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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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初具规模后，正碰上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的风暴，在危机和日本帝国主义倾销的双重袭击下，陈嘉庚先生的企业一蹶不振，每况愈下，维持厦大和集美学校的经费日见困难。一九三○年，一些亲友劝他停办学校或缩小学校规模，他坚决不肯，说：“两校如关门，自己误青年之罪小，影响社会之罪大。一经停课关门，则恢复难望。”一九三二年，当他的企业陷于极度困难时，外国某垄断集团要把他的企业作为附庸公司而加以“照顾”，提出以停止维持厦集两校为条件。他断然拒绝，说：“宁使企业收盘，绝不停办学校。”后来，他的企业因失败而收盘，他在一九三七年不得已把厦大移交给国民党政府接办，改为“国立”；但仍多方筹措经费，维持集美各校的原有规模。
抗日战争爆发，集美校舍遭日寇飞机大炮轰炸射击，毁塌大半，而南洋汇款又极度困难。一九四二年嘉庚先生逃难印尼，侨汇断绝，但仍没有使学校停办。一方面在逃难前通过各种办法继续汇入办学经费；另一方面各学校分别迁至安溪、南安、大田等地后，尽量节省开支。抗战时期教师更难请，为了能请到好教师，保证教学质量，学校仍然做到实际工资不低于公立学校，以保障教师的基本生活费用。教师们在嘉庚先生办学精神的感召下，为了帮助学校克服困难，自愿降低工资。这样，终于度过了八年抗战的难关。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抗战期间，陈嘉庚先生在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上获得了极大的进步。一九四○年，他率领南侨总会组织的“回国慰劳视察团”回祖国慰劳抗战军民，实地的考察使他看清了蒋介石集团贪污腐败、祸国殃民的真相，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解放区无限敬佩和向往。从此，他把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一直坚定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抗战胜利后，各校迁回集美。这时校舍疮痍满目，破烂不堪，陈嘉庚先生又为筹款修复校舍煞费苦心。当时学校负责人要接受美国“救济物资”修复部分校舍，他严词拒绝。从一九四六年起，学校又经历了三年解放战争的艰苦时期。一九四九年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进驻集美，学校被迫延期开学，校舍及教学设备被破坏。尽管解放战争时期学校遭受严重摧残，但是一直没有停办；终于坚持到了解放。
陈嘉庚先生克服一切困难，坚毅顽强的办学精神，在社会上，尤其是广大华侨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不少华侨在他们各自的家乡也创办了许多学校，使华侨兴办教育事业蔚然成风。闽南一些规模较大的学校，如国光中学和小学、荷山中学和小学等，都是受陈嘉庚先生的鼓励和影响而建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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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钢/王增炳：陈嘉庚办学（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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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了，伟大祖国开始走向繁荣富强，陈嘉庚先生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他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决心定居祖国，以其晚年为祖国建设服务。
解放后，厦门大学回到了人民的怀抱，陈嘉庚庆幸厦大的新生，十分关心厦大的建设和发展。他认为厦大应该办成东南亚地区一所知名的大学，还要培养华侨学生。他拥护党的教育方针，对国家的教育措施和学校的校务都采取信任、支持的态度。他自己则专心考虑学校的建筑计划，请人绘制图样，亲自审查研究，并大量投资建筑校舍。从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由他经手筹措建筑的就达五万九千零九十五平方米。这些建筑中有大礼堂、图书馆、生物馆、物理馆、化学馆、教工宿舍、学生宿舍、游泳池、大操场，等等。尤其是耸立在海滨大操场看台上方的以大礼堂为中心的五座大楼，构成了壮丽的景色和宏伟的气势。
至于集美学校，解放后，在人民政府的支持帮助下，经费问题不复存在。解放初期，政府各有关部门不但在教学上负责掌握全面的领导，而且对学校的经常费、仪器设备费，还给予部分补助，一九五六年开始实行全部负责。此外，还拨了七百九十八万余元，在嘉庚先生亲自主持下进行修建扩建。陈嘉庚先生以八十高龄，每天扶杖步行数华里，巡视各处工地。后来在北京卧病时，还通过书信、电报、电话来指导工程的进行。
嘉庚先生一心要把集美这个著名的学村建设成为美丽的适合于学习的文化区和风景区。解放前先后建立的电灯厂、自来水厂、科学馆、图书馆、医院等，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支持下，都有了很大的改进和发展，还新建了福南大会堂和自来水池、自来水塔等。一九五○年，他在集美半岛南端一大片海滩上筑堤围垦，建成三个毗连的海水淡水鱼池，池边盖了各式各样的民族形式的凉亭。每年端午节，就在池中举行龙舟竞赛，平时则作为同学课余划船游览的场所。又在东南海滨开辟游泳池两个。东海滨原有鳌头小岛，建有“集美解放纪念碑”，嘉庚先生又把这里建成别具一格的“鳌园”，内有数百幅内容丰富多彩的精致的石刻浮雕。经过这些精心的规划建筑，集美学村出现了一幅如童话中仙境般美妙的图画。
陈嘉庚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他所创办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遍布在祖国各个角落，以至世界各地，尤其是东南亚、新马等地。嘉庚先生的家乡集美镇，从古老荒僻的小渔村，变成了令人神往的教育胜地。从这里毕业出去的学生，蜚声各界而有显著成就的，也已指不胜屈。就以水产航海学校来说，多少年来，中国的大江、大河上以及远洋各种船舶的高级技术人材和管理人材，几乎大半是在这里培育的。至于今天已成为全国重点大学之一的厦门大学，近六十年来更孕育出了无数高级学术人才。举世闻名的数学家陈景润，就是厦大数学系解放后第一届毕业生。今天，耸立厦集海疆的一座座巍峨黉舍，在这里亲沾过教泽的一批批芬芳桃李，不仅是陈嘉庚先生办学精神结出的累累硕果，也是陈嘉庚先生办学业绩最好的历史见证。
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新长征途中，让陈嘉庚先生的办学精神更加发扬光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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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世英：暨南大学杂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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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学堂和国立暨南学校
清季末叶，全国人民厌恶腐朽的科举制度，开办新学之风甚炽。一九○五年两广总督端方赴欧洲考查教育并宣慰南洋侨胞归来，爰于一九○六年六月十五日创办（筹备）新式学堂，并以“声暨南教”之义，命名为暨南学堂，堂址设在南京薛家巷妙相庵。一九○七年春，学堂筹备就绪正式开学，由温秉忠任总理，郑洪年任堂长——当时又叫做庶务长，学生仅印尼归侨林思温等三十人。学堂开办伊始，只设立中学部和小学部，其性质类似今天所设的华侨补习学校。一九○九年杨熙昌接任堂长。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停办。一九一七年由黄炎培筹备复办，一九一八年改称国立暨南学校，由赵正平任校长，设中学部和师范科（中专性质），从此该校已由补习学校性质过渡到正式培养归侨子弟的学校了。一九一九年中学部（旧部四年毕业）在三年级以上分为文科和理科。一九二○年柯承懋接任校长。一九二一年赵正平复任，是年夏增设商科大学——又称国立暨南商科大学，并迁至上海，与当年的国立东南大学合办上海商科大学，校址设在当时法租界霞飞路尚贤堂（租用）。一九二二年在南京又增设女子中学部，原与东南大学合办的上海商科大学也于是年分立，自设商科大学于真茹，由潘序伦任商科大学主任，并仍附设高中部——普通科、商科、师范科和初中部。一九二三年秋，真茹新校舍落成。一九二四年江浙内战，商科大学三、四年级停办，南京部分一并迁至上海真茹。一九二五年春，商科大学复办，并由教育专家姜琦（伯韩）接任校长，当时仍称国立暨南学校。
暨南大学的成长
一九二六年（即民国十五年），由广州兴师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平定了上海、南京之后，到一九二七年秋，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成立时，当时在上海真茹的国立暨南学校便改组为国立暨南大学，把原有的商科大学改组为商学院，并加办文学院和理学院。一九二八年又继续加办教育学院和法学院，仍附设中学部，其中高中部设普通科、商科、师范科和农科，初中部则不分科，当时由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任命郑洪年为校长，直至一九三四年（即民国二十三年）郑才辞职并赴南洋考察教育，遗缺由教育部原高等教育司司长沈鹏飞代理校长职务。一九三五年夏才正式由何炳松接任校长。直至上海沦陷后，于一九四一年迁校至福建省建阳。抗日战争胜利复员后，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再迁回上海，迨六月间由李寿雍接任校长。解放后，暨南大学曾一度停办，把相应的院系并入复旦大学。一九五八年，复于广州市恢复办理暨南大学，一九六六年夏起，在十年浩劫中停办了多年。一九七八年秋季； 暨南大学才获得新生。
全盛时期的暨南大学
从一九二七年秋至上海沦陷前夕，可说是暨南大学的全盛时期。因为在这十多年中，不论在教学研究、校园建设、华侨教育事业、体育运动等方面，都有了飞跃的发展。兹分述如下：
（1）增设院系和扩充校舍建筑设备
一九二七年秋国立暨南学校改组为国立暨南大学以后，除了把原有商科大学改为商学院外，先后增设了文学院、理学院、教育学院和法学院，从此，全校共设五个学院，各个学院所设学系和专业也很齐全。如商学院，计有会计学系、银行学系、国际贸易学系、工商管理学系、铁道管理学系和普通商业学系，并在银行学系下设置“国立暨南大学学校银行”，以供银行学系学生实习之用（主要办理小额储蓄存款业务）；法学院设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律学系和社会学系。此外还设置了一些较特殊的专业，叫做外交领事专修科，这是一个比较突出的专业，实开当时各大学设置这种专业的先河。文学院有中国语言文学系、外国语言文学系（以英语为主）、历史学系；理学院有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理学系；教育学院有教育学系（并附设师资专修科）、心理学系等。
在校舍建筑设备方面，除原有办公大楼、教学大楼和四大座学生宿舍、学生膳堂、运动场所之外，逐年加建了科学馆大楼、大礼堂，取“任重志远”之义，命名为致远堂，学生宿舍（其中有一座女生宿舍）莲韬馆——总办公厅所在地等建筑物。同时扩充田径运动场（兼作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等运动场地，又修建游泳池和教职员家属宿舍——暨南新村，附属小学、幼儿园等校舍课室设备。
各个学院的教学设备、实验室等也粗具规模，如物理实验室、化学实验室、生物标本室和生物实验室、地理图表仪器室等，都有成套设备，供学生实验研究之用。当时的国立暨南大学，被誉称为华侨最高学府。
（2）设立南洋（后改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
国立暨南大学是一所华侨最高学府，除了招收归国华侨学生就学和重视海外华侨教育事业外，也注意到研究南洋、美洲华侨问题，因此在大学直属下设置了一所专门的研究机构，命名为南洋美洲文化事业部。当时罗致了南洋华侨问题专家刘士木、李长傅、张相时、温雄飞等专门从事这项研究工作，并以刘士木为主任，研究内容为南洋、美洲华侨居留地的文化教育问题，并介绍各该侨居地的历史、地理——尤其是着重在商业经济方面和工商实业的实况。该部当时主编有《南洋研究》季刊，并编印《南洋丛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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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世英：暨南大学杂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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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召开过南洋华侨教育会议
国立暨南大学于一九二九年（即民国十八年）间曾召开过南洋华侨教育会议，会议地点就在大学校园内，出席者除当年国立暨南大学校长和大学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外，还有荷属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英属马来亚、北婆罗洲，法属安南（今越南、老挝、柬埔寨）及菲律宾、暹罗（今泰国）等地的文化教育界华侨知名人士、中学校长、小学校长代表等；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和侨务委员会也分别派员参加。会议中主要研究华侨中、小学教育制度，教材、教学方法等有关华侨教育的问题。
（4）出版《国立暨南大学学报》并鼓励学生组织学术研究团体进行学术研究
国立暨南大学曾出版过《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