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大学 作者:钟叔河-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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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华体育的普及，是由我提倡起来的，体育的普及，一方面要求普遍到每一个人，一方面要求把体育的一些基本技术，如跳高、跳远、赛跑和某些球类等，加以普及。清华体育的一些器械，固然绝大多数都是从美国买来的（只有善斋南面那六副铁支柱的篮球架，是我设计并由清华工人制作的，花了八十元钱。当时我的目的，是为了反对一切都从美国买。时间大约是在一九二八年改为大学后的一两年内）；但是训练方法，如几百套的徒手操，拉力器的练法，田径球类的练法，各种矫正体格的方法，洗澡怎么洗法，以及体能的测验方法等，都是我创造的，不是从美国搬来的。一开始就有计划安排，建立了制度，如检查身体“五项运动”，都是我弄出来的。我在体育的普及中，特别强调一种精神，即普遍的、活跃的、自动的、勇敢的精神，强调“干到底，决不松劲”（Fighttothefinishandnevergivein）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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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我在清华教体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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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几年，校队有棒球、足球、篮球、游泳、田径等，因为当时教师少，这些队都是由我一人指导。那时学生也很听话，工作开展得很好，我是很痛快的。
一九二五年以后，清华各项球类运动都搞起来了。我们训练球队，是先让他跑，跑完再练球，练完再跑，目的是增强体质，练好硬功夫，有耐久力。同时要求队员吃好睡足，爱惜身体。队员干劲很高，我也感到很愉快。
在训练学校的体育代表时，我特别强调运动员的体育道德。那时我很讲民主，比赛时不很在乎输赢，输了我不生气，也不骂人，但我强调千万要讲运动道德，球可输，运动道德可不能输。运动员不能说假话，不许欺骗，不许踢人、压人、打人。由于我贯彻这种精神，清华校队的体育道德一直很好。这一点，蒋南翔同志和荣高棠同志都知道。
有个足球队员，叫翟克恭，是中锋，球踢得很好，最快，最准确，不但在全校有名气，就是在华北也很负盛名。他的踢球作风本来不错，但经过一个暑假，就变了。原因是，有一个暑假，他回到上海，在上海踢球，什么勾人、压人的坏习气都学来了。他一回到学校，在踢球中就表现出来。我挺生气，当场就叫他下来，狠狠地批评了他，并严肃地说：“你不改掉，就开除你。”后来他接受了批评，改过来了。
这就是说，清华的校队不仅要求有好的技巧，而且要求有好的风格。
当时华北各校，谁都愿意同我们玩儿，同我们比赛，但同时又都嫉妒我们，所以后来一比赛就打架。对方看到局势不利了，快输了，没有希望了的时候，就起哄，打裁判，打运动员，比赛无法进行，造成无结果而散。针对这种情况，我就把北大、燕大、师大、辅仁和清华的体育教师们请来，一起研究怎样改变这种情况。我向他们讲，踢球打架，很不好，应该讲体育道德，教师应该科学地训练学生，应该注意青年在体育道德上的修养，教师应该在体育道德、生活作风上以身作则，不要叼着烟卷去上课，不要一起床，眼睛还眯糊着，脸也不洗就去上课；要学生健康，首先教师得健康；要学生有好的体育风尚，首先教师得有好的体育风尚。总之，我们五大学应做出个榜样来，千万不能一踢球就打架。此后，五大学的教师成立了体育会，订出了比赛计划。这以后的比赛，秩序井然，好极了，各校的成绩也都上升了。北平的这种体育景象，一直继续了很长时间，到临近解放，情况都好。
大约在一九二五年，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的侄子曹霖生来到清华。他是美国西点军校的前十二名毕业生之一。论名次，是很高的。他来清华教军事。他见我对学生太民主、太自由、太宽厚，说这样教学生不行，体育要用军事办法来管理。他要求当学生找教师时，要报告，要立正，教师说话，学生要唯唯称是。总之，教师要有一副官架子。那时的学生，多数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练什么都肯干，挺听话的。因为我不理他那一套，他就到校长那儿去拱我，我也不在乎。大约在发生这件事不久，在同一年，我就出国（休假赴美）进修去了。出国前，曹校长跟我说，要让曹霖生做体育部主任。我说可以。让他试试吧。但是，当我一九二六年回国，到清华后，校长办公室给了我一封信，仍请我做体育部主任。原来曹霖生经常向学生发脾气，他教不好就骂学生，学生不买帐，就把他拱掉了。
清华的美国教师，地位都很特殊。他们认为，庚款是美国退的，还给中国办学校，还送中国学生到美国去留学，一切要听美国人的，是理所当然。况且学生留学要想学好，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都得向他们学。因此，他们自认是高等的，中国教师则是次等的，中国教师都得听他们的。他们自命不凡，神气十足，令人很不舒服。他们还有一些流氓习气。每逢周末，他们举办一些舞会，约请中国教师及其女眷去参加，在轻歌曼舞中，他们却使出一些流氓举动。见此情形，我气极了，就不顾一切地骂他们。不久之后，因为这种舞会遭到多数人的冷落，就不宣而散了。
北平的体育界为什么对我的印象好呢？最初的原因之一是这样：原来有个美国人Calark，他是基督教青年会管体育比赛的头，但是他对于体育却一窍不通。有一次华北青年会举行田径赛，约请了许多中国裁判，我也是其中之一。比赛进行中，有位中国裁判正在量跳远的距离，这位裁判从土的破口处量，完全是对的。这个Calark却跑过去，硬说中国裁判量错了，而且当众很不客气地骂了那位裁判。那位裁判气极了，但没有吭声。这时我跑过去，用英语跟Calark讲，这并没有量错，请他说话要客气点儿。他仍然坚持他的错误，而且继续骂。我就同他辩论起来，最后我还从口袋里掏出英文规则来给他看，他哑巴了。那次我实在生气，最后也骂了他一顿，说：“你连规则都不懂，还要骂人，你算什么，真岂有此理！”经过这一次事件以后，许多中国裁判员和体育教员，对我和清华的体育教师，印象都好了。这大约是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二年间的事。
清华改为大学后，足球队很负盛名，这有过一番不寻常的经历。原来华南、华东的足球队，都看不起华北的，认为华北篮球行，足球则非敌手。那时以华东交大的足球队最强。一次他们来北平，向清华挑战，要同清华赛。我们应战了。事前我向清华足球队讲好：“别着急，好好踢。平时怎么练的，临场就怎么踢。踢球输几分可以，体育道德却不能输掉一分。”结果一踢，三比一，赢了他们。当时所有北平的报社记者，都大轰一气，当作很重要的消息登了出来。经过这一战以后，清华的足球队就蜚声球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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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约翰：我在清华教体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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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家伦来做校长以后，他瞧不上体育，认为体育部还有教授，不成体统。于是他将我降职降薪，改为教员。我没有理睬他。对于罗家伦的这种做法，教授们都看不过去，劝我辞职。我想，我是为了教育青年，不是为名，更不是为钱，婉谢了他们的好意，我不肯离职。不久，我带了清华足球队到天津去参加华北足球赛，赢得了华北冠军。回校时，学生燃放爆竹，热烈地欢迎我和我的队员们，把我从西校门抬了进来。罗家伦一看这光景，马上就升我做了教授，恢复原职原薪，而且还送给一个银杯。我说这件事，是为了说明国民党时代，是完全不重视体育的。他们把体育只是当作一个沽名钓誉的工具。能猎取到名利，他们就要你；不能，他们就把你一脚踢开。
再说一个小掌故。有一次，香港足球队李惠堂指导的那个队，来到北方，要跟华北足球队踢。当时正值踢球打架之风很盛，请了许多人去当裁判，大家都有戒心，不愿去，最后我自愿去了。一场球踢下来，李惠堂的香港队输了。但在比赛进行中，他们也不敢捣乱作怪。场散时，李惠堂还走过来跟我拉手，说裁判公正，很好很好。
快解放时，北平五大学的体育教师，由于不了解党的政策，听到特务造谣，认为这下糟了，他们一齐来到我家，问我怎么办？当时特务们造谣说，共产党不要体育，也不要老头，老头要通通杀光。对这些谣言，我不相信。我对来到我家里的教师们说：“你们自己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就不必怕什么。反正你不过是天天教体育，天天教学生，又没有干什么坏事，共产党为什么会杀你？我相信，共产党来了，教育还是会存在的，体育也还是会存在的。”解放前我是个改良主义者，就是要学生不要去做官，不要去贪污，不要跟旧社会同流合污，而要把旧社会改好。对国民党的教育，我是不满的。在昆明时，我就公开骂过国民党的教育是死教育，压死了天才，埋没了俊杰。后来，这话大约是被《观察》杂志登出去了。有人就来拍我的肩膀，叫我说话要小心，不要那么讲。临解放时，由于我仍是个改良主义者，所以对来我家的惶惶然的教师们，也说不出更多的道理来。但我反复对他们讲：“金子终归是金子，银终归是银，铜终归是铜。只要我们没做错事，勤勤恳恳地教育了青年，共产党是会欢迎我们的。”那时，的确我是很放心的，一点也不担忧。我的话和我的镇定的情绪，对那些教师是起了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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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忆清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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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华读过八年书，由十四岁到二十二岁，自然有不可磨灭的印象，难以淡忘的感情。我曾写过一篇《清华八年》，略叙我八年的经过。兹篇所述，偏重我所接触的师友及一些琐事之回忆。
……我记得，北平清华园的大门，上面横匾“清华园”三个大字。字不见佳，是清大学士那桐题的。遇有庆典之日，门口交叉两面国旗——五色旗。通往校门的马路是笔直一条碎石路，上面铺黄土，经常有清道夫一杓一杓地泼水。校门前小小一块广场，对面是一座小桥。桥畔停放人力车，并系着几匹毛驴。
门口内，靠东边有小屋数楹，内有一土著老者，我们背后呼之为张老头。他职司门禁，我们中等科的学生非领有放行木牌不得越校门一步。他经常手托着水烟袋，穿着黑背心，笑容可掬。我们若是和他打个招呼，走出门外买烤白薯、冻柿子，他也会装糊涂点点头，连说“快点儿回来，快点儿回来”。
校门以内是一块大空地，绿草如茵。有一条小河横亘草原，河以南靠东边是高等科，额曰“清华学堂”，也是那桐手笔。校长办公室在高等科楼上。民国四年我考取清华，由父执陆听秋（震）先生送我入校报到。陆先生是校长周诒春（寄梅）先生的圣约翰同学。我们进校先去拜见校长。校长指着墙上的一幅字要我念，我站到椅子上才看清楚。我没有念错，他点头微笑。我想我对他的印象比他对我的印象好。
河以北是中等科，一座教室的楼房之外，便是一排排的寝室。现在回想起来，像是编了号的监牢。我起初是六个人一间房，后来是四人一间。室内有地板，白灰墙白灰顶，四白落地。铁床草垫，外配竹竿六根以备夏天支设蚊帐。有窗户，无纱窗，无窗帘。每人发白布被单、白布床罩各二；又白帆布口袋二，装换洗衣服之用，洗衣作房隔日派人取送。每两间寝室共用一具所谓“俄罗斯火炉”，墙上有洞以通暖气，实际上也没有多少暖气可通。但是火炉下面可以烤白薯，夜晚香味四溢。浴室、厕所在西边毗邻操场。浴室备铝铁盆十几个。浴者先签到报备，然后有人来倒冷热水。一个礼拜不洗，要宣布姓名，仍不洗，要派员监视勒令就浴。这规矩好像从未严格执行，因为请人签到或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