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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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军事训练恰好也停止了。
清华新制毕业的学生，就如其他大学一样，没有留学的权利。跟旧制毕业的学生，权利差别太甚。一九二八年后，定出一种调剂方法。清华每年还送留学生四十名，公开招考。清华新制毕业的，录取二十名；别的大学毕业的，录取二十名。录取的不限定往美国。后来清华自办研究院，停止招考留学生，只送本院研究院毕业成绩优良的出国留学。研究院招生公开考试，本校毕业的学生也须同样经过考试。
清华原来是留学预备学校，毕业到美国入大学。后来改为只送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国外入研究院，不限定往美国。后来又改为只送研究院毕业生，到国外继续深造。抗日战争以前的清华，始终是与派遣学生出国留学有关系的。它的留学方法的改变，是中国学术日趋独立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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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五四后的清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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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七年是北大的大改革时期，一九二八年是清华的大改革时期。中国原来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在一九一六年以前，大致说起来，北大是半封建社会在学术教育方面的反映。一九一七年北大的改革，半封建性质打破了，代之以资产阶级性质。一九二八年清华的改革，半殖民地的性质打破了，代之以民族资产阶级性质。当然，一九一七年以后，北大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是民族资产阶级思想。上面的说法，只是表示，一九一七年以前和以后，北大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封建和资产阶级的对比；一九二八年以前和以后，清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对比。
一九二八年以后，清华建立了一些制度，为当时教育界所称道。其中之一就是所谓教授治校。这个口号本来是蔡元培先生所提出的，但是在清华得到比较具体的实现。一九二八年以后，清华有教授会，由全体教授、副教授组成。有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秘书长和各院院长组成。各院院长的产生，是由教授提名，每院二人，由校长于二人中择一聘任，每两年改选一次，但连选得连任。照理论上说，校长只有权聘任教务长和秘书长。在教务会议和评议会中，校长一方面的人只有他自己、教务长和秘书长共三人，其余的人都是由教授会选出来的代表，占绝对多数（当时清华有文、理、法、工、农五个学院，出席校务会议的有五个院长）。照理论上说，教授会对于校务有绝对的支配权。这就是教授治校的具体形式。
可是，实际上，如果校长善于运用，他不但可以不招致教授会的反对，而且可以使教授会转化为自己的工具。前北大校长蒋梦麟从经验中得到一个规律。照他说：在一个大学中，校长、教授、学生是三种势力。如果三者之中，有两种联合起来，反对其余一种，一种必然失败。梅贻琦跟教授相处很好，常称：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校长的职务是率领职员为教授服务。在这种运用中，他其实掌握了大权，并且在学校有事的时候，教授会总是帮他的忙。后来的几次学生运动中，教授会总是跟校长在一边。按当时校长和教授的阶级性说，这是必然的。
按阶级说，国民党政府和其所派的校长，以及多数的教授都是资产阶级的代表，在重大问题上，特别是政治性的重大问题上，他们总是一致的。但是在个别的问题上，所谓教授治校对于当时国民党政府也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例如在清华和后来的西南联大，没有靠政治力量进来的教授，也没有靠政治力量进来的学生。特务没有在学校公然活动，学校当局也没有报告过黑名单。这些情况，在当时的大学中，也还算比较少见的。教授的聘书虽然是每两年发一次，但一般的教授都觉得自己的地位很稳固，不像有些大学，教授每到暑假都要有一次惶惶不安。在西南联大的时期，教授中有在政治上极右的，也有在政治上很左的，也有教授对于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当时学校的风气是，认为只要教授能把他的课讲好，他在政治上的态度，学校不管。在这种风气下，学校没有考虑过怎样把进步的教授解聘。当时认为清华教授有自由、民主作风，其原因就在于此。当然这所谓自由、民主，只是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所谓学校不管，也有一定的限度。当时的教授，一般地说，也都没有超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限度，所以能维持所谓民主、自由的局面。
一九二八年后清华还提倡所谓“通才教育”，这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时的想法是，大学，特别是其中的文法科，首先要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其次才是成某一方面的专家。当时所谓全面发展，也只是限于知识方面，所谓“人”，也是资产阶级性的“人”。资产阶级教育，认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要对于事情能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判断其是非。梅贻琦常说：清华的教育并不告诉学生国民党对或是共产党对，只要养成他们自己判断的能力。当然，如果学生都有了资产阶级所希望有的能力，他们是会认为共产党不对。幸而至少有一部分学生不是照资产阶级所希望的。
在清华，实现“通才教育”的具体措施是，着重所谓公共必修课，主要的是文学、语言的训练和历史及一般文化的知识。在文学院，第一学年的课程，各系都是一样。到第二年才逐渐分系。到第三、第四年，各系的课程才完全分开。这对于学生的所谓“基本功”的训练，有一定的好处。
一九二八年以后，清华、北大，互相学习，所谓“北大清华化，清华北大化”。在抗日战争时期，北大、清华和南开，合组为西南联合大学。在这时期，本科学生是公同的，三校还各自保持自己的基本教师队伍和自己的行政组织，也都有自己的“私房”办的事业，例如自己的研究所和研究生。所以在学术上还都保持自己的风格。就哲学系方面说，北大的哲学系注重在资产阶级哲学经典的学习，注重哲学史的学习。清华的哲学系注重在资产阶级哲学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自命为注重“创作”。我在当时说：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如果不能学好，至少也可以有些哲学史的知识。清华哲学系毕业的学生，如果成功，可以成为哲学家，如果不成功，就什么也不是，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在历史学方面，北大注重在史料的搜集和考订，清华着重在对于历史事实的分析和评论。当然这些搜集、考订、分析和评论都是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出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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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五四后的清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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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以后，北大和清华是旧中国教育界比较有影响的大学。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在这两个大学中，按当时的标准说，得到比较具体的实现。可是，到了抗日战争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起来，共产党的领导也日益强大。原来在五四前后起进步作用的东西，也就转化它的对立面，成为反动的东西了。
“为学术而学术”、“学术自由”等口号以及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在其反封建的时候，是进步的东西，这在上面已讲过。后来这些东西成为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武器。在五四以前，所谓“为学术而学术”是说，不要以学术作为求功名利禄的手段。后来，所谓“为学术而学术”是说不要革命，只要念书本。在五四以前，北大在“学术自由”的掩护下，请来了陈独秀和其他很多的进步教授；“学术自由”的目的是为进步的教授争地盘。后来“学术自由”成了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的武器。据说，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是与自由不相容的，这时候的“学术自由”不适用于讲马克思主义。这正是资产阶级专政的表现，在这时候，“学术自由”成了为保守反动思想保留地盘的工具了。
所谓教授治校，就清华所采取的形式看，就理论说，是可以作为反对校长或限制校长职权的工具。但要看校长是代表什么政权的。在过去，如上面所说的，如果校长运用得当，教授会可以成为校长的工具。这也是因为在当时，一般的教授和校长基本上是属于一个阶级。在解放以后，校长是无产阶级政权的代表，而多数的教授，在思想还没有改造的时候，还基本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这种情况，如果实行“教授治校”，譬如说，用清华过去的形式，教授会可以跟校长对立起来，成为教育改革的大阻碍，甚而至于可能在学校内部出现资产阶级复辟。
解放以后，北大、清华都有了根本的改革。清华的文、理、法科，并入了北大。北大的工科并入了清华。这两个大学，你中有了我，我中有了你，都还是新中国的教育的重镇。反观一下它们的历史，其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有许多也还是可以借镜的。
（一九六二年八月于海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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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诣远：刘仙洲与清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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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理与实验并重的教育思想
在工程教育思想上，刘仙洲一贯主张理论与实际联系，学理与实验并重。
刘仙洲根据本世纪初国外教育改革的经验和自己在留法预备班教学的亲身经历，热情倡导“工读协作制”。一九二○年，他在留法预备班提出的《我国工业教育应酌采工读协作制意见书》，比较完整地表达了他的这一主张。他当时认为各国实际上最通行的是以下两种办法：（甲）在学校里附设实习工厂，使学生于学理以外，兼得实验。（乙）在工厂里附设补习班，使工人于工作以外，兼得学理。这两种办法虽然也可以造就相当的工业人才，但是，或偏于学理，或偏于实验，有时甚至学理自学理，实验自实验。因此，我国的工程人才，若专就学理言，已为数不少，且其成绩不在他国之下，惟多缺乏实验之技能，故无多补于实际；若专就技能言，中国工人为数尤多，且其技能也不在他国工人之下，惟多缺乏学理之辅助，故也难以有所发明。而最感缺乏者，实为学理与实验兼优之工业人才。工读协作制，就是按这两种办法，各取所长，各去其短，在学校里求理，在工厂求实验。换一句话说，就是把学校和工厂合于一气，把学生和工人备于一身，用最经济的办法，以造就工业人才的一种制度。他特别强调，这种办法不仅能使清寒子弟得以上学，而且能够做到学理与实验兼优，纠正我国工业学生以下两种通病：一种是注重书本，轻视实习；一种是自视颇高，不肯轻于向工人请教。实行工读协作制，就使学生和工人一样劳动，一样勤勉，消除虚荣心和骄气，对工人也就不耻下问。他还指出，工读协作制与勤工俭学也不同。勤工俭学是把学和工分成两个阶段，先做几年工，积蓄下钱，再去读书，且所做的工作，对于将来所读的书，不一定有什么关系。工读协作制所做的工，则力求和他所学的课程有关系，课程的分配也力求和所做的工作接近，因此比勤工俭学更好。
刘仙洲的这份意见书，一方面送《新教育》发表，一方面呈报当时的教育部。但教育部只给了一纸回文：“留备采择”。
一九二五年春，刘仙洲任北洋大学校长时，想自己试办一个机械工学门（即机械工程系）的工读协作制，曾拟就说明书、计划书各一份，呈请当局核准，并请指定北洋铁工厂和大沽造船所作为学生做工的地方。不料，当局很怕学生和工人结合在一起，主张“缓行”。
一九三六年，刘仙洲在清华大学机械系任教时，与系主任庄前鼎商定，并征得有关工厂同意合作，试办工读协作制。这次准备以南口机械厂、长辛店机械厂作为学生做工的地方，以清华大学机械系作为学生上课的地方。后来，由于抗日战争爆发，也未能实现。
后来，在一九三七年发表的《我国机械工程教育应改进的几点》、一九四三年发表的《培植我国工业建设人才的具体计划》等教育论文中，刘仙洲都一再呼吁试办工读协作制，但各方面很少反响。他自己也觉得这种办法虽说理想，可是在当时情况下，试办尚有相当困难。
刘仙洲在积极倡导工读协作制的同时，反复强调大力充实现有工科大学的实验设备和实习工厂，力求做到学理与实验并重。他主张：研究机械工程学，非常常接近实物不可，最好能有机会就亲近机械，抚摸它们，使用它们，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更要拆卸它们，安装它们，详细考察它们各部的组织、构造和作用。他认为：“这样做，你的衣服上也许弄上油，你的手上脸上也许擦上黑，若钻到一个锅炉的焰道（烟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