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之父──卡夫卡评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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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很少有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把握世界和再现世界的时候，能把原本的东西和基本的东西，能把对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事物的惊异，象他的作品中那样表现得如此强烈。在今天，在那种实验性的或千篇一律的技巧掌握着多数作者与读者的时候，这种突出的个性必定会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正因为怪诞如用得恰当，能取得这样一些特殊的艺术效果，所以它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并且已作为一种幽默的手段取得美学上的意① E 费歇尔：《从格里尔帕策到卡夫卡》322 页，维也纳，1962 年版。
② 卢卡契：《批判现实主义的现实意义》533 页，1958 年版。
义，成为现代审美特征之一。桑塔耶那认为，以变形为基本特征的怪诞也是一种“再创造”。“正如出色的机智是新的真理，出色的怪诞也是新的美”。
因为它们“背离了自然的可能性，而不是背离了内在的可能性。”①悖谬阅读卡夫卡的作品，有时会令人感到如陷迷宫。但一旦你找到如希腊神话中说的米诺塔鲁斯的线，被牵出迷津暗道时，你便会感到它回味无穷。这里卡夫卡又把哲学引进了文学，运用了哲学上的一个逻辑范畴：悖谬（Paradox，也叫背论、反论，这是形式逻辑的术语，类似“二律背反”，含有悖理、荒谬、自相矛盾、似非而是等意思）。西方一些对卡夫卡发表过权威性见解的作家、评论家都指出：悖谬是卡夫卡作品的基本特征。在卡夫卡之前，文学创作中即使有此先例，也不是常见的，但这一哲学——艺术手段在当代第一流作家中是不鲜见的，如迪伦马特，他不仅提出了“在悖谬之中见真实”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中运用得十分出色，如他的代表作《贵妇还乡》、《物理学家》、《罗马路斯大帝》等。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
也是运用悖谬的极好范例。可见悖谬是一种富有艺术效果的手段，它可以增加戏剧矛盾的色彩，产生摇曳多姿的情趣和耐人寻味的魅力。
悖谬是在自相矛盾中构成的。它总是同一种正常轨道的脱离或倒转相联系。为了便于理解，卡夫卡设计了一个鸟寻笼子的“图像”，他把这个图像改成“笼子寻鸟”，就成了悖谬。但卡夫卡的悖谬不仅仅把正常的思维轨道倒转就完了，他总让你的思维在逻辑的与反逻辑的轨道上来回滑动，可始终不让它到达两个极的顶端。所以前西德学者格·诺伊曼称卡夫卡的悖谬为“滑动悖谬”。这种手法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产生一种令人思索无穷的意味；它们常常给人一种似非而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感觉。
最早发现卡夫卡作品中的悖谬特征的恐怕要算加谬了，一九四二年他就指出：“基本的双重意义就是卡夫卡的秘密之所在。自然性与非常性之间、个性与普遍性之间、悲剧性与日常性之间、荒诞性与逻辑性之间的这种持续不断的抵销作用，贯穿着他的全部作品，并赋予他们以反响和意义。要想理解荒诞作品，必须清点一下这些悖谬手法，必须使这些矛盾粗略化。”①现在来看一下他那些主要的小说吧。它们的中心事件几乎毫无例外都是荒谬的，但荒谬仅是表面，思维沿着非逻辑的轨道滑动，未及到达顶端它又倒转，滑上逻辑的轨道。城堡可见而不可及，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但当你把它作为反动官僚专制主义统治与人民严重对立的象征，或当你想到有时想办一件事而又困难重重，从而发出“比登天还难”的感慨时，你不觉得它在艺术上比真实还真实吗？在卡夫卡自己所珍爱的短篇《判决》中，主人公因顶撞了一句父亲，即被父亲判处跳河自杀，儿子竟然毫不犹豫地服从了。
这显然也是离奇的。但再一想：既然这位父亲在家里占有这样的家长制的绝对威权，而儿子又始终摆脱不了这位“专制犹如暴君”的家长的巨掌，那么这位父亲存在的本身不就是对儿子的致命威胁吗？反过来，儿子由于深感自己无能，不能尽家庭义务，从而产生“无穷尽的负疚感”，那么跳河的“判① 桑塔耶那：《美感》175——176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
① 加谬：《卡夫卡作品中的希望与荒谬》，载波里策编《弗兰茨·卡夫卡》，1973 年版。
决”对他岂非是一种很好的解脱吗？《诉讼》主人公约瑟夫·K．被无端逮捕，他为洗清自己的清白不遗力地奋斗了多年，可最后被处决时，他竟又顺从地引颈就刎，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但若按照卡夫卡的思维特点，则也合乎逻辑：
在法庭面前约瑟夫·K 不承认自己有罪，但他作为一个银行襄理，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员，他在普通老百姓面前却是有罪的，因为他也高高在上地对待过那些在银行门前苦苦求告的百姓。因此他虽不接受国家法庭的判决，他却应该受到“自我法庭”或那超自然的正义法庭的判决。《饥饿艺术家》的主人公在表演到期时已饿得奄奄一息，但他愤愤不平：为什么没让他继续饿下去？
这种自我折磨狂也令人费解。但这有什么奇怪呢？他既然是个“艺术家”，他当然应该有艺术的事业心；而他的艺术手段是“饿”，那么他要达到艺术上精益求精，或显示自己的艺术造诣，除了继续饿下去，还有什么其他途径呢？
对卡夫卡作品中的悖谬手法的艺术魅力和奥妙感受得最深切并表达得最生动的恐怕要算捷克血统的美国学者埃利希·海勒，他说：“始终无法解释的……是卡夫卡的写作艺术：那是一种似乎畅通无阻穿过原始森林的散步，又好象在一个管理得很好的花园中徜徉；一种做出正在把结打开的姿势，而实际上却把结拉得更紧的能力；一种打开所有可以用得上的灯，却同时把世界推入黑暗中去的力量。”
自传性卡夫卡是一个内省的、思辩的、带玄学味的人，这一性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创作风格，即他把写作当作他的内心世界的表达。卡夫卡在他的大量的日记和书信中，向我们充分展示了他的“双重生活”的矛盾，即他的日常生活与内心生活的冲突，或者说他的感觉世界与观念世界的争斗。
他的外表笑容可掬，内心却“没有一秒钟的安宁”①；白天，他是工伤保险公司的一个兢兢业业的普通职员，晚上，他的思想却在内心世界的无限空间自由驰骋；在奥匈帝国那个窒人的环境里，他是个奉公守法的臣民，在他的专制的父亲面前，他是个从不逃避家庭义务的孝子，但他的内心却激荡着不屈服的叛逆情绪，是个“本性好斗的人”（《内心日记》）。这种“可怕的双重生活”使他感到“被撕裂”的“痛苦”，他觉得“除了发疯，看起来没有别的出路”。②不过，卡夫卡到底没有疯，因为他感到，创作之于他是将“内心世界向外部世界的推进”的手段，“是一种巨大的幸福”，因而“是一种奇妙的解脱和超凡的生活”。③因此他决心“要不顾一切地、不惜任何代价地来写作，这是我为生存而进行的战斗”。④于是他的笔输导着他的被压抑情感中痛苦的流液，他的书收获着他的观念世界中一个个思想的果实。
从内心写起，这决定了卡夫卡的创作在叙事方法上的主观性。从主观出发在这里是一种表现方法，它跟“自我表现’并无必然的联系；它可以用来表现自我，也可以通过自我来反映客观世界。关键是这个“主观”的作者对① 卡夫卡：《致密伦娜的信》。
② 卡夫卡：1911 年 2 月 19 日日记。
③ 卡夫卡：1911 年 2 月 4 日笔记。
④ 卡夫卡：1914 年 7 月 31 日“内心日记’。
生活的体验和把握的程度如何，他是否具有社会责任感。这方面卡夫卡是有一定启发意义的。卡夫卡不是革命者，但是个正直的公民和严肃的作家。他反对专制，反对压迫，不满贫富悬殊，同情下层人民。他的精神痛苦不是一般的个人哀愁，而带有一定的社会色彩，至少，在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代表性。正如海涅在一首诗里吟唱的：“我和一些人一样，在德国感到同样的痛苦；说出那些最坏的苦痛，也就说出我的痛苦。”卡夫卡的作品几乎毫无例外都是通过主人公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的。但这些主人公并不是现实的旁观者。他们在一种可感而不可见的权力面前既表现了不甘屈服的愤懑，又流露着恐惧和无可奈何的情绪，最后都避免不了被凌辱、被中践踏的命运。他们的境遇不啻是对那个吃人的社会的一种抗议。“主观”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内在的激情及其真实性。至此我们可以进一步领悟到托马斯·曼说卡夫卡的作品是“从深沉的笔触下产生的”，它们令人发出一种“含泪的笑”；①卢卡契说它们“有一种能引起愤怒的明了性”，是多么中肯了。无独有偶，别林斯基曾经也称赞过果戈里有一种“含泪的笑”的艺术。无怪乎德国著名女作家安娜·西格斯要把果戈理的亡灵请去和卡夫卡攀谈（西格斯所作小说《聚合点》）。足见艺术大师们的艺术嗅觉之灵敏，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虽说是从主观出发，但与一般同样有这种创作倾向的浪漫派作家不同，卡夫卡在他的小说中却从来不直抒他的主观感受或内心生活，而只是表现他的内心感受所激起的幻想的事情，而故事里往往有一个假定的情境和荒谬的事件，同时又有一个日常的、习俗的世界，即人物是普通的，思维是正常的，即使是动物，也不过是戴了面具的人，因为它们的音容笑貌和心理特征跟人一样；但因为故事的中心事件是荒谬的、与因果割裂的，所以这日常的世界一开始就被引向一个异乎寻常的方向，人们以惊讶的神情面对着一些从未想到过的、也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些问题是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和思考的产物，所以带有某种普遍的性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卡夫卡的创作过程：
他首先将外部的现实摄入到内心，经过独立的思考和精心的加工，变成内在的现实，然后用折射的方法把它投影到外部的、更大的世界，这个投影不妨称之为卡夫卡内心世界的“对应世界”。这个对应世界既是实的，又是虚的。
所谓实，是因为那里总是晃动着一个孤独的身影，总是颤动着一颗受折磨的灵魂，甚至许多主人公的姓名（K、约瑟夫·K、Karl……）都是从作者的姓（Kafka）上“掰”下来的。这一切几乎使所有的研究者都注意到了卡夫卡作品的自传色彩。最近德一家最有影响的杂志《明镜》周刊发表了卡夫卡《城堡》的一段手迹，小说劈头第一句原来用的是“我”，后来才改成了“K·”
① 。这家杂志同时还刊登了卡夫卡于一九一一年游览过的一座城堡的照片，它的外观极象小说中描写的那座城堡。这些资料都是卡夫卡作品中自传性因素的有力证明。然而，单单自传性还不能说明卡夫卡艺术的特色，他的艺术的特色主要的还是表现在“虚”的一面，即它的奇特的幻想性或假定性。卡夫卡在他的《笔记》中有关《诉讼》的谈论是很能说明这一问题的，他说：“我们发现自身处于罪孽深重的状态中，这与实际罪行无关。《诉讼》那部小说的线索，是我们对时间的观念使人们想象有‘最后的审判’这一天，其实审① K 瓦根巴哈：《弗兰茨·卡夫卡画传》144 页，法兰克福，1980 年版。
① 见联邦德国《明镜》周刊 1982 年第 35 期。
判是遥遥无期的，只是永恒法庭中的一个总诉讼。”在同一本《笔记》中的另一处，卡夫卡阐述了这一假定性情境的基本母题：“猎狗在广场上奔驰戏耍，但野兔终究逃脱不了，不管它是否已远遁林中。”这一简短的譬喻极其鲜明地、形象地揭示了现存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景象。在人压迫人的社会里，被压迫的弱者（“野兔”）的毁灭，有的是由于压迫者（“猎狗”）的直接摧残，有的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压抑而遭受的精神磨难。而无论是直接摧残还是精神磨难，在卡夫卡的观念里都等于在经受无休止的“审判”，最后都必然导致毁灭。卡夫卡的所谓“罪孽深重”就是精神痛苦的别一种说法。从他“无法忍受”的生活可以看出，《诉讼》主人公的经历也包含着作者自己的某种体验，尤其在关于“自我法庭”的审判这一方面。卡夫卡的心理特征是弱者的恐惧感。他在一则日记里曾写道，他有一种“对未来的恐惧。一种从根本上说来使我自己感到可笑和羞耻的恐惧。”他的创作似乎都以他的这一心理体验为半径，因而在他的内心投影的“对应世界”的圆周内展现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