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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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砺儒：北京师范大学拾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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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对付教育事业，不像北洋军阀那样置之不理，倒是很关心的。不过他们关心的是把学校划分地盘，师生变为喽啰仆从。如其不然，他们便要祭起大棒，显示力量。在这样政权之下，教育已无从谈起，更谈不到师范教育。　
　　一九三一年，男女两师大合并为一，地盘扩大了。　
　　在旧中国，师范学校的学生一般是属于寒门子弟，这个阶层是没有政治权力的。他们毕业后大多数当教师，不可能居高位，从而很少有政治野心。五四运动时，北京高师学生虽然成为当时北京学生运动的一支主力，但他们只表现着青年们天真的爱国热情，为学生团体努力工作，而很少挟此为政治资本，变成学生政客，这一点正是这个阶层的特征。此外，教育超越政治的思想，也还支配着北京高师，教师们大抵是不问政治的书生。在五四运动前后，北京高师流行一种“新教育思想”，称为自动主义、理想主义。在方法论方面，提倡启发个性，以反对往日权威束缚；在目的论方面，高唱理想的社会，以表示不满现实。这当然是吸收了二十世纪初期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潮，是以进化论为根据的。在当年军阀横行、政客奔走权门的情况下，这种思想有其进步的一面，可以保持教育界一定的干净。但他们企图以教育促进社会的改良，这就显出改良主义的空想性。他们对暴政忍受，而对革命却旁观，更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怯懦。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军阀官僚们是对教育不问不闻的，书生们还可以关起校门自鸣清高。而遇着国民党法西斯，便御侮乏术，只得饮恨吞声，无可奈何。况又有人因势乘时，卖身投靠，国民党便唾手而把师大置于他们铁蹄之下。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的卖国面目已暴露无遗，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将大白于天下。对这点的认识，知识分子是比较容易的，尤其青年。因此，师大的政治真空却不被国民党法西斯势力所完全占据，而竟激起政治的新生。这股进步力量，至此竟找着了方向，得到了依靠，而形成新的力量。师大学生自治会竟在国民党厉行“整理工作”的时候，成为中流砥柱，毅然反抗压迫。“一二·九”运动的前后，北平师范大学是北平学界的反革命势力中心，而师大的学生自治会同时却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一支主力，而且参加进去的教师也不少。　　　
　　总括地说，自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之间，师大在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之下，是处在极黑暗的时代，而师大的进步力量却在此时期形成，而且日益壮大，“一二·九”学生运动便是证明。魔高一丈而道也高一尺，便有了抵抗。师大学生自治会是值得一提的，它组成于五四运动后半年，是全国头一个学生自治会。这点五四精神一直连绵不绝。至一九三二年，国民党下命整理北平师范大学时，曾指责“学校的一切都是学生自治会把持着”，可见反动政府对师大的学生自治会是十分厌恶的。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把北平师大和北平大学迁往西安，组成西北联合大学。不久，又令师大单独西移，成为西北师范学院，最后安置于兰州。这显然是要把师大孤立于西北，以便驯服。国民党这番策略是相对地成功了，抗战八年间，西北师院始终是无声无臭，与国内一切学生运动绝缘，学风之“纯洁”，得到陈立夫嘉奖，而为当时关心师大的人士所叹息。　
　　日寇投降后，北平各校陆续复员，惟师大被迫要留置兰州。这一着不只是遭到学生们反对，而当时的师大当局也决不甘心，因为硬要他放弃原有的北平地盘，这就构成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的矛盾。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师大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取得了胜利，回到北平；更进一步又争得师范大学名义的恢复。　
　　我们从这一段师范校史，可以认识师范教育的政治性。师范教育的自身就是政治，因为国家要有计划地培养自己认为最可信任的师资，才产生师范教育。师范教育只有依靠革命的进步政治，才可抗拒反动政权的玷污。妄想超然象外，一定做不到。革命时机将到，反动政权无论多么凶暴，使尽阴谋诡计，用尽威迫利诱，要控制师范教育为己用，其结局也必须失败。“寒门”出身的师范生，大多数容易接受革命的锻炼，中国那一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却不适用于他们。　
　　北京师范大学尚须努力解答的课题是什么？师大是我们中国师范教育的一座鲁灵光殿，六十年来对全国普通教育的贡献是很大的。然而也还有一个尚待解答的课题——如何才可以保证培养出优良的中学师资。这是世界上高等师范教育还未十分完满地解答的课题，北京师大当然也不能例外。原来大学毕业生教中学，这是自古已然的世界惯例，但到了十九世纪开始有了转变，发现大学毕业生教中学不甚妥当了。这是由于中学教育的内容和性质都有了变化。十九世纪，西方各国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自然科学大发展，现代语文代替了古典语文，这类新事情，都给了中学教育以影响，他们西方叫做中学教育现代化。西方教育界因此接受了一个教育建议，中学师资应由特设的大学来培养，这个建议是早在二百多年前一个英国的中学校长提出的，是一个进步的主张。从此以后，西方培养中学师资便出现两种新办法：其一，在大学内设研究所，把大学毕业生加工训练一两年，才准充中学教师；其二，专设高等师范院校训练中学师资。这两种办法虽不一同，而前提却是一个，承认大学毕业生教中学是不够理想的。可是经过一百多年还未得到一种十分可靠的具体训练方案，因而如何训练理想的中学师资，直到今天在他们还是一个尚未完满解答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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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砺儒：北京师范大学拾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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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高等师范教育，是在一九○二年与中学教育制度同时创建的。一穷二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摹仿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制度，当然说不上中学教育现代化，只能说是有意“洋化”罢了。当时要办洋学堂，而又苦于还未有洋学堂出身的师资，所以感到师范教育的必要。《奏定学堂章程》这样说：“学堂必须有师。此时大学堂、高等学堂……犹有聘东西各国教员为师。若各州县小学堂及外府中学堂，安能聘得许多之外国教员乎？此时惟有急设师范学堂。……”从此可以看出，当时办师范教育就是要有教师，还不知道讲究要好教师。一九二二年学制改革，取消了大学预科，设立高级中学，训练中学师资的高等师范便水涨船高，被提升为师范大学，当时的认识也只此而已。就是说，只知道要有比中学高一级的大学毕业生才合教中学，至于中学的优良师资应有什么样的学识修养，此事还未引人注意。因此，同时也发生另一种现象，好多地方的高等师范陆续改为一般大学，只剩下北京师大一个硕果。由此可证明我们经过了二十多年之后，对师范教育的理解，还是和清末时代差不多。在大学生甚少时，感到需要高师，一旦大学生多了些，便觉得高师无甚必须，这就证明了对师范教育的认识未曾迈进一步。　
　　高等师范教育是为中学服务的。中学又常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的变化发展而改变其性质。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学教育的现代化，是资本主义革命成功的结果，也和他们的民主政治相似，是进步的，也是有局限性的、很不彻底的，因而无法解答如何培养中学优良师资这个课题。高等师范教育只能由资产阶级提出，但不能在他们手里完成。此事从历史发展的观点说，是应该如此。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中学教育才开始成为人民的普通教育，从而如何培养优良的中学师资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就必须从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学教育的性质来寻求答案。在旧中国，我们还说不上中学教育现代化，而到今天新中国，中学教育的现代化又必须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好比在政治上，我们只能讲求无产阶级的民主，决不能要资产阶级的民主。因此，解答培养优良中学师资这个课题，是我们的权利，也是我们的责任。资产阶级的经验只有一点值得我们采取的，那就是中学师资必须受专业的训练，不应该仅仅是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久就在苏联出现了规模空前宏大的高等师范教育网，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新中国开国后十年间，高等师范院校曾发展到一百六十余所，这更说明中学师资的培养是人民教育事业中十分重要的一着。我们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文化的新中国，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中学教师队伍。我们的中学教师必须是科学知识湛深而渊博、政治立场正确而坚定、教育技术熟练而灵活的人物。这样优良的师资，为数应以数十万乃至百万计，当然不可能指望在一些大学内附设一些研究所来培养。独立设置师范大学、师范学院是不可动摇的政策。那么，把培养新中学师资的理想，转化为现实的高等师范教育方案，从而解答过去尚未解答的这个课题，应该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新任务。　
　　末了，谈几句我对于师范教育的理解。师范教育发展于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它是后起的新鲜事物，是为大众教育服务的，因而有进步性。但它是资产阶级政权经手的，就难免偷工减料，所以今天存在不少问题，我们要加以大力改造。改造的方向是：（一）质量应尽量提高，以实现其进步性；（二）规模将逐步扩大，以应人民教育的需要。当然，师范教育的发展也必然是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前进的。　
　　“不提高人民教师的地位，就谈不上任何文化，既谈不上无产阶级文化，甚至也谈不上资产阶级文化。……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来未有过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①。”我们把列宁这番话引申一下，便可以说：我们也必须把中学师资的学识修养提高到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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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传揆：协和的创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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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协和医学校在我国过去半世纪的医学史中占有一个重要的地位，因此，回顾一下它的创办经过及其对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影响，也还有着现实的意义。　
　　我是北京协和医学校的第四期毕业生之一，一九三二—一九三四年出国进修时又在美国纽约市罗氏医学研究所（RockefellerlnstituteforMedicalResearch）参加过两年的工作。下面我想着重谈谈北京协和医学校的创办经过和它对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所起的影响。　
　　北京协和医学校在开办之前，有一个较长、较细致的调查研究和筹备过程，另外在建筑设备和组织人力方面也用了几年时间。　
　　远在一九○八年，罗氏（即煤油大王）派遣了芝加哥大学的ErnestD。Burton医生和ThomasC。Chamberlin医生到中国、日本和印度进行教育考察。这两位医生在每一个国家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作调查，回国后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是：在北京成立一个自然科学的教育机构；但经过讨论之后，初步认为计划不宜过大，宜限于医学事业方面。在见诸行动之前，一九一四年又派遣了以芝加哥大学校长HarryPrattGudson、哈佛医学院医生FrancisW。Peabody和美国驻汉口领事顾临（RogerS。Greene）三人组成的第二次考察团，专门到中国调查研究医学教育事业的情况。这个调查团的报告赞同前议，即在中国办医学教育事业，同时还提出了援助其他医学校和医院的意见和办法。随即成立了作为罗氏基金社（RockefellerFoundation）一个分支的驻华医社（ChinaMedicalBoard），并任命顾临为医社的驻华代表。　　　
　　一九一五年夏，派遣了第三次调查团（团员为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WilliamH。Welch医师、罗氏医学研究所的SimonFlexner医师、医学教育社的秘书WallaceButtrick医师，和罗氏医学研究所的FrederickL。Gates医师）到中国作进一步的考查。这个调查团详细研究了具体情况之后，建议在北京和上海各设一所医学校。结果作出了决议，与原在北京六个教会开办的协和医学校合作（用了北京协和医学校的名称，而实际上是接办和大改组），由驻华医社用原价将该校的房地产购买过来，投资增建新学校和医院房屋，并担负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