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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榧夜蚕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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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字无法结束，若是不略略述及我所怀念的六十多年前的几位师友。
首先是王文显先生，他作教务长相当久，后为清华大学英语系主任，他的英文名字是J。WangQuincey，我没见过他的中文签名，听人说他不谙中文，从小就由一位英国人抚养，在英国受教育，成为一位十足的英国绅士。他是广东人，能说粤语，为人稳重而沉默，经常骑一辆脚踏车，单手扶着车把，岸然游行于校内。他喜穿一件运动上装，胸襟上绣着英国的校徽（是牛津还是剑桥我记不得了），在足球场上作裁判。他的英语讲得太好了，不但纯熟流利，而且出言文雅，音色也好，听他说话乃是一大享受，比起语言粗鲁的一般美国人士显有上下床之别。我不幸没有能在他班上听讲，但是我毕业之后任教北大时，曾两度承他邀请参加清华留学生甄试，于私下晤对言谈之间，听他叙述英国威尔逊教授如何考证莎士比亚的版本，头头是道，乃深知其于英国文学的知识之渊博。先生才学深邃，而不轻表露，世遂少知之者。
巢堃霖先生是我的英文老师，他也是受过英国传统教育的学者，英语流利而又风趣。我记得他讲解一首伯朗宁的小诗《法军营中轶事》，连读带做，有声有色。我在班上发问答问，时常故作刁难，先生不以为忤。
在中等科教过我英文的有马国骥、林玉堂、孟宪成诸先生。马先生说英语夹杂上海土话，亦庄亦诣，妙趣横生。林先生长我五六岁，圣约翰毕业后即来清华任校，先生后改名为语堂，当时先生对于胡适白话诗甚为倾倒，尝于英文课中在黑板上大书“人力车夫，人力车夫，车来如飞……”，然后朗诵，击节称赏。我们一九二三级的“级呼”（ClassYell）是请先生给我们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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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忆清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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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are，Whoare，Whoarewe？weare，weare，twenty—three。Ssssbon——bah！
孟先生是林先生的同学，后来成为教育学家。林先生活泼风趣，孟先生凝重细腻。记得孟先生教我们读《汤伯朗就学记》（TonmBrown’s Schooldays），这是一部文学杰作，写英国勒格贝公共学校的学生生活，先生讲解精详，其中若干情况至今不能忘。
教我英文的美籍教师有好几位，我最怀念的是贝德女士（MissBaeder），她教我们“作文与修辞”，我受益良多。她教我们作文，注重草拟大纲的方法。题目之下分若干部分，每部分又分若干节，每节有一个提纲挈领的句子。有了大纲，然后再敷演成为一篇文字。这方法其实是训练思想，使不枝不蔓层次井然，用在国文上也同样有效。她又教我们议会法，一面教我们说英语，一面教我们集会议事的规则（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讲的民权初步），于是我们从小就学会了什么动议、附议、秩序问题、权利问题，等等，终身受用。大抵外籍教师教我们英语，使用各种教材教法，诸如辩论、集会、表演、游戏之类，而不专门致力于写、读、背。是于实际使用英语中学习英语。还有一位克利门斯女士（MissClemens）我也不能忘，她年纪轻，有轻盈的体态，未开言脸先绯红。
教我音乐的是西莱女士（MissSeeley），教我图画的是斯塔女士（Missstarr）和李盖特女士（MissLiggate），我上她们的课不是受教，是享受。所谓如沐春风不就是享受么？教我体育的是舒美科先生、马约翰先生，马先生黑头发绿眼珠，短小精悍，活力过人，每晨十时，一声铃响，全体自课室蜂涌而出，排列在一个广场上，“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连作十五分钟的健身操，风霜无阻，也能使大家出一头大汗。
我的国文老师当中，举人进士不乏其人，他们满腹诗书自不待言，不过传授多少给学生则是另一问题。清华不重国文，课都排在下午，毕业时成绩不计，教师全住在古月堂自成一个区域。我怀念徐镜澄先生，他教我作文莫说废话，少用虚字，句句要挺拔，这是我永远奉为圭臬的至理名言。我曾经写过一篇记徐先生的文章，兹不赘。陈敬侯先生是天津人，具有天津人特有的幽默，除了风趣的言谈之外还逼我们默写过好多篇古文。背诵之不足，继之以默写，要把古文的格调声韵砸到脑子里去。汪鸾翔先生以他的贵州的口音结结巴巴的说：“有人说，国国文没没趣味，国国文怎能没没有趣味，趣味就在其中啦！”当时听了当做笑话，现在体会到国文的趣味之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真是只好说是“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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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同窗好友太多了，同级的七八十人如今记得姓名的约有七十，有几位我记得姓而忘其名，更有几位我只约记得面貌。
我在清华最后两年，因为热心于学生会的活动，和罗努生、何浩若、时昭瀛来往较多。浩若曾有一次对我说：“当年清华学生中至少有四个人不是好人，一个是努生，一个是昭瀛，一个是区区我，一个是阁下你。应该算是四凶。常言道，‘好人不长寿’，所以我对于自己的寿命毫不担心。如今昭瀛年未六十遽尔作古，我的信心动摇矣！”他确是信心动摇，不久亦成为九泉之客。其实都不是坏人，只是年少轻狂不大安分。我记得有一次演话剧，是陈大悲的《良心》，初次排演的时候斋务主任陈筱田先生在座（他也饰演一角），他指着昭瀛说：“时昭瀛扮演那个坏蛋，可以无需化妆。”哄堂大笑。昭瀛一瞪眼，眼睛比眼镜还大出一圈。他才思敏捷，英文特佳。为了换取一点稿酬，译了我的《雅舍小品》，孟瑶的《心园》，张其钧的《孔子传》。不幸在出使巴西任内去世。努生的公私生活高潮迭起，世人皆知，在校时扬言“九年清华三赶校长”，我曾当面戏之曰：“足下才高于学，学高于品。”如今他已下世，我仍然觉得“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至于浩若，他是清华同学中唯一之文武兼资者，他在清华的时候善写古文，波浪壮阔。在美国读书时倡国家主义最为激烈，返国后一度在方鼎英部下任团长，抗战期间任物资局长，晚年萧索，意气销磨。
我清华最后一年同寝室者，吴景超与顾毓琇，不可不述。景超徽州歙县人，永远是一袭灰布长袍，道貌岸然，循规蹈矩，刻苦用功。好读史迁，故大家称呼之为太史公。为文有法度，处事公私分明。供职经济部所用邮票分置两纸盒内，一供公事，一供私函，决不混淆。可见其为人之一斑。毓琇江苏无锡人，治电机，而于诗词戏剧小说无所不窥，精力过人。为人机警，往往适应局势猛着先鞭。还有两个我所敬爱的人物。一个是潘光旦，原名光亶，江苏宝山人，因伤病割去一腿。徐志摩所称道的“胡圣潘仙”，胡圣是适之先生，潘仙即光旦，以其似李铁拐也。光旦学问渊博，融贯中西，治优生学，后遂致力于我国之谱牒，时有著述，每多发明。其为人也，外圆内方，人皆乐与之游。还有一个是张心一，原名继忠，是我所知的清华同学中唯一的真正的甘肃人。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他嫌理发一角钱太贵，尝自备小刀对镜剃光头，常是满头血迹斑烂。在校时外出永远骑驴，抗战期间一辆摩托机车跑遍后方各省。他作一个银行总稽核，外出查帐，一向不受招待，某地分行为他设盛筵，他闻声逃匿，到小吃摊上果腹而归。他的轶事一时也说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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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忆清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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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华一住八年，由童年到弱冠，在那里受环境的熏陶，受师友的教益。这样的一个学校是名副其实的我的母校，我自然怀着一份深厚的感情。
〔本文为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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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五四后的清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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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一九二八年到清华。这时候的清华，跟以前的清华，已经有所改变。清华历史的变迁，是中国留学政策的变迁的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学术日趋独立的过程的反映。从太平天国革命以后，清朝政府就派幼童往美国留学。后来计划，先使幼童在国内学习一个时期，再派遣出国。清华就是这样的一个留美预备学校。一九一一年，我在中学的时候，清华招生，我有意报考，但自顾年龄已非幼童（当时我十六岁），没有报考。可是我的同班也有几位，隐瞒岁数，也考上了。当时清华的教学，是高中程度。原来计划，毕业后到美国入大学一年级，实际上很多清华毕业生到美国插入大学二年级，也有插入三年级的。五四运动后，中国学术独立的思想占了优势，清华也计划转变为正式的大学。我到清华的时候，正是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之中。当时的学生，只有几百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旧制，还是预备留美性质，毕业后出国。—部分是新制，即大学本科，毕业后不出国，与其他大学毕业生一样，自找工作。旧制是以前遗留下来的学生，自有新制以后，不再招旧制学生。
这是清华历史中的一个大转变。可是在一九二八年，清华还仍称为清华学校，在组织上，学风上，还有很多原来的留美预备学校的残余。一九二八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政权达到北京的时候，派罗家伦为校长，接收清华。清华也乘此机会把这些残余，一举扫除，成为一个正式的国立大学。在这一年，清华作了不少的改革。
清华原名为清华学校。这个名字不表示学校的性质。一九二八年起正式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确定清华已由留美预备学校改为正规的大学。
清华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办的，所以原来归外交部管，不在正规的教育系统之内。以前的历任校长，大部分是外交界的官僚。一九二八年后，改归教育部管，与其他大学居于同等的地位。这在当时南京的外交部和教育部之间也有一番争权夺利的斗争。最后教育部得到胜利。当然，按当时政权的性质说，无论归什么部，都还是在国民党手里。不过归教育部管，可使清华归入正规教育系统之内。这在当时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清华原来有基金管理委员会，美国公使为委员之一。实际上是，美国虽说退回庚子赔款而仍操干涉之权。还有董事会，大部分是外交部的官僚。一九二八年废除了基金管理委员会和董事会，这使清华进一步脱离了美国公使馆和外交部的影响。
照清华原来的制度和风气，西学在中学之上，美国教员在中国教员之上，职员在教员之上。这些情况，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在教育方面的反映。当时的学校都不能免，但是在原来的清华特为显著。清华的教员住宅分为北院、南院和西院，北院全是小洋房，南院也有一部分是小洋房，这些上等住宅，主要的是美国教员和教西学的教员住的。南院的一部分和西院是中国式小房子，这主要的是教中文和小职员住的。另外还有甲、乙、丙三所，是校长，副校长和教务长住的。高级职员薪金比一般中国教员高，权力也大。一九二八年以后，革除了这些现象。教员住宅的无形的等级也去掉了。高级职员薪金降低，教授的薪金和地位都提高了。清华原来对于洋教员的待遇特别高，而且还有各自合同。一九二八年以后，不分中外教员，同工同酬，取消了外国教员的特殊地位。有一位教音乐的外国教员，在教一个女学生钢琴的时候，有不正当的表示，清华把他立即辞退。他以合同期限未满为借口，以找公使为要挟。清华不理这一套。他还是离校了事。
一九二八年清华动用一部分基金，扩建图书馆，建筑生物馆。嗣后直至抗日战争开始，几乎每年都有新建筑，校舍大为扩充。
一九二八年，清华规定，每年预算中划出百分之二十，作为增购书籍仪器之用。清华预算嗣后不久即定为每年一百二十万。每年有二十四万元增购书籍仪器。直至抗日战争开始都是如此。
罗家伦在就校长职的时候，发表演说，提出“四化”，即“学术化”、“民主化”、“纪律化”、“军事化”。前二“化”是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与民主”的别名。后二“化”是冒充“革命”精神，其实有法西斯的意味。上面所说的各项具体措施，是前二“化”在一定程度上的具体表现。后二“化”只行了几个月的时期。一九二八年暑假后，实行所谓军事训练，校长、教务长都穿上军装。学生每晨早操，无故缺一次，记一个小过。三个小过为一大过，三大过开除学籍。有一个同学记到八个小过，只差一个小过，就要开除，可是军事训练恰好也停止了。
清华新制毕业的学生，就如其他大学一样，没有留学的权利。跟旧制毕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