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祭坛-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锩说囊馑迹庋畛煞值娜思彝コ錾矶疾缓茫运侵荒苷庋睿馄渲芯桶切┬铩砑睢陈鄣娜恕７馑玖睿腉e前你看过印度电影《流浪者》吗？”
“看过。”
“我也看过好几遍。”铁戈说。
姜军说：“这部片子里的法官拉贡纳特就有一句宣扬血统论的名言：‘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但是拉兹这个贼恰恰就是他的儿子，这就把印度的血统论打了个粉碎！实际上在中国就有很多事实给了这种反动理论一记响亮的耳光，毛ZX、林副主席、周总理的成分都不好，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GC党的领袖人物。”
“我还以为他们出身贫下中农呢，原来也是剥削阶级出身。封司令，毛ZX、林副主席能搞革命，你为什么不能？你就放手干吧。”铁戈恍然大悟道。
姜军接着说：“我们看每个人、每个组织的具体观点和行动是否符合毛ZX的革命路线，就要看他们是不是按毛ZX的教导办事。前些天看了一份传单上说，北京大兴县的‘四类分子’被杀了几百人，最大的八十七岁，最小的才刚刚满月，有几十户全家人被杀绝了。就算那八十多岁的老头原来是地主，解放以后也没有剥削人嘛。那刚刚满月的小孩子有什么罪？真他妈残忍，这么干肯定有问题，中央难道不知道吗？”。“
封老大说：“我也看过不少这样的传单，‘西纠’的人公开喊出‘红Se恐怖万岁’。”
“什么是‘西纠’？”铁戈听不懂这些新名词。
“‘西纠’就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的简称，那帮人打人整人太疯狂了，好像他们就是正义和法律的化身，他们搞的那一套完全是按血统论来的，到头来他们自己迟早也会完蛋。”封老大肯定地说。
姜军继续说道：“现在社会上各种组织多如牛毛，而且都说自己是革命左派。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种现象呢？在很多情况下造反派批斗一些干部也保另一些干部，保皇派保一些干部同时也批斗另一些干部。那种纯粹只造不保或者只保不造的组织根本不存在。比如说‘地直总部’、‘县总司’、‘红司’、‘战校’和你们‘知青革司’，斗争矛头直指以史臣、古良才为首的旧红州地委和专署。而‘联指’、‘红革军’、‘工农联盟’他们的矛头则是指向柴晟、霍达人两位副专员，因为他们是‘革干联’的人，是支持我们的，‘红革军’当然要攻击他们。我们造史臣、古良才的反，是因为他们执行的是刘少Qi、邓小p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全国来讲是要打倒‘刘邓陶’，从我们省来说，除了要打倒‘刘邓陶王（王任重）’、‘彭罗陆杨’以外，还要打倒以张体学为首的旧省委省政府，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斗争大方向。造反派和保皇派不是自封的，而是以斗争大方向来划分。我们和北京血统论红卫兵、武汉三字兵的根本分歧在于，他们是保爹保妈派，所以他们把矛头指向下面的一般群众，以此转移斗争的大方向。而我们则是紧跟毛ZX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要把矛头指向党内大大小小的走Z派。现在有些人就像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不许阿Q革命，用血统论来划分阶级阵阵营，这是一个阴谋。我们要争取更多的人站到我们这一边，站到毛ZX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建立起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我们的力量才能日益壮大，我们的造反才能成功。”
姜军一口气说出这些大道理，听得铁戈眨眉眨眼，似懂非懂。
沈冲则在旁边以赞许的口吻说：“短短几个月姜军比以前成熟多了，这就叫在斗争中学习斗争，锻炼自己。当然我们也不是无原则地和稀泥，搞一团和气。刘少Qi和邓小P在党内的资格够老吧？职位够高吧？过去的功劳够大吧？他们反对毛ZX，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就要造他的反，打倒他！陶铸调到中央工作以后，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一夜之间从‘红桃四’变成‘黑桃三’。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咎由自取。那么，他就成了斗争的目标而不是团结的对象。我们党历来讲究首恶必办。四九年毛ZX公布的战犯名单中，对蒋介Shi就是要严惩，但对傅作义、郑洞国甚至李宗仁却是可以团结的，这就叫斗争艺术。”
这一番云山雾罩的话，让铁戈觉得沈冲这些红卫兵头头们非常了不起，简直有点令人高山仰止的味道。GC党的大小干部都是上级任命的，你是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而这些红卫兵头头并没有任何一级组织任命，但是手下的人都听他的。单从这一点看，他认为这些人都是些有本事有能耐的人。
他记得从文工团回来后，那是六七年元旦后的几天，他带着一帮小兄弟们闲逛到红州地区大礼堂前面的广场去玩，广场上足有上千人正在听一个人演讲。
那人看上去二十出头，白白净净的脸，大大的眼睛，挺直的鼻梁，修长的身材，看上去很有气质。他穿一身蓝色中山装，戴一副玳瑁宽边眼镜，脖子上围着一条驼绒围巾，在潇潇的北风中站在一张桌子上慷慨激昂地演说。
他嘴里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地讲着，并配以大幅度的手势，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而且他总是在非常精彩的地方，略微有一个短暂的停顿。下面那些如痴如醉的听众们，便在这个停顿处报以极其热烈的掌声。
铁戈当时觉得这个人潇洒极了，他的脑海里，甚至幻化出“五四”运动中天安门广场上北大学子的形象来。
有人认出这个人是郎中郎杏才在华中师范学院上学的儿子郎超雄。他是奉武汉地区毛ZD思想红卫兵的派遣，与红州地区红卫兵、造反派进行联络的特派员。
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太深刻了，他认为这就是有能耐的人。以至于几十年后，他还清晰地记得郎超雄当年演讲时潇洒的神情和许多细节。
正愣神间，沈倩和何田田送饭来了。
铁戈这才意识到神侃了一上午，到了吃饭的时间，起身正要走姜军拦住他道：“走干嘛呀？别走，一块吃，这段时间忙着搞运动没工夫和你在一起，今天我们好好聊聊。”
沈冲掏出两块钱对沈倩说：“去打两斤酒来。”又对铁戈说：“都是朋友你要走那就太见外了。”
铁戈和姜蜀剑把病房里三个床头柜拼成一张长条桌，又在墙边放一把靠椅，请沈冲坐在上首，沈倩和铁戈一左一右坐在姜军两边。
何田田把篮子里的菜一一端上桌：有萝卜烧肉、大白菜炖豆腐、红烧鱼块、一大包带壳的炒花生。姜军从床下拿出两瓶橘子和两瓶黄桃罐头让姜蜀剑打开，用碗倒上酒，又把罐头里的甜水给沈倩和何田田倒上。
姜军端起酒说：“沈哥，你是司令，你来剪彩。”
沈冲也不推辞：“封司令和姜军这次意外负伤非常光荣，你们是为了保卫毛ZX的革命路线而负伤的，以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对于‘红革军’的挑衅我们将会以牙还牙，此仇不报誓不为人！请大家举杯，让我们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敬祝伟大领袖毛ZX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干杯！”
七只碗叮叮当当碰到一起，大家神情庄重地喝了一口。
姜军见铁戈辣得不行，赶紧给他夹了一大块红烧肉，说：“多吃菜，头会喝酒都这样，我也是跟沈哥学的。”
这是铁戈第一次喝白酒，辣得他张开嘴直往外哈气。
沈冲喝酒的样子很老道，看来有点历史了。
姜军则是极力忍住酒的辣味，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唯独封老大非常老练，他喝下一大口酒，拈起一粒花生，用力一捻，花生仁便破壳而出。用嘴一吹，那些花生仁上的红皮就纷纷扬扬地掉了下去。再顺势把花生仁扔进嘴里，然后津津有味地嚼起来，那神态真是悠然得很。
姜军笑道：“沈哥喝酒还真像那回事。”
沈冲说：“我爸是河北保定人，原来在部队上就会喝酒。五七年反右被批判，说他同情右派斗争不力，后来内定右派限制使用，从那时起他就经常借酒浇愁。我上初中后他总让我陪他喝酒，一来二去我就慢慢学会喝酒了，现在还真有点小酒瘾。”
沈倩把嘴一撇：“你是独子，老爸当然老惯你。”
沈冲反唇相讥：“你是独生女，老妈还不是惯你。”
只有何田田不说话，她好像对大白菜炖豆腐情有独钟，一边喝着甜水，一边慢条斯理津津有味地挑大白菜吃。
姜军说：“何田田，不要光吃大白菜，你也吃点鱼肉哇。”
“从小吃惯了大白菜炖豆腐，就好这口。”她说的是一口地道的哈尔滨话，非常好听。
姜蜀剑笑道：“何田田？这个名字怪怪的。”
“《乐府诗选》里有《江南》诗，诗中有‘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的诗句，即现成又有韵味。”何田田解释道。
“谁取的这个名字？”铁戈问。
“我爷爷取的。”
姜军问：“你是哈尔滨人，为什么要到湖北来？”
“谁说我是哈尔滨人？我是红州人，不过生长在哈尔滨。”
姜军不解道：“那你爷爷为什么要到哈尔滨去呢？”
何田田说：“一九一九年他在北京读书时亲自参加了五四运动。他的一个同学的爸爸是张作霖的部下，这人的思想很激进，认为中国老是受外国欺负，是因为军队不行，他劝我爷爷改读军校。二二年我爷爷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毕业，就和那个同学一起去了东北。这年十月我爷爷考上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就是原来的东北讲武堂，进入炮科学习，二三年毕业，就在东北军当了兵。‘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马占山的江桥抗战，失败后跑到苏联，在那里认识了我奶奶。四五年他随苏军打回黑龙江，以后就成了四野的人。但他没有南下，留在哈尔滨工作。六六年病休后也许是人老思乡，非要回红州老家定居。因为他最喜欢我，一定要我跟在他身边，所以我就转学到了红州。”
“怪不得去年我们到北京串联时，我就觉得你长得有点像斯拉夫人，看来我的判断不错。来，咱东北老乡喝一个！”铁戈也用东北话说。
“你咋会说东北话？”她惊异地问。
姜军哈哈一笑：“他老爸是辽宁本溪人，南下过来的，你们应该算半个老乡。”
“你爷爷是红州人，我妈也是红州人，这一南一北加起来还不算一整个老乡吗？”铁戈说。
“哎呀太好了，那可真是老乡了。这是我在红州第一次听人说东北话，亲切。我刚到湖北来时，听这儿的人讲话都像鸟语，一句也不懂。咱俩整一个。”
何田田还真有点东北人的豪爽，她拿起姜军的酒碗跟铁戈碰了一下，喝了一口。
封老大又喝了一大口酒，长长地叹了口气：“我真羡慕你们哪！你们六个人，四个是革命干部的后代，姜军兄弟出身书香门第，老爸老妈也是国家干部。你们一来到人世命中注定要过好日子。只有我命途多舛，生下地脸上就有狗崽子的胎记。我两岁时老爸就跟白崇禧兵败南撤，至今生死不明。我和弟弟跟老妈一起艰难度日，六零年一家三口差点饿死了。生活对于你们来说是美好的，对于我们这些穷人来说只能叫生存。从我记事起，居委会就通知我妈开‘四类分子’的会。到了五七年反右，再开会就成了‘五类分子’的会。我妈对居委会说，我不是‘五类分子’怎么要我参加这样的会？人家说，你老公是国民党军官，你就是反属，这样的会你不去谁去？从小别人就欺负我和弟弟，我只能发奋读书，希望将来能改变命运。64年我考上了大学，满以为这次老天爷真的开眼了，却又因为我老爸是国民党的少将师长，硬是不准我上大学，反而把我下放到红州最穷的山区。我原来以为下放后的日子会好过些，结果是狗咬尿泡——一场空。山区穷啊，十分工才一毛钱，大队给我们男知青定的是八分工，女的只有七分工。一天八分钱，一个月才两块四毛钱，我一个大男人干了一年还他妈倒欠大队的口粮钱，你说要不要命？和我一起下放的知青中有好几个都考上了大学，都是因为成分不好学校不录取，这不是政治歧视吗？就算我老爸是国民党军官，可他长得什么样我都不知道，这笔帐怎么就算到我的头上来了呢？你就是打死我，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他对何田田苦笑一声：“你倒是‘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我是‘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岂止是伤骨，简直是伤透了心！在我下放临走的头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跑到江边狠狠地哭了一场，把我一生的眼泪都哭完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了一个没有辛酸眼泪只有怒火中烧的人！凭什么把我们叫做‘非劳动家庭’出身的子女？出身好的人难道就是纯雅利安人种？就那么高贵？这他妈跟希Te勒鼓吹的东西有什么两样？这种叫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歧视。为了活命，六五年底我从山里跑回来，到建筑工地做小工，到码头当苦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