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衰退-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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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和第七章中加以阐述。
1。日本的经济复苏并非源于结构改革
关于导致日本长达15年经济衰退的原因，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有人将其归咎于结构缺陷或者银行问题，有人指责错误的货币政策及其造成的过高利率，还有人认为罪魁祸首是日本独特的文化，等等。也许可以这样总结，当众多外国媒体和公众人物纷纷指责日本的文化或者结构缺陷时，学术界则力主货币政策失败一说。而与此同时，金融界人士却把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归结为银行问题。
结构缺陷论阵营的代表人物包括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1，他认为日本能否摆脱“僵尸企业”（Zombie panies，指依靠银行贷款苟延残喘、避免破产的企业）是问题的关键。还有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他的行动口号是：“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经济复苏”。尽管结构改革这个词对于不同的人或许有着不同的意义，但是对于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和他的经济财政政策担当大臣竹中平藏（Heizo Takenaka）来说，就只意味着里根—撒切尔式的刺激供给改革。他们推动刺激供给改革的理由是：通常面向需求方的货币与财政刺激政策显然已经无法改变日本的经济形势。于1998年辞职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同样也是把推动结构改革作为复苏日本经济的关键所在。
在德国，结构问题同样被视为2000～2005年长达五年的德国经济大衰退的元凶，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经历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这期间，德国经济对来自于欧洲中央银行（ECB）的货币刺激政策反应迟钝，而同期欧元圈内的其它经济体却反应积极，这就更加支持了德国需要进行结构改革的主张。
在学术界，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1998）辩称通货紧缩才是日本经济困境的主要原因，他甚至认为追究日本陷入通货紧缩的原因已经无关紧要。2为了抑制通货紧缩，克鲁格曼力主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推动通货膨胀的发生为目标。这种不纠缠于通货紧缩的根源，而直接实施疗法的方式也得到了伯南克（2003）的赞同，他主张政府发行国债以增加货币流通量。另外还有斯文森（Lars E。O。Svensson，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2003）和艾格尔逊（Gauti Eggertsson；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资深经济学家，2003），他们建议实行价格水平目标制与货币贬值相结合的政策。这些专业学者都热衷于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过去的30年中，艾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2004）、艾森格林和萨克斯（Jeffrey Sachs，1985）、伯南克（2000）、罗默（Christina Romer，1991）以及特敏（Peter Temin，1994）等专家关于美国大萧条的研究专著全都认为：如果当时美国中央银行实施更积极的货币宽松政策，长期经济萧条以及流动性陷阱等现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尽管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日本所经历的这场极其罕见的漫长经济衰退必然有其独特之处，因此，找出这场持续了15年之久的经济衰退的主要驱动者就显得异常重要。为此，我将首先驱散一些对于日本过去15年经历的迷思，与此同时，详细地逐一验证前述各种观点的现实可行性。我将从那些与结构问题和银行问题有关的观点开始，因为这将为之后对于货币政策和文化问题等观点的探讨奠定基础。
◎一、结构问题与银行问题（2）
“没有结构改革就没有经济复苏”的口号被2006年9月下野的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鼓吹得深入人心。首先我同意日本确实存在诸多结构性问题——毕竟，我本人也曾经为老布什总统于1991年发起的美日结构协议直接提供过一些建议。3但是这些问题并非日本长久陷于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些问题的早日解决能够重振日本经济，就如同我从来都不认为小泉时代结构改革的两个主要成果——日本高速公路集团和邮政部门的民营化对于目前日本的经济复苏有过任何贡献一样。
我们如何才能确定结构问题并非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根源所在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那些因结构缺陷而深受困扰的经济体的主要特征。
从结构问题上为经济困境寻求解释的历史其实并不久远。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最早提出，传统宏观经济学关于总需求的理论已经无法解决这两个国家所面临的经济难题。当时，英美两国已经完全沦为结构缺陷问题的温床，工人罢工频繁、企业生产力低下，因为本国产品不可靠，美国消费者开始转而购买日本企业生产的汽车。美联储试图刺激经济的积极货币政策最终却导致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与此同时，由于消费者对本国低劣产品的摒弃导致进口扩大，进而使得贸易逆差不断攀升，从而迫使美元贬值，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高通胀反过来又加速了美元贬值。当美联储最终希望通过加息来遏制物价上涨时，企业只能开始暂缓投资。正是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美国经济陷入泥沼。
2。针对供给方的结构问题
当一个经济体深受结构缺陷的困扰时，频繁罢工等问题将使企业难以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这样的一个经济体自然会产生巨额贸易逆差、高通货膨胀率以及货币贬值，而这些又会进一步导致高利率，最终伤害企业的投资意愿。这种无力提供优良产品和服务的缺陷是由微观层面的问题（譬如结构问题）导致的，而宏观层面上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无法对其进行矫正。
但是当年的主流经济学家们都认为美英两国面对的问题可以通过适当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加以解决。许多人嘲笑里根和撒切尔的刺激供给改革是“巫术经济”（Voodoo Economics），认为里根的主张毫无可取之处，这些政策只不过是骗人的鬼把戏。当时日本的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对刺激供给政策持轻蔑态度，将里根的政策讥讽为“赏樱豪饮经济”，这一说法出自日本的一个古老传说：有兄弟俩带了一桶清酒打算去卖给在樱花树下设宴豪饮的人们，结果却是他们自己把酒全喝光了。他们一个人先卖一杯酒给自己的兄弟，然后再用这笔钱从对方那里买回一杯酒自己喝，这兄弟俩就这样一来一往，最后把那桶酒喝了个底朝天。
尽管我本人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作为一名经济学研究生求学，到之后供职于美联储期间，一直都完全浸淫于传统经济学领域之中。但是我仍然支持里根的主张，因为我相信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无法解决当时美国的问题，相反，切实提高这个国家提供优良产品与服务的能力才是必不可少的。我现在依然坚信自己当初的判断是正确的。英国经济当时面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撒切尔首相所推动的也正是相同的刺激供给的改革。
当里根开始执政时，美国正承受着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和罕见的高利率：当时的短期利率为22％，长期利率为14％，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则为17％。罢工是家常便饭，庞大的贸易赤字仍在不断增长，美元大幅贬值，这个国家的工厂无法生产出优质的产品。
3。遭遇需求不足的日本经济
日本过去15年的经济状况几乎与美英两国20世纪80年代的状况完全相反：长短期利率与房贷利率双双跌至历史最低点；除了2004年9月日本职业棒球选手举行的罢工以外，在过去10年间几乎没有任何其它罢工行动；物价只跌不涨；日本一直以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夸耀于世，直到最近才被中国和德国取代；除此之外，日元是如此强劲，以至于从2003年至2004年间，日本政府创纪录地动用了30万亿日元来干预汇市以阻止日元升值。
◎一、结构问题与银行问题（3）
所有这些数据都显示了日本经济供给有余而需求不足的特征。日本产品在世界各地都大受欢迎，唯独在日本本国例外，其根源并非产品质量不佳，而是国内需求的不足。
在企业层面上，日本企业近来日益猛增的利润颇受瞩目。然而其中绝大多数利润都来自对外贸易，只有为数不多的企业利润来自于国内市场。因为企业虽然大力开拓国内市场，但却无法改变内销疲软的局面，所以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开始重新向海外市场配置资源，而这又进一步促进了外销，扩大了贸易顺差。总而言之，过去15年日本所处的困境与25年前美国所面临的状况恰好相反。因为供给有余而需求不足，所以结构问题虽然存在，但是这绝非长期经济衰退的罪魁祸首。表1…1提供了日本经济现状与25年前美国经济状况的比较。
表1…1 结构问题不能解释日本的经济困境
大衰退期间的日本 里根时代的美国
短期利率 0 ≈22％
长期利率 ≈1。5％ ≈14％
房贷利率 ≈3％~4％ ≈17％
罢工问题 无 罢工频繁
物价 通货紧缩 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
国际贸易 世界最大贸易顺差国 逆差
汇率 大规模干涉以阻止日元升值 美元急速贬值
基本经济形势 供给有余、需求不足 需求旺盛、供给不足
注：房贷利率选取30年期固定房贷利率。
资料来源：野村综合研究所。
4。日本的经济复苏并非由于银行问题得到解决
有观点认为银行系统应该为日本的经济衰退承担首要责任。按照这种观点，银行系统的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信贷紧缩遏制了资金流入经济活动之中。然而，如果说银行成了日本经济增长的瓶颈，换言之，如果银行不再愿意放贷，那么我们就理应观察到信贷紧缩导致的几个典型现象。
对于急需资金的企业，替代银行贷款的最佳途径就是在企业债券市场发行债券。尽管这个方案仅对上市公司有效，但是在日本依然有超过3 800家企业在无法从银行申请到贷款时，可以转而到资本市场发行债券或股票来应对资金短缺。
但是在日本经济衰退期间，这种现象并没有发生。图1…1顶端的曲线追踪记录了从1990年迄今为止日本企业的未偿债券总额的变动情况。自2002年起，未偿债券总额开始稳步下降——也就是说，债券偿付额已经超过了新增发行额。一般说来，这种现象在利率近乎于零的情况下是难以想象的。即便我们同意银行或许出于某些原因拒绝向企业发放贷款，但这些企业有权决定自己是否发行债券。如果企业急需资金，我们理应观察到企业未偿债券额的急速攀升。然而事实却是，这样的债券额反而在急速回落。
图1…1 金融指标并不支持信贷紧缩的观点
不同于那些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泡沫经济（也被称为平成泡沫）破灭之后的日本同行，在日本的众多外资银行并不存在严重的不良贷款问题，而这也为上述这种常见观点提供了更多颠覆性的反证。如果是因为日本银行本身的不良资产和呆坏账影响了它们对于日本企业正常借贷需求的供给能力，那么对于在日外资银行来说，这正好应该是抢占市场份额的绝佳时机。传统上，对于外国金融机构来说，开拓日本市场一向都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因为在日本，银行方面的任何抉择往往都要受到企业与人际关系的重要影响。假如日资银行不再愿意放贷，那么我们理应观察到外资银行对日本企业放贷的显著增长，以及外资银行分支机构在日本本土的迅速扩张，但事实并非如此。
1997年之前，外资银行需要获得日本金融大臣的许可才能够在日本开设新的支行。1997年，随着被称为“大爆炸”的金融改革，这一规则烟消云散。因此理论上，在日本，外资银行可以在它们认为合适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开设新的支行。然而这一变革却并没有导致外资银行支行数量在日本的显著增加。尽管少数外资银行扩大了在消费贷款市场的份额，如图1…1中间的曲线所显示的那样，但是过去十几年中，在日外资银行放贷额的增长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甚至有几个时期呈现出急速下降的趋势。这就说明日本银行放贷能力的低下并不足以成为阻碍日本经济发展的瓶颈，因为同期的外资银行也同样无法扩大它们的放贷规模。
◎一、结构问题与银行问题（4）
第三种将日本经济衰退归咎于银行问题的观点认为，问题的根源出在银行利率上。许多中小型企业和非上市公司因为缺乏利用资本市场的管道，不得不依靠银行贷款来满足资金需求。假如银行是由于不良资产与呆坏账的原因而难以向这些企业发放贷款，那么市场的力量理应导致贷款利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