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多年前的荣辱是非:大宋的人大宋的事(选载)-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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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处耘的枢密副使罢免了，贬为淄州（山东淄博南）刺史，来安抚还率军在湖南的慕容延钊。
慕容延钊得胜回朝，赵匡胤也没秋后算账，而是论功行赏，将其加封检校太尉。这事虽然有顾忌的地方，但还是可以看出赵匡胤是仁厚的，只是苦了李处耘。
这是权谋的需要，李处耘心知肚明，可有苦说不出，只好认倒霉。
这事也引起了赵匡胤的警觉，名位已高的故帅宿将不仅不好统驭，还容易让他们在战争中进一步提高威信，可怕！从这以后，赵匡胤使用的都是曹彬、潘美这些名位较低的将领为统帅。
为了削弱地方藩镇的实力，在统一战争中，赵匡胤还发明了一个极其巧妙的办法，就是在动用嫡系禁军的同时，大量使用藩镇手下的“杂牌军”，让他们在战争中消耗。（这手段，有些眼熟是不？）在平灭荆湖时就调集了节镇、防御使们十一个州的兵力，征后蜀时也有大量的地方部队参加。
对武将权力的剥夺，远远不是“杯酒释兵权”那么简单，赵匡胤先后清洗了大批将军，包括“义社兄弟”韩重赟、石守信、王审琦，“情好亲密”的韩令坤，“以兄呼之”的慕容延钊，侍卫亲军司都虞侯张令铎，挺剑逼迫首相范质臣服的亲信罗彦环，还有开国功臣张光翰、赵彦徽等等一大批武将。
清洗？是的，绝对是清洗！
不过，赵匡胤没有消灭他们的肉体，只是拿走了他们的兵权。
赵匡胤对武将不放心，对文臣同样也不放心。无论文武，权势大了，都会危及到皇权。
武将的权拿走了，再把文臣的权拿走，那国家谁来管理？赵匡胤是聪明人，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就是分权，把权力分散，谁也别想大权独揽。
文臣之首宰相的权力最大，高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统辖军、政、财权，权倾朝野。相权过重对皇权也是一种威胁，这样的权力不能允许存在。
刚开始的时候，赵匡胤或许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他只是想降低宰相的待遇。旧例相传宰相在皇帝面前是有座位的。在赵匡胤刚当上皇帝不久，一次宰相范质上殿奏事，赵匡胤照例赐座，可开始奏事时，赵匡胤说：“我最近眼睛有些发花，请把奏章拿近来我看。”范质便离开自己座位，走近赵匡胤，赵匡胤暗中吩咐宦官，把宰相的座位撤去。从此以后宰相上朝，只能站着和皇帝说话了。
有人认为以赵匡胤仁厚的性格必不会这么做，其实在政治权谋上，性格并不能决定一切，利益才是硬道理。否则，仁厚的赵匡胤，怎么会夺了有知遇之恩的柴荣儿子的天下？心机深沉的赵匡胤，撤掉的不仅仅是一个座位，这等于宣布，在皇帝的面前，谁也没有平起平坐的权力。
乾德二年，赵匡胤罢免了原后周的宰相范质等三相，把宰相换成了自己的亲信赵普。但后来赵匡胤发现独相赵普也开始专权了，就感到有必要给赵普加点儿制约，便把原来只当摆设，不用押班、知印，也不设政事堂的参知政事提高了位置，使其有了押班、知印、升政事堂的权力，成为名副其实的副相。
既然开了头，那就会一发而不可收，贪权和收权都一样。
于是又设立了枢密使管军事，分割了宰相的兵权，形成宰相府和枢密院两府牵制局面。枢密院执掌调兵大权，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等政令，都由枢密使主持，和宰相对峙。赵匡胤设制，每逢入朝奏事，两府错开，互不相见，各说各的，这样就使皇帝能在双方的奏情中对比分析，掌握实情。
赵匡胤干脆又设了三司使，主持盐铁、度支、户部三司政务，其地位仅次于宰相，人称“计相”。这样又剥夺了宰相的财权，原来“事无不统”的宰相成了只负责日常行政事务的大管家。
这样把权力分割来分割去，赵匡胤掌握了门道，给枢密使、三司使也配上了分权的副手，不仅部门间相互制约，正副职之间也相互制约。（这样的平衡权术，也大有面熟的感觉啊，是三权分立吗？）
中央是这样，地方政权也是照方抓药，在“知州”之外，另增置“通判”一职。通判在本州中地位相当高，权力也很大，有权过问州中的一切政务，并可同知州分庭抗礼，直接传达中央。但有的通判往往以“监州”自居，说：“我是朝廷派来监视你的。”后来有人告诉赵匡胤，通判权力太重，不利于知州行使地方职权。他才又下令，没有知州与通判联名签署的政令，不能实行，这就使二者互相牵制，听命于中央。
各地的地方官都是中央“戴帽”下去的，由文官出任“知州”、“知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中央派遣的官员在所担任的实际职务之前加上“判”、“知”、“权”、“提举”、“提点”等等，这样一来，就逐步形成了官与职、名与实，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这就涉及了宋朝的官制。
要说宋朝的官制，可是前所未有的混乱，本来汉唐以来有所谓“官”与“秩”的分别，官是管事的权限，秩是确定级别和待遇的标准，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官升秩长，官降秩落，一目了然。可大宋就是会别出心裁，管事和级别待遇分开，成了“两层皮”。
在宋朝，过去的那些什么左右仆射、六部尚书、侍郎、各寺监卿监统统“作废”，这些官都不再具备原来的职权，“官”只决定俸禄、赠官、叙封、恩荫等待遇，被称为正官、本官、寄禄官，“差遣”才是朝廷委派的具体职务和实际权力。如果没有皇帝的特许，这些官员都不能管本官署的事，官员如果没有朝廷委派的差遣，就只能领俸禄而无事可做了。
因此，某一官职并不代表具体职务，而职事高下又与俸禄无关，官擢品未必升，官贬阶亦未必降；“差遣”被罢但官、职尚在，职落而待遇如故，这对官僚们来说可是天大的好事，就算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也会拼命地保护朝廷姓赵。
可就这样，赵匡胤还不放心，为了加强官僚们互相间的牵制，以防团结生变，他特别鼓励弹劾和检举，仅监察机构，就设立两个，一是“御史台”，一是“谏院”，任务完全相同，一旦其中一个被权臣控制时，另一个能照样发生功能。而且除了监察机构的官员，如御史和谏议大夫外，其他任何高级官员，同样都可以随时向皇帝提出意见，或随时对宰相以下的官员进行抨击。
这对于以写文章为主要学问的文臣，真是一个发挥“才华”的好制度，他们可以毫无顾忌随时随地对任何进步改革和他们所不知道的事物，发出反对的言论。其实他们也并不在意自己的见解是否高明，也不在意是否能被采纳，他们只是希望当个“反对派”，博个敢谏直言的好名声，以后自然会官运亨通。
因此，在宋朝便会看到，为了一件事（无论大小）经常会引起激烈争论，一个敢做事的人，身后往往跟着一群挑刺攻击的人。挽救大宋危亡的几次努力也被这些挑三拣四的家伙弄得不了了之。
结果这个后遗症，把大宋弄得积重难返，赵匡胤处心积虑防止的内乱没有出现，却不得不亡于外患，这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的。
以“仁”为本的治国方略（1）
宋代是一个以仁厚治天下的时代。三百年的基业，从太祖赵匡胤开始，就始终把“仁”作为治国的方略。
赵匡胤的仁厚，最被人称道的就是不滥杀，其实何止是不滥杀，他当真担当得起“心胸宽广，仁义无双”，这一点历史上所有的君王都无出其右者。
历代王朝的更替，都免不了血腥的屠杀，前代皇族更是屠杀的重点。商周时代还给前朝留一个小封国，“不绝祭祀”，但到了南北朝以后，对前皇族斩尽杀绝已成惯例，可以说每一个“龙椅”都是从血海里捞出来的。
后周被取而代之，恭帝的命运却好得出奇，赵匡胤不仅没有把他和家人按到砧板上“鱼肉”一番，还大大“礼遇”了这些王室，恭帝被封为郑王，迁居到西京洛阳居住。这还罢了，沽名钓誉之后再杀的事也不是没有，可赵匡胤还真不是那种人，他留下的“祖宗家训”第一条就是：对后周皇室老柴家的子子孙孙，一定优待，就算犯了谋逆的大罪，也不许拉到大街上砍头示众，就让他自己在大狱中悄悄了断，而且不能株连其他直系亲属。
有的人说，赵家的江山是从柴氏孤儿寡母手里连抢带骗弄来的，赵匡胤感觉心里惭愧，所以一定要优待柴氏家族。这话表面看有点儿道理，实际上深究下去就会发现荒唐，中国历史上从孤儿寡母手中夺取天下的不止赵匡胤一人，可谁做到了他的程度？与其说是赵匡胤在平衡自己的心理，倒不如说是赵匡胤具有宽厚的人格来得准确。
这从对待开国元勋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除了和赵匡胤对着干的那几位被杀，其他的元勋都能安享晚年，这样皇帝和功臣皆大欢喜的结局在历史上并不多见。赵匡胤不仅没有杀害有功大臣，还用法律形式规定以后皇帝不能在朝廷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这样的皇帝，不说其“仁厚”还能说什么？
不但自己人不杀，赵匡胤就连对手也不曾大肆屠杀。后蜀的孟昶、南汉的刘、南唐的李煜都没有在亡国之后亡命。虽然李煜被封为“违命侯”，但只是属于对其武装反抗的“口头警告”，并没有杀头和屠族。要说那位连夜壶也镶上宝石的孟昶，光宦官就养了七千多人、只知道宠爱波斯美女的刘，完全有理由把他们“咔嚓”了，可赵匡胤就是把他们在东京干养了起来，至于后来传出几位被“牵机药”毒杀，那是宋太宗赵光义干的事，和赵匡胤毫无干系。
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人的生命是十分脆弱的，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遇到穷凶极恶的大头兵，除了鼠窜就剩下挨刀一条路，用现在时髦的词就是“弱势群体”。赵匡胤起兵时就对“弱势群体”很关注，从陈桥驿挺进到汴梁，基本上没有出现喋血宫门、伏尸遍野、烽烟四起、兵连祸结的后遗症。而这个结果和他数次“严敕军士，勿令剽劫”有直接的关系。
在统一战争中，赵匡胤“吊民伐罪”时，也尽量减少对平民百姓的侵扰，他一再命令外出讨伐的将帅，不得有滥肆杀掠的暴行，不得惊扰百姓。平蜀大将王全斌在占领成都后纵兵大肆抢掠，对后蜀降兵也肆意欺凌，尽管有平蜀之功，仍被降职责罚。
赵匡胤的仁厚，和五代其他将领的滥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心思归自在情理之中，大宋一统江山除了军力强盛、谋略对头，还和他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
宋朝人平日里称呼赵匡胤为“艺祖”。“艺祖”之称源于《尚书》，《尚书》把有文德才艺之古帝王称为“艺祖”，这是对开国皇帝的一种美称。确实，五代如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天子们不能与宋太祖赵匡胤同日而语，“艺祖”这个称号，仁厚的赵匡胤当之无愧。
难能可贵的是，军人出身的宋太祖赵匡胤，不仅身上奇迹般没有那个时代军人嗜血成性的印记，相反却很有些悲天悯人的胸怀，这大概和他曾浪迹江湖、饱尝人间冷暖有关。据说他贵为天子以后，还时常把布衣等物赐给左右近侍，说“朕过去就穿这些”，倒颇有曾流行过的忆苦思甜的意思。
曾经流浪的苦经历，使赵匡胤对老百姓的苦难有切身的体会，因此对民生问题十分关注。
当天下初定的时候，他马上就实行了宽减徭役的政策，以便农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961年，他明令免除各道州府征用平民充当急递铺递夫的劳役，改用军卒担任。第二年，又免除征民搬运戍军衣物的劳役。若州县不遵令行，百姓可以检举。
当然，赵匡胤也没有把“小民”当做祖宗供养起来，该干的还得干，特别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水利建设，就是他始终没有放松的一个“重点工程”，连他自己也说：“朕即位以来，平常没有别的差役，只有春初修河征用劳役，那也是为人民防患。”事实上也的确是那么回事，赵匡胤并不是为了皇家的面子搞什么形象工程。
五代时期，掌权的实力人士都在追求“成功学”，思谋怎么才能登上九五之尊，哪有心思管修整水利的小事，因此黄河决堤、改道，淹没村庄农田的“小事”时有发生，可到了赵匡胤的眼里，这些“小事”可就是影响人民生命财产的大事了。
赵匡胤刚当家仅仅两年，就下令在黄河沿岸修堤筑坝，并大量种树，以做防洪时用。其后多次就黄河的修治下达最高指示，例如在建隆三年（962），赵匡胤下诏说：“沿黄、汴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