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攻大陆"密谋透析-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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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陆总的头一两年,经常和老先生(蒋介石)在东埔(三峡附近)
的山沿里进行登陆作业、研究登陆地点。那里原来是行政院的一个疏散地,
很少人知道,只有老先生、我和几个重要幕僚常去。。那时一鼓作气可能就
上去了,美国人就怕我们拖他下水。那时大陆正在闹难民潮,是很好的机
会。。”
蒋介石要刘安祺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刘氏又说:
“我们还根据沙盘作业在南部地区,包括嘉义、台南、高雄举行‘昆阳
演习’,包括海、陆、空三军,以陆军为主,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演习。我
在演习中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当时计划主力在金门对岸的围头登陆,此
外,潮汕、青岛都是登陆点。演习的时候在林边附近的海岸设了一个登陆发
起站。”
美国恐怕重演猪湾惨剧
刘安祺说:“因为美国人盯得很紧,我们也怕消息泄漏出去,所以行动
相当隐密。”
事实却不然。虎年一到,蒋介石就不断向美国访客强调,反攻大陆的日
子来临了,只要“国军”部队登陆大陆沿海,哪怕是只有一个师的先头部队,
大陆同胞一定会闻风起义。当时在美国国务院担任情报及研究局(INR)的希
斯曼(RogerHilsman)说,国民党府“透过官方与非官方、公开与私下的管
道,一直向华府施压,而且日甚一日。”
希斯曼在回忆录《推动一个国家——肯尼迪政府外交政策中的政治策
略》里透露,肯尼迪政府面对来自亲台北者的巨大压力,内部引发了两种不
同主张的激辩。一派主张支持国民党军反攻,认为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在沿
海建立滩头阵地后,可能造成星火燎原之势,已经和中国分手的苏联,不可
能出兵助战;持反对立场的人则表示,国民党军打算先行在沿海登陆一、两
个师的目的,乃是企图引诱美国介入,并导致美国与中共发生大战。他们担
心国民党军登陆后,大陆同胞并未揭竿而起,中共亦未垮台,则岂非要重演
一年前(1961)古巴猪湾事件的惨剧?且后果可能更糟。
蒋经国游说华盛顿出兵
作为国务院情报研究主管的希斯曼苦恼极了。他戮力搜集中国大陆情
报,他始终怀疑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是不是会起来对抗中共;在大陆的中国人
是不是不满新中国,这种“不满”会不会升华成“集体抗暴”?他终于有机
会和一个人讨论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问题,这个人就是蒋经国。
1962 年3 月初,美国在马尼拉举行驻亚大使节会议,远东事务助理国务
卿哈里曼嘱希斯曼专程赴台了解国民党当局的反攻意图。希斯曼于3 月8 日
下午飞抵台北松山军用机场,即直奔蒋经国办公室。
蒋经国引用大量“敌后情报”以说明国民党当局必须反攻的理由,希斯
曼则提出以下3 个问题:
第一、在大陆的中国人是否会欢迎国民党?即使他们反抗中共,是不是会欢迎过去
已失掉民心的国民党政权?何况国民党已离开大陆13 年了。
第二、中国人对中共不满,固然是事实,但仅凭“不满”是不够的;军人对政府不
满,并不足以造成政府的垮台,何况是老百姓。古巴军队只有百分之三十效忠卡斯特罗,
这百分之二十却足够使卡斯特罗政权几立不坠。民众的不满是否能衍发成抗暴起义,乃
是最难预测的。
第三、尽管国府列举各种理由,美方仍认为“证据不足”;美方确信国府反攻大陆
的热望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台湾所提出的理由乃是建立在一堆“假设”上面。
尽管双方看法殊异,小蒋还是略尽地主之谊,请希斯曼吃中国菜。贪杯
的小蒋教他划中国拳,希斯曼连吃败仗,被罚无数杯绍兴酒。蒋经国总算在
酒席上“反攻胜利”。
蒋介石急于在1962 年反攻的消息,中国领导人亦一清二楚。五、六十年
代代表中国与美进行华沙会谈的老外交家王炳南在《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
说:
1962 年3 月,我同卡伯特大使(美驻波兰大使)继续会谈。。这个时期,台湾蒋介
石集团趁我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之际,又开始掀起一股反攻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重又战
云密布,局势空前紧张。我们当时得到的情报是,蒋介石正在大量购进新式武器,并改
装了
飞机,增加装油量,使之能来往于台湾——大陆。蒋介石集团还宣布延长服兵役时
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他们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
样。据说他们还从日本大量购买血浆。看来蒋介石准备铤而走险,妄图要与大陆决一死
战。
1962 年春天,王炳南返国度假,周恩来嘱他立刻返回华沙任所,想办法
从美国大使卡伯特身上探听美国的态度。周恩来对王炳南说:“经中央认真
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很大,但他还是存在一些困难,今天的关
键问题要看美国的态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
王炳南不辱使命,波士顿世家大族出身的纨绔子弟卡伯特大使听了王炳
南“警告”后,当场表示:
“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
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
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
事情。”
王炳南在回忆录中说:
“听了卡伯特这个明确的表态,我的目的达到了。我不禁松了一口气。
美国的态度很清楚,这正是我们急于要知道的。这个重要情况将直接关系到
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我一刻也不迟缓地把卡伯特的谈话内容
报告了国内。事后,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对我及时摸来了情报,了解美国的态
度,十分满意,这对当时国内的决策起了很大作用。”
1962 年3 月中旬,希斯曼再和哈里曼飞到台北与蒋介石会谈,明告蒋:
“反攻不可行也!”然而,台北并不灰心,继续向华盛顿施压力。中央情报
局驻台湾头子克莱恩为蒋经国的酒友,他建议国军采取“秘密”(covert)
方式大规模登陆大陆沿海,其手法等于是大型的古巴猪湾登陆。国务卿鲁斯
克对这项建议大为光火。他在白宫会议上咆哮:
“台湾军队大规模登陆大陆沿海后,即假装是大陆同胞自动自发地抗暴
起义,这简直是胡闹!”
发出“反攻动员”令
在秘密制定反攻计划的同时,蒋介石还到处散布他的“反攻”神话。
1961 年3 月29 日,蒋介石对台湾青年宣称:
“面对当前反共斗争的新形势,真是报国救民千载一时的机会。”
1962 年元旦,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革新、动员、战斗”的口号。
何谓“革新、动员、战斗”呢?蒋介石自己解释称:
“革新”包括“心理革新、工作革新、生活革新,而着重在心理建设的
上面,要从精神、思想、观念、生活,到实际行动,全面的、彻底的革新”。
“动员”乃是“精神动员和组织动员,要求发挥同志的潜力,以提振全
党的活力,并加强组织,深入群众,依循国家动员的轨道,完成一切准备,
以保证全民总动员的贯彻实施”。
“战斗”则是在于“发挥集中统一的战斗精神,结合全党为一个战斗体
的组织,并以战斗纪律,保证党的政策、命令贯彻执行,使能在敌前、敌后、
政治、经济。。各个战场上,展开全面的战斗”。
蒋介石还宣称:
“以革新重启革命的契机”;“以动员集结反共的力量”;“以战斗争
取反共革命的胜利”。
1962 年3 月29 日,蒋介石在告青年书中提出:
“今日反共形势,我们已由掌握了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的时
候了”。“青年子弟们必须确切准备”,“响应‘革新、动员、战斗’的号
召”。
1962 年11 月13 日,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决定三大任务,其
中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反攻复国”的动员与准备。蒋介石对美国记者称:
“目前正是进攻中国大陆的良好时机”。“我可独立反攻”。“一旦我
们开始反攻大陆,我们预期少则3 年,最多6 年内。完成我们底定全国的任
务”。
“神话”的依据
听蒋介石的口气,好像“反攻圣战”迫在眉睫,他立刻就能扭转乾坤了。
蒋介石为什么在1962 年前后大肆叫嚣“反攻大陆”呢?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蒋介石错误估计了大陆的形势。蒋介石亘称:
中共“现在是正处于公社失败,工业倒闭,俄援不继,灾荒饥饿,空前
未有的毁灭恐怖的当口;亦就是天灾人祸,交相煎迫的当口”。“陷于全民
的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之中”。
“中共部队的效忠精神业已愈来愈糟,理由之一,是中共政权无法以较
人民为多的食粮配合供应他们的部队”。
大陆民众“所遭受的迫害,已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大多数中国人
民,均热切盼望我反攻大陆,推翻中共政权”。
大陆发生饥荒是事实,有些人有些怨气也能够使人理解。但决没有蒋介
石所说的出现了“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人浪”,也没有军队不忠
现象,更没有大多数中国人热切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事实。有的只是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同心同德,改正错误,战胜困难,建设
新中国的雄心壮志与实际行动。
第二,蒋介石企图利用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蒋介石在回答记者问时宣
称:
“这两个共党集团间的分裂,在赫鲁晓夫或是毛泽东任何人被清除之
前,没有弥缝的机会”。中共与苏俄间“争执激烈,如果中华民国军队反攻,
苏俄将不会援助中共”。中共与苏俄之间的分裂,已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造
成一适当的机会”。
1963 年3 月4 日,蒋介石在《反攻复国的前途》的演说中,专门分析了
中苏之间的矛盾,提出:
“今日世界反共形势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赫、毛斗争加剧以后,自由
国家如何把握利用这一机势的问题”。
从利用中苏矛盾的角度出发,蒋介石决定“反攻大陆”立即展开。
第三,企图在台海造势,拖住美国。50 年代末至60 年代初,美国人为
了从台湾海峡脱身,重新考虑对华政策,企图松动同中国大陆的关系。特别
是肯尼迪入主白宫前后,曾发表言论称:他坚信美国必须保卫台湾,但应划
一条清楚的防线。他一直认为金门、马祖对防守台湾并非必不可缺,美国防
线应仅仅划在台湾本岛周围。肯尼迪的主张,遭到了蒋介石与“外交部”不
点名的批评。肯尼迪上台后,虽然在改变对华政策方面迈出仅仅一小步,但
也令蒋介石忧心忡忡。他之所以在两度“海峡危机”之后,再度点起海峡战
火,其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台海局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牢牢拖住美国,同
时借机试探一下美国对台“反攻大陆”的真实立场究竟如何;还可在政治上
造成一定的声势,配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成就,引起国际上的瞩目。
“反攻圣战”的部署
正是基于上述3 个原因,蒋介石认为1962 年至1963 年是他“反攻”的
“决定年”、“胜利年”,遂在新竹召集国民党军队将领会议,具体研讨“反
攻”部署。为了切实完成“反攻”,蒋介石并非只说不做,他的具体措施与
步骤是:
第一,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筹措反共经费。 1962 年4 月27 日,
台湾“立法院”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国防临时特别捐征收条例》。该
条例规定,为完成“反攻圣战”,征税金额:各类货物税的30%,娱乐税的
50%,筵席税的50%,地价税的40%,铁路、公路票价的30%,电报电话
价的30%。4 月30 日,蒋介石明令公布此一条例。5 月1 日起该条例生效。
时任“财政部长”的严家涂,解释“国防临时特别捐”不增加企业负担,
只从个人所得税中增加,以增筹国防经费,并不会引起通货膨胀。“行政院
长”陈诚也就开征“国防临时特别捐”发表谈话,希望同胞支持当局政策,
承受暂时负担,增进集体安全,呼吁工商界人士与当局合作。
尽管台湾各界人士对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表示不满,并且根本不相
信蒋介石的“反攻”神话,但都怕被扣上一顶红帽子吃官司,故被迫上交,
据台报统计: 14 个月内共征收6000 多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
第二,设立“反攻”机构,全力进行“反攻”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