宽在这里时,你为何不详细分析给他听?”
我说:“你们三人决定的计划,究系多数的意见,我未便以一己之意来否决。再者,季宽那时自信力很强,事又繁忙,心情已极烦躁,不可能平心静气地和我对事理作客观的分析,我多说了必易引起辩论,愈辩论则其主观愈强,而事理愈不明。所以我等宵深夜静,和你煮茗而谈,头脑清醒,才可事半而功倍。”
白氏说:“事不宜迟,我们现在立即遵照你的计划,全盘重行部署。季宽、任潮那面,由我负责去电说明。江口、平南方面各纵队,即用电话改调至武宣集中。……”因此,我们的一夕之谈,竟把我们讨沈的战略全部变更。这一重大的改变,也只有白崇格有这气魄和才智可以做到。
当我们的命令发出之后,立将以平乐为目标的第二路改由俞作柏指挥。白前敌指挥官则兼第三路指挥以柳州为目标。部署既定,白氏即率卫士三、四十人,和钟纵队司令官祖培率士兵一连,乘轮船循柳河上驶,于午夜向武宣进发。我也于翌日(三十日)率独立营乘轮跟进。
白崇禧、钟祖培一行官兵二百余人于三十日正午到达武宣。此地有我部游击统领朱为珍率部四百人驻防。朱部为收编地方军组成的,训练和装备都很差,毫无作战能力。自崇禧等到武宣后,深恐大战即将爆发,便往四郊侦察地形,拟凭险设防。
我们今日回想当年作战情形,真如儿戏。敌我两军都无谍报人员,敌人行动全凭判断或道路传闻。我前夕向白崇禧说敌人主力在柳州一带,也仅是个人臆断,并无情报作根据,故白氏到武宣后,初亦不知是否真有大股敌人取此路南下。
孰知正当他们在察看地形时,忽然发现敌军漫山遍野而来,人数有数千之众。白氏知是沈军进犯,乃急令士兵就原地卧下,并放列两挺重机关枪向敌人射击。沈军也蜂拥而来,顿时展开一场血战。双方正坚持间,不料另一股敌军约二、三百人从柳江的左岸利用河边隐蔽地形,绕到白氏等的左侧背,向我军包围,情势危急达于极点。白氏乃命士兵边打边退,一挺重机枪座的三脚架在仓促中竟至不能带走,为敌掳获,狼狈情形,可见一斑。白氏因左脚不良于行,几至被俘,幸官兵虽伤亡十余名,尚能勇敢冲破敌人的包围圈,撤入武宣城内,闭门坚守,以待援军。此种危险情况,完全由于朱为鉁疏忽不负责任所致,当时我们如有正规部队驻在武宣,当不致有此危急场面出现。
这时进犯敌军为沈军师长邓瑞征、邓佑文两师,共约一万人左右。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