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的荣辱是非:大宋的人大宋的事(选载)-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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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朝廷明确了议和的条件，就派遣曹利用取和辽国谈具体的和约内容，临走的时候，赵恒对他说：“地是不能割让的，只能给他们钱财，如果辽国的胃口太大，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就是给一百万也行啊。”
曹利用这个人是“以武略改崇仪使”，武人出身的他却喜欢辩论，史载他“喜谈辩，慷慨有志操”。他听了皇帝的话，当即表示：“辽人要真是坚持割地的妄想，我宁愿死在那里也不会答应。”
皇帝虽然不惜血本，出价一百万，但寇准心里一点儿也不痛快，他把曹利用叫到一旁，警告道：“即使皇上已经答应以一百万为限，但是你要敢超过三十万，回来我就杀了你！”
虽然没有史料证明曹利用会真的以一百万和辽国成交，可寇准下的这道死命令，令曹利用也不能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大好头颅。一句话，节省了七十万，当真是一字千金。
曹利用到了辽军那里，果然辽国又提起了关南地盘的事。萧太后说：“关南那些地方，是当初后晋感谢我国，作为谢礼送给我国的，柴荣以武力夺取过去，你们有义务把那里还给我国。”
曹利用拒绝了，他说：“后晋把地盘送给别人，后周再夺取回来，和我们大宋无关，我们守卫的是自己的领土。割地这件事我不能向皇上奏明，至于每年拿出些金钱来佐助军用，我们尚可商议。”
辽国有的大臣威胁道：“我们这次发兵，就是要恢复旧地，想拿点儿钱来就把我们打发了，不行！”言下之意，不割地就继续打下去。
曹利用也不甘示弱，反驳道：“我是奉命前来议和，大不了一死。”意思是我连死都不怕，你少吓唬我。他接着说：“你们狮子大开口，漫天要价，别说地盘捞不到，就是战争也不可能停下来。”
萧太后听着他们在争吵讲价，心里不断地分析，她断定关南旧地肯定是收不回来了，再争论下去也没有结果，眼下形势险恶，见好就收吧。于是，辽国接受了以金钱换和平的议和条件。
在具体的数目和细节上，当然免不了争吵，但要是超过了三十万就会掉脑袋，这一点曹利用是牢牢记住了，所以他竭尽全力守住了这道最后的防线。
讨价还价过后，议定宋每年给辽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一锤定音：成交。
曹利用完成使命，并且没有丢脑袋的危险。辽国身处险境，还获得了这么多的钱财。双方皆大欢喜。
曹利用兴冲冲地回去复命，高兴得忘了看太阳，等赶到行宫时正赶上吃饭的时间，赵恒才举起筷子，就听说曹利用回来了，他一面赶紧吃饭，一面让小太监出去问问曹利用，到底给辽国多少钱。
在这个地方，史书上写的是“使内侍问所赂”，这个“赂”字，很是传神。
小太监见了曹利用，问花费多少钱，曹利用就是不说，问急了，就说：“这是国家机密，得面奏皇上。”这算个狗屁的国家机密，等大车小辆给辽国送银绢的时候，天下谁会不知道？
赵恒也着急，他又派小太监来问：“就算是机密吧，你先说个大概数。”可这位曹先生，始终不开口，只是得意地伸出三个手指头，轻轻地敲打着自己的脸蛋。他要当面去和皇帝讲，你开价一百万，我三十万就搞定了，我可是大忠臣啊！
小太监得不到回答，只好去和赵恒说：“他就是伸出三个手指，莫非是三百万吗？”
赵恒一哆嗦，筷子几乎掉了下来，脱口而出：“这也太多了。”他镇定了一下，觉得好歹是把辽国这尊煞神打发了，就又说：“嗯，总算没啥事了，将就了。”话里话外透着肉痛。
曹利用在外面听得真真的，心里偷着那个乐。
赵恒匆忙吃完饭，把曹利用召了进来，急着问究竟答应给多少钱，可曹利用真会设置悬念，不正面回答，而是一连串地说：“臣有罪，臣有罪，我答应给的银子和绢帛太多了。”
“到底是多少？”赵恒可真急了。
“三十万！”曹利用见火候差不多了，得意地亮出了底牌。
“什么，三十万？”赵恒高兴得脸都抖了起来，怕耳朵听错了，追问道。
等得到了确切、肯定、无误的回答，赵恒兴奋得恨不能把曹利用抱起来亲几口，马上下令重重赏赐曹利用。
宿命在这一瞬定格（1）
曹利用和辽国几经协商签订的和约包含的内容有好几条，并不是只有给辽岁币这一项，其中具体的内容如下：
宋辽为兄弟之国，辽国皇帝以宋朝皇帝为兄，宋真宗赵恒尊萧太后为叔母；宋朝每年向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两国解除战争状态，各守疆界，互不为敌；边防设施保持现有的数量和规模，不得增加针对对方的军事堡垒；双方不得招纳对方的叛降人员。
这个和约是在澶州签订的，而澶州的西边有个名叫澶渊的湖泊，澶州也因此又名澶渊郡，这个盟约在历史上就被称为“澶渊之盟”。
澶渊之盟辽国占尽便宜。
军事上辽军已经处于劣势，虽说不大会像杨延昭分析的那样被全歼（辽军以骑兵为主，宋军就算打赢了，追击也是个大问题），但前后夹击，消灭大部分有生力量还是有可能的，那时再谈判，和约大概就会改写了。
就算真的像赵恒担心的那样，辽军绕过澶州，逼近京城，看辽军在瀛州城下的战绩，估计也很难有上乘的表现。如果屯兵汴梁城下，想安然撤回会比在澶州困难得多，萧太后会冒这个险吗？
当时“河北近南州县民人入处城寨”，辽军抢掠所得不多，围攻岢岚军时就是因粮草不继被击溃，就在和约已成，相约退军的时候，辽军向宋朝说了自己的忧虑：“我们回北方去，恐怕你们边境的军队会截击。”虚弱之态毕呈无遗。
辽军的处境如此险恶，竟能依靠恫吓敲诈出这么一笔油水，与其说是萧太后的胆略机谋过人，倒不如说大宋的皇帝和大臣目光短浅、胆小如鼠更准确。
皇帝赵恒就不必再说了，看看另一位宰臣毕士安，赵恒亲征的时候，他托病留在了京城，听到和议成了的时候，高兴得啥病都没了，还教训不满以三十万“买”和议的人：“不给那么多，就打动不了辽人的心，恐怕议和也和不了多久。”看来如果他去谈判，或许真的就能拍出一百万来。
敌人强大还不是最可怕的，自己要不争气，那就算彻底没戏了。
辽军退走了，赵恒神气起来，诗兴大发，提笔写下了《赋契丹出境》诗一首：
我为忧民切，戎车暂省方。
旌旗明夏日，利器莹秋霜。
锐旅怀忠节，群凶窜北荒。
坚冰消巨浪，轻吹集嘉祥。
继好安边境，和同乐小康。
上天垂助顺，回旆跃龙骧。
明明是把钱财交给了来抢劫的强盗，强盗大摇大摆地走了，居然在他的笔下变成了“群凶窜北荒”，当真是“妙笔生花”。
那位王继忠也在和议中捞到了巨大的好处，两边都把他看成了功臣，每年宋朝派遣使者去辽国的时候，皇帝都会让使者给他带去大批的花红礼物。辽国也没亏待他，赐他国姓，官职一路高升，最后居然坐到枢密使，被封楚王。
这个“奇迹”，只会出现在宋朝，王继忠的命真好，要是在别的朝代，早拿他当汉奸给办了。
“澶渊之盟”以后，契丹贵族每年都会不劳而获一大笔钱财，个个都心满意足，萧太后巩固统治的目的算达到了，五年后她离开了人世。辽圣宗也信守和约，还真把宋朝皇帝赵恒当大哥对待（哥们儿虽是好哥们儿，但不给钱可绝对不行），宋辽一直和平相处。乾兴一年（1022年，辽太平二年），宋真宋去世，辽圣宗还为此大病一场，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天圣九年（1031年，辽太平十一年），辽圣宗病逝，在临死时还嘱咐“不得失宋朝之信誓”。
此后，一百二十多年间，双方未发生大的战争，维持了和平的局面。
“澶渊之盟”影响深远，历来也是评价不一，从经济发展上看，宋辽可谓“双赢”，连续数十年的流血征战不再，百年和平降临，边境开通“榷场”，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促进了民族融合，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但对宋朝来说，经济上的成功不能掩盖政治上的失败，无论如何“澶渊之盟”是个屈辱的城下之盟（而且是在占优势时的城下之盟），更为恶劣的是开了妥协、不抵抗的先例，成为解决和西夏、金国争端的范本，为靖康年间迷信和谈，坐失良机，最终覆国和南宋高宗在与金人交战有利的情况下，达成了屈辱的绍兴和议，乃至隆兴和议、嘉定和议等等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祖宗之法。
纵观两宋历史，在对外冲突中，大宋是打败了求和，打胜了也是求和，这种无论胜败都给对方付钱的做法，赵恒实在难逃始作俑者的指责。
在签订缴纳岁币的和约时，大宋的宿命就已经被决定了。
辽国还算有君子风度，信守和约直到亡国（这个和约最终是宋朝撕毁的）。西夏得到钱财以后却是反反复复，但国小力单，想要吃掉宋朝它还真没那个胃口，金国却是被岁币激起越来越大的贪欲，最终女真铁骑踏破汴梁城，结束了北宋的流金岁月。
真是成也岁币，败也岁币。
历史证明，金钱买来的和平根本就是靠不住的。
“澶渊之盟”在政治上给宋朝带来的好处只有一明一暗两样：明的是和辽国和好之后，可以全力对付西北的党项，并成功地在景德三年议和，西北边境获得了暂时的和平。暗的是岁币使契丹群狼不劳而获，逐渐丧失了劫掠的本能，退化成了只会坐享其成的废物。到辽兴宗统治的时候，以往驰骋如风的契丹铁骑就被西夏连续击败，丢尽了脸面。
每年三十万的金帛，竟毁掉了一个剽悍的民族，金钱巨大的腐蚀力，不仅喜滋滋点钱的契丹贵族没有想到，就连赵恒、寇准也没有想到。
无敌的不是锋利的刀枪，不是纵横的铁骑，更不是“神授”的君权，而是人见人爱的花花钞票！
第五章 荒唐的心理战
从打击政敌开始（1）
和平降临，来自北方边境的巨大压力没有了，大宋终于把这块沉重的包袱甩掉了。
获得和平的过程虽然是屈辱的，但和平本身终究是可贵的。
当然，赵恒不觉得有什么屈辱，反倒洋洋得意地觉得自己是胜利者，就连寇准也是如此，逢人就宣扬自己力挽狂澜的功绩。
赵恒的心情好极了：消除了一块心病，浑身上下是那么的轻松。他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代圣主（宋代的皇帝都有这个情结），过去总被辽国搅得安不下心来，现在他要毫无牵挂地施展治理国家的手段了。
赵恒在寇准、毕士安的辅佐下，干劲冲天地忙活起来了。
北方既然不再打仗了，马上就合并防区，减少驻军、组织复员，把因战争荒废的土地重新开发，尽快恢复经济发展。
在那个农耕时代，农业绝对是立国之本，这个重点不能丢弃，赵恒在景德二年（1005）诏令各道州府的长官都要兼“劝农使”之职，通判兼管农之职。
赵恒还从景德三年开始，在各州郡（边境州郡除外）普遍设置用于准平谷价的常平仓和用于赈济灾荒的义仓。义仓没什么好说的，常平仓可是很有讲究，它是各州按人口多少，从上贡钱中留下一定的银两，到新谷上市的时候，以比市场价略为高一点的价格购入，等到市场上粮价暴涨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但不得低于本钱）。这种做法很有些国家宏观调控的意味，可以平抑市场粮价，既可以防止“多收了三五斗”时谷贱伤农，又防止了青黄不接或灾年时谷贵伤民，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粮商囤积哄抬粮价，甚至在遇到灾荒时还可贷粮给灾民，用做种子或口粮。
这是功德无量的好事，比他以后搞的那个“天书”、“封禅”强上百倍。
商业在这个时候继续了咸平年间快速发展的势头。宋代人是中国历史上最会做买卖的，国内贸易不必多说，海外贸易远达阿拉伯各国。宋辽休战和平，又搞起了“边贸”，在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设置了四个榷场，与辽国大做生意，赚得盘满钵满。景德四年又在宋夏边境的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设置榷场，后来又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等地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