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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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春、夏、秋三季一般都是“缸靠”竹布大褂（即长衫），颜色深浅略异，样式基本相同。冬天，颜色较深的布棉袍。也偶有穿丝绸呢绒的，那是极少数，而且看来也不顺眼。也有制服，那是上军操时才穿的，平时很少穿它。上课时必须穿长衣服。走读生早晨进校，住校生星期天出校，也必须穿长衣服；否则，号房刘明老人不允许。只有运动的时候和在自己宿舍的时候，才许穿短衣服。裤子一般是西式的。鞋是皂鞋，穿皮鞋的很少。夏天，有不少的人穿白帆布五眼鞋，我们以羡慕的眼光，见了穿白鞋的人，喊一声“帅”！我是一九一六年到清华之后，才“帅”起来的。帽子，我不记得我那时候戴的是什么样的帽子。同班李氏叔侄，冬天戴瓜皮帽，我们都笑话他们。发式：我的《毕业同班录》的照片，二十八个“平头”，一个葫芦头。一般地说，早期南开中学学生的衣服，是朴素、整洁的。
伙食住校生都包全伙，就是说一日三餐，一月三十天，都在校吃饭。走读生多数包半伙，每天吃一顿中饭。星期天除外。全伙、半伙都分两级：甲级全伙每月三元多四元光景，乙级二元多不到三元。半伙按比例计算。八人一桌，四个八寸盘，甲级有两个荤菜，乙级一个，馒头、米饭管够。中饭每桌有一位老师。哪位老师在哪一桌吃，不固定。这样做一则是为了便于师生互相认识；二则为了维持礼貌；三则是跟学生吃中饭的老师不用化钱，是一种“福利”。礼貌云云，主要就是不要抢菜，张校长有时也和学生吃中饭。他很策略，提议把四盘菜顺时针方向挪动，为的是不让好菜总在一个人的面前。可是每逢一盘鱼挪动到他的面前时，就不再挪动了。这是同学间相传的笑谈。
我们的伙食是由一家厨师承包的。学校只供给饭厅、桌凳、水电，其余都由厨师包下来。因为厨师善于经营，学校行政廉洁，管理严格，所以厨师有利可图，我们也吃得满意。管理严格最突出之点，是饭厅不许有苍蝇。知道南开中学当时环境的人，认为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因为南开中学的后边，就是一个大污水坑，是亿万苍蝇孳生的地方。但是南开中学行政，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如固定的纱窗、饭厅入口处的暗室——终于克服了困难，做到无蝇饭厅。对厨师也提出严格要求，除了要求饭厅无蝇之外，如果饭菜里有苍蝇就罚他重做一个菜。有时，调皮的同学，从外边抓一个苍蝇扔到菜里，要罚厨房。厨房掌柜的总是小声说：“先生们，我们是血本经营，赔不起呀！”有时也有争执，只好送管理员公断，管理员就秉公办理，好在经过油煎水煮的苍蝇究竟跟刚刚扔进菜里的苍蝇模样不同，该罚就罚，不该罚就不罚。
管理安排管理好学生的生活，是早期南开中学的一个特点。先说宿舍，以四斋为例，每间寝室四个床位，中间一张带四个抽屉的书桌，桌上悬着一盏有白瓷罩可上可下的电灯（25烛光？），这就是我们起居生活温课的地方。门外墙上挂着四个竹牌，上写学生的姓名，以便“查斋”点名。哪四个人住哪一间，由学校指定，有时也听学生自由结合的意见。原则是：同班同屋；年级相近，寝室相近。
六点半起床。“堂役”（即校工）摇着小铃，叫醒酣睡的学生。同寝室的人互喊一声，一般都即时起床。七点钟，斋务员来检查宿舍，看有睡懒觉的人没有。也有六点半以前就起床的，那是些到校外开洼去练越野赛跑或者大嗓门练演说、念英语的人。学校六点开大门。到了冬天大考之前，食堂的灯，五点就打开，给学生们温课。起床之后，各人拿着自己的脸盆（薄铁皮压成的，那时还没有搪瓷）、毛巾、肥皂（日光皂，英国进口），有的人还带着牙刷、牙粉（狮子牌，日本进口）到盥洗室去洗面漱口。我不记得盥洗室有太拥挤的情形，大概是叉开了时间的缘故。七点早餐，稀饭、馒头、咸菜。因为定量供应，所以来吃者可以参差不齐。八点上课以前，用功的人，温温课。球迷拿着篮球去“秀”（shoot）它几下，这是我经常干的事。上课了，学生们从寝室拿着要用的书籍纸笔到课室去。上午几乎堂堂都有课，自修堂很少，下午的课，理化实验和作文居多，也有自修课，到了四点，全都到运动场上或者会所去了，开会的开会，写文章的写文章，唱歌的唱歌，演戏的排戏，锻炼田径技能的锻炼田径技能，搞比赛的搞比赛。比赛最热闹，运动场和各会会所满了人，除了病号之外，宿舍里没有人，课室里也是空空的，但不锁门。这是课外活动时间，每天都有。晚饭后，七点上自习班，每个人都到自己寝室的座位上去作功课，很少很少有不作功课的人，因为明天就要交作业，或者提问，或者其他形式的小考。九点半了，但听室外有骆驼铃响，这是校工用一根棍子串一串铁皮夜壶分送到各室去的声响。不久，又听到皮鞋大、不跟脚、鞋后跟有铁掌，铁掌与甬道砖面相碰的塔拉塔拉的声音，这是“华白眼”查斋来了，该熄灯了，果然熄灯了。这是十点整。如果你不睡觉，还说话，就有人敲门，细声说，“该睡觉了。”再过半点钟之后，也许一排宿舍有一两个人偷着到厕所去“开夜车”，因为十点以后，只有厕所有灯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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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钰生：早期的南开中学（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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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住宿生的一天——满满的一天。如果你把上课当作生活的话，寓教育于生活之中，这是早期南开中学的教育方法。安排管理学生共性的生活，也安排学生个性的生活，有时分别进行，有时同时进行。久不久，学生们都要晒被褥，消灭细菌，籍此也可以检查学生个人生理卫生的情况。又例如，我嘴馋，在校门口的零食摊赊帐买东西吃，孟琴襄老师把我叫到一边去，细声说：“帐要还，别再赊了。”我涨红了脸，照着老师的教导做。孟琴襄和华午晴一样，是南开建校的功臣。他为人憨厚，我们叫他“傻孟”，其实他精明能干。南开中学的体育，后来，全校——中学、大学、女中、小学校舍，室内室外的整齐清洁——包括食堂无苍蝇等事实，足以证明他在这方面的才干和责任心。
早期南开中学，寓教育于管理生活之中，其所以得法，主要是由于学校负责人——张伯苓、时子周、华午晴、孟琴襄、尹绍荀等人，认得全校的学生，每一个学生，叫得上名字，知道他的功课品行如何。我到南大任职之后，张校长回忆早年的情形，对我说：“我和华先生他们比赛认识学生，后来学生多了，我认不过来了，但是管宿舍的人必须认识他所管宿舍所有的学生。”因为管理学生生活管理得周到，当时社会上，特别是学生家长，称赞南开是个家庭学校，张校长以为这是对南开最恰当、最光荣的称赞，他在修身班多次提起这件事，引为欣慰。
集体培养集体意识，是早期南开教育的又一个特点。从校舍的建筑和使用，到课程的设施，到课外活动的提倡，到安排管理生活，时时处处都着眼于大小集体意识的培养。大之如国家，小之如一个寝室，都是集体。张伯苓校长到了中年，把他办学的宗旨，概括为“公能”二字，“公”就是为公不为私，“能”就是知识、技能、本领，其中包括为公家办事的能力，组织集体的能力，为集体争荣誉，不为集体贻羞辱的意愿。我们姑且把这叫做集体意识。首先，一个班就是一个集体。早期的南开中学，对于班集体意识是加意培养的。一班的课室，相当稳定。这是全班——包括住校与走读——共同作息的场所。功课在这里上，有些课外活动，在这里作准备，更重要的是：集体生活在这里过，用旧名词说，同学之间的劝善规过，砥砺学行，用新名词说，批评与自我批评，在这里进行。班舆论的威力很大，谁都不敢冒全班之大不韪，做与班誉有损的事。一个人参加全校性的比赛，只是代表他的班去的，胜利了，个人光荣，更重要的是，全班光荣。学校的比赛，许多是班际比赛，不是个人的比赛，奖状、锦旗发给班，不发给个人，个人受到表扬时，总是提某某班某某人。通过这些措施，本来互不相识的四五十个青年，很快就形成一个愈来愈坚强的班集体。
除了班集体之外，还有许多跨班的团体——自治励学会、敬业乐群会、三育竞进会、新剧团、唱歌团、广武学会、军乐队、演说会、国文学会、英文学会，等等，都是这样的团体。一个学生，除了参加他的班集体之外，总会参加一个乃至几个跨班级的团体。任何课外活动团体都不参加的游离分子，在早期的南开中学，是很少很少的。学校正是要通过这些团体，培养集体意识，锻炼其成员的组织能力，促进其学业、技艺的成长，这就是张校长提倡课外活动、团体组织的用意。
通过校舍范围内的共同生活和学习，在班集体与团体组织的基础之上，包括全校师生员工的校集体，很自然地形成。通过和校外人士的接触，通过校际的比赛，通过种种比较（升学就业，都可以比较），南开的集体意识，很自然地形成。觉得自己是南开的一员而感到自豪，要求自己为南开争光，不为南开丢脸，这就是校集体意识。这个校集体意识，进校不久就开始形成，随着在校时间而与时俱增。离校之后，仍然不减，南开毕业生（很多时候并非毕业生，在南开上过学做过事的就算）到哪里，哪里就有“南开校友会”的组织，这说明校集体意识之旺盛。到了张校长的晚年，“南开校友会”国内大城市都有，甚至于外国也有。
我的这些话，已经轶出了我回忆的范围，我对于早期南开中学的回忆，可能有溢美之处，趁此，我愿用敬爱的周总理对早期南开中学的评价，作我的结束语。周总理一九五○年视察南开中学时，对学生们说（大意）：“我在这里受过资产阶级教育。那时候也只有资产阶级教育。我在这里学了些基础知识。通过课外活动，锻炼了些组织能力。但，终究是资产阶级教育。我没有你们这么幸运，你们所受的是毛泽东思想教育，你们要好好学习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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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蕻良：我的中学生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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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二年，我十岁，在老家辽宁昌图县立小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便由我在天津南开读书的两个哥哥带我和三哥到天津上学。本来也想考入南开中学的，但哥哥们商议，认为县立小学程度差，先补习一下再考，后来又商议，汇文中学比南开容易考，就报考汇文，免得考不上南开白白蒙受一次打击。第二年，我便考上汇文，开始在天津读初中了。
汇文中学校长叫伊文思，是美国人，对学生要求很严。记得有一次下课后，我急冲冲地就往楼下跑，被他一把将脖领揪住，问我是哪个班的？我抬头看到他那一副不友好的神情，非常反感根本不想答理他，一扭身就挣脱跑掉了。
在操场，一些比较大的同学在踢球，看到球滚在我身旁，便叫：“喂！小孩儿，把球给我们拣过来！”我生气地说：“谁是小孩儿？”接着拿起球，猛地一脚就踢出去，朝另一边匆匆走开了，听到后面说：“喝！这小孩儿脾气还不小呢！”
我在汇文只读了一年书，因为父亲作粮食“倒把”生意失败，不能同时供兄弟四个在天津上学，我和三哥就回家乡自学了。
在我未到天津前，就常常溜进我父亲的藏书室，偷看一些父亲平常不让我看的书，等到我从天津回去后，不但能大模大样地走进父亲藏书室看书，还从天津带回不少新文学书籍和翻译的世界名著，在订阅《小朋友》的同时，我便读了梁启超著的《饮冰室文集》、康有为讲书法的《广艺舟双楫》、《陈独秀文存》、《胡适文存》等书籍，管它懂不懂，生吞活剥地往肚里吞，我还看《晨报副刊》的合订本，也看二哥特意为我买的《阿丽斯漫游奇境记》、《伊索寓言》、《格里佛奇遇记》、《两条腿》、《列那狐》以及《桃色的云》，等等。甚至日本的《天胜娘魔术大观》，上海出版的《游戏杂志》、《礼拜六》杂志我也看，《谐铎》和《福尔摩斯》同读，《断鸿零雁记》和《花月痕》齐观，《醒世姻缘》和《玉梨魂》也都涉猎。
我的家人在读书方面，对我是取信任和放任的态度，只为我提供阅读的条件，我未受到过拘束。
我的家庭是个大家族，父亲具有新思想，不安于封建地主生活，总在折腾作生意，倒过“羌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