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问题-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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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尝试过当专职太太但主要对这一经理留下负面印象的城市女性说：
我不同意女性回家。还是该出去工作。我在家呆了半年，很烦，还是想出去工作。我丈夫不愿让我出去工作。他不管我，随我的便。我俩谁也不管谁。我要愿出去工作，他也帮我找，不愿出去也行。
有人则是从女性的内心需求角度出发不同意女性回家的：
女同志不能像过去旧社会似的，老围着锅台转。因为女同志也有自己的生活要求，自己的想法。出去开开眼界，接触社会。如果女同志不工作，又回到封建社会去了。我选工作。
一位农妇是从工作中的乐趣角度主张还是要工作的。她说：
女人回家可能对孩子丈夫照顾得周到点，但是对自己不好。不如出去干活，和人说说笑笑，出去卖个菜什么的，也比在家呆着强。我还是选工作。
有人是从“没有必要”的角度反对女性回家：
现在一家就一个孩子，母亲没必要留在家里。如果孩子多，女同志留家里也未尝不可。但是我会选工作。年龄又不老，又没病，还是应当出来工作，在家呆着也没意思。
有些女性甚至认为，从身体健康角度考虑，妇女回家是很不利的。一位农妇说：
我不同意女人回家，在家呆着，做饭，把身体搞坏了，还是干活身体好。干活老活动，比老呆着好。
回家的说法对于干部阶层的女性更是笑谈。一位女性老干部说：
都是革命干部，不工作干什么？也没有失业的危险。我对工作挺满意的。
第四类反对单让女性回家原因是认为，夫妻双方可以有一方回家，但不一定是女方。
有人提出，从就业压力角度考虑，夫妻双方可以有一方回家，但不一定是女方。一位大学女教授说：
如果丈夫的收入足够高，这样也未尝不可，因为现在社会上就业压力很大。但是也不一定是男的出去工作，男的和女的也不一定谁强，这完全不一定，比如说教育部长就是个女的。有的工作完全不一定是男的比女的干得好。但是从一个家庭来说呢，如果一个男的在家里被养着，他往往是不能接受的，会导致夫妻关系破裂。我本人还是要选择出来工作。
男女双方选择女性工作、男性回家的情况调查中也发现了一些。一对老年农民夫妇就是选择男方回家的，那位农妇说：
以前看没人为孩子做饭，他让我别干活去了，我不同意，他就辞职不干了，在家里给孩子做饭。他老认为我应当在家里，我说，为什么我就应当在家里呢？
在现代社会中，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男性愿意回归家庭，与女性愿意回家的比例不相上下。根据美国的统计，在支撑家庭经济上，55％的工作妇女挣到家用的一半以上；48％的工作妇女即使不需要收入补贴家用仍愿工作；21％的男性愿意在家；对于27％的男性和26％的女性来说，在家时间使他们感觉像成功人士。（Wood； 266）在一些经济不景气的国家和时期，男性回家已成潮流，尤其在工资要求较低的女性比较容易找到工作的地方和时期。英国就有不少关于回家男士心理状态、生活状态的社会学研究，可见女性工作养家、男性在家操持家务已经在人群中占了一定的比例，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虽然女性就业已经成为大多数女性的理想与现实的追求，但是在中国恢复市场经济体制后，由于贫富分化加速，一批富裕起来的人又有了一人挣钱养活全家的能力，“专职太太”群体也应运而生。在此次调查中，赞成女性回家的也大有人在，其中大多是农村妇女。因为女性回家在农村的可行性比在城市要大——本来农业劳动者就没有劳保、退休金、医疗保险之类的待遇，工作对于她们只有当时的一点收入的意义，因此外出工作的吸引力没有城市那么大。
有些女性是从女性的工作、家务劳动双重负担角度赞成女人回家的，一位农村女性说：
应当这样。女的在外面工作很累，回家来家务还是女人的事。男的在外面上班回来就不干活了。
有些女性是从女性比男性更适合做家务而且一旦回家会把家里打理得更好的角度自愿选择留在家中专职做家务的，一位已经完全回归家庭成为家庭主妇的农妇说：
我现在在家给他们做饭，比他们在外面吃饭好多了。我选择在家。在外面倒是挣了钱了，可家要是丢了呢？出去工作，一出去就是一整天，家里丢了东西怎么办？我丈夫也愿意我在家，头好几年就想让我在家了。子女也想让我在家。我切了一个肾，一个子宫瘤，动过两次手术，身体不好。
这种选择在农村不仅有现实的好处，而且已经成为相当一个比例的农村妇女的现状。另一位选择回家的农村女性说：
女的在家，家务事全都能做，孩子也能照看，丈夫要出去，还能给他做做饭，给他温暖。我会选择在家。
有些人认为女性回不回家应当完全以家庭开支为标准来决定。一位农村女青年说：
根据经济情况，达得到就可以不出去，达不到就得出去。他要是挣得多，他当然愿意让我在家呆着了。现在不成啊，他收入太少，所以他当然支持我工作了。
为了照顾好孩子，许多仍在工作的农村女性也愿意选择回家的生活方式。一位农村的专职母亲说：
丈夫一人的收入可以维持一家的开支。我认为母亲在家照顾子女，对孩子有好处。如果能选择，我愿意选择在家照顾子女。
有年轻一代的农村妇女愿意选择在家，而不是外出工作，但是在家不一定是终生的，而是阶段性的。一位农村年轻女性说：
我现在不工作，将来也要工作。我丈夫的工资可以维持我们的生活，没有出租房子的钱，我丈夫的收入刚刚维持。明年孩子上幼儿园，经济就紧张了。没有我的收入对家庭开支有影响。我觉得孩子小的时候，女人可以在家。比如我们给他买一些书什么的，教他。等大一点还是要上幼儿园，让他有一些集体观念。可以选择的话，我还是选择家庭。如果经济允许的话，丈夫还是同意我留在家里，但他对我出去工作没有意见。
不少农妇都赞成阶段性就业——孩子小时在家，孩子大了再外出工作。一位农村女性说：
因为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应该照顾他，母亲应该留在家里。如果孩子小的话，我不会出去工作。如果孩子大了，我会工作。
不止是在农村，在当代中国城市女性中，也有一种回归传统女性生活模式的冲动。一位城市女性说：
我想做贤妻良母，对孩子好，对丈夫好。去挣很多钱太累，够花就行了。
回归家庭之后，女性还是会有不适应的问题，因为周围的环境已经改变——大多数女性都在工作；还因为个人也已经改变——她已经不是传统的文盲妇女，她的生活除了家庭这个私领域，还需要公领域这一空间。一位在家多年的农村女性说：
我的父母文化少一点，他们老跟我说，人活着就得争气，别人有的咱们要有，别人没有的咱们争取努力也得有，咱们不能让人家看不起。他们俩有不同的看法，我妈就是贤妻良母型的，她让我到人家 （婆家） 别那么跋扈，老实点，过得踏实点家里就放心了。我爸的期望高一点，不过现在我结完婚后，孩子没人给带，我一直就没出去工作，一直在家里呆了11年。我挺矛盾的，看人家年轻人都出去了，我在家带孩子，就经常在家里掉眼泪。我爸经常说我，让我在家多看点书，等孩子大点，再学点什么。可我现在没什么兴趣学什么，一心一意抓孩子学习，孩子写作业，我也跟着写，孩子读英语，我也跟着念。我要去学点什么，孩子就没人管。我小时就挺可怜的，没地方吃饭去，没人管，我不愿意再让孩子受罪。我爱人的工作上班有点，下班没点，我在家也能让他有个家的感觉吧，所以我一直就没上班。
在访问到的老年女性中，也有一些人是从来没有出来工作过的，她们体验过终生活在私领域的焦虑和无奈，与现代在公私两个领域奔波忙碌的女性的感受形成对照。一位终生没有外出工作过的家庭妇女为自己没有能够出去工作、没有得到劳保退休待遇而痛心疾首。这位老年城市女性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
我没工作过。17岁结婚，生了7个孩子。1951年时，我丈夫开了个早点铺，干了4年。我帮助干。后来开不下去了，他到医院当厨师，我没工作。丈夫那时挣55元养全家——我和7个孩子。我想出去工作，孩子多出不去，急得掉眼泪。要是孩子少我肯定也出去工作了。那不还有劳保吗？
1960年代，弗里丹提出了那个所谓“无名的问题”，即中产阶级郊外女性的生活空虚的问题。它主要是三四十岁的美国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的问题：她们发现，当最后一个孩子长大离开家庭之后，她除了是某人的妻子和某人的母亲之外，没有任何社会身份，而她日后的几十年时间将无事可做，既无目标，也无生活的动力，生活中是一片空白，生命变得没有任何意义。40多年过去了，中国社会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迁，也重新出现了女性回归家庭的可能性。许多女性已经面临着做出这种选择的现实可能性。她们忘记了主张男女平等的女性主义运动一再强调的一个观点就是：专职太太群体的存在恰恰是公领域和私领域的男性统治的反映。
在最近20年间，中国的一些职业女性选择了回归家庭。这一选择尽管使这些女性丧失了独立的地位，但也不是对她们一无是处的。如波伏瓦所说：女性的不参与社会生活和就业竞争也能带来一些“好处”：她既可以逃避经济上的风险，又可以逃避自由所带来的风险，况且这种自由的目的与目标还必须由自己来设计。的确，和每个个体肯定其主观存在的道德冲动一起出现的，还有一种诱惑，使其放弃自由，变成一个物。这条路很危险，因为他一旦踏上这条路，就会被引向被动、迷惘和毁灭，成为他人意志的造物，其超越将会受挫，其价值将会被剥夺。但这条路也容易走，人们在这条路上可以避免真正生存所包含的极度紧张。（波伏瓦，17）在丧失自由却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和拥有自由却过着比较艰难的生活这两种生活方式之间，中国越来越多的女性也面临着选择，这是她们的上一代人没有遇到过的问题——那时，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正处于方兴未艾之时，“家庭妇女”是一个贬义词——最终的选择只能由她们自己来做，这一选择的后果也只能由她们自己来承受。
尽管如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近几十年来女性对公领域的参与，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观念已经改变了不少，尤其在中国的城镇，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已经变成少数人的观念，而且大多数人也能够接受女性在社会地位上超过丈夫这一情况了。
三、工作中的歧视
在中国女性普遍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已经成为新的社会行为规范之后，公领域中的性别歧视问题凸显出来。尽管男女平等的原则被确定为国策，公领域中的性别歧视还是时隐时现。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公领域被男性垄断了几千年，女性只能算是一个不到一个世纪的“新来者”。如果说在公领域中的性别歧视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才真正出乎人的意料。
工作中的性别歧视首先表现在就业机会上面。
必须承认，在中国的劳动市场上，男女两性的就业机会在某些行业是差不多的。一位农村中年男性从农村跑到北京打工，做推销员。据他说，在他所在的公司，没觉得男女有区别：
推销员里女的超过50％，我过去有营销经验，好多人托我带业务员，无偿地培训他们，其中大部分都是女孩子。
但是，女性就业方面还是存在着性别的歧视，尤其在农村，这种传统观念更加普遍和顽固。一位农村男性的观点虽然未必正确，但是他的看法代表了一般人对女性的看法，也真实地反映了农村女性的弱势状态：
女人生活、思想平庸，结婚以前还有生存竞争意识，有的外出工作几年，结婚后就平淡地生活下去了。在农村，男人可以出门打工、做生意，生活和思想都比女人丰富。妇女保守，接触外界也少。
在中国，招工中的性别歧视还是很明显的。这一问题首先以女大学生就业难的形式表现出来，同时也存在于各类企事业单位的招工过程中。根据一项对企业招工意愿的调查，当被问及“工薪相同愿意招男生还是女生”时，用人单位有明显的性别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