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问题-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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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央领导里都是男的我觉得挺正常的。如果是女的领导，也能接受，但我等不到这一天的。女人当领导也没什么不好，就是做不到。男的综合能力比女的要强一点。
这种两性参政不平等的现状常常被解释为女性“素质”较差。而“素质”的性别差距其实也是社会上男尊女卑的机制和观念造成的。对此，一位中年女工是这样说的：
当领导的还是男的多，女的还是比例少。难道是女的不聪明？我年轻的时候，女的上大学的少。有好事、提干都是男的机会大。社会还是以男的为主，以女的为辅。我跟我丈夫争论。他说，这个社会还是以男的为主。我说，那不行，女的是半边天。他说，不是半边天，实际上也做不到半边天。
女性的素质与参政水平在这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由于女性素质较差，所以参政水平低；女性参政水平低又导致参政经验的缺乏和领导素质的进一步恶化。这个逻辑倒像是一些招工单位所提出的必须具有工作经验才能被录用，而越是从来没有过工作经验的就越不能用，结果人应当到哪里去获得他的第一次工作经验呢？女性在参政方面就像这个没有工作经验的新来者——男性已经做了几千年的领导，女性才刚刚进入这个领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来者。后来居上的情况是很少发生的。因此，要想提高女性的参政水平，除了女性自身提高素质和管理能力之外，还要靠倾斜的政策对新来者给予特别的培养。事实上，许多女性在领导岗位上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正渐渐从新来者变换成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女性只要努力提高自身的领导素质，再加上制度上的倾斜保证，例如将女性人大代表的名额份额从目前的20％，逐步提高到30％、40％，乃至最终达到男性的水平，相信两性参政上的不平等将逐渐为平等所取代。
有些人对在选举中保障女性比例的做法不大赞成，认为它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但是，第一，女性作为新来者，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不得不依靠这种倾斜的政策；第二，即使在女性参政水平最高的北欧国家，也会采用对所有需要选举产生的岗位都要求候选人性别比例男女各半的做法，最终选举的结果虽然还是男多女少（男性占60％；女性占40％），但是他们为女性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这种做法我们应当借鉴。
其次，传统观念为女性领导男性造成困难的情况仍然大量存在。由于男性领导女性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女性领导男性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不必说领导技能，仅仅人们的观念和习俗就为女性进入管理领导层造成了相当大的难度。一位目前正在担任企业一把手的中年女性说：
当领导，男的比女的工作起来省劲，有的外聘的下级男管理人员就不服从我的管理。本厂的都是工人，就没有服不服的问题了。
传统观念和习俗为女性领导人设置的障碍不仅表现在工作难做，还表现在“门槛”更高——女性要进入领导岗位，必须比男性付出更多的努力。严格地说，这是社会的不公正，是没有给两性平等进入领导岗位的权利。例如，一位年轻时从劳模提升为车间副主任的老年女性说：
车间有两个副主任，那个副主任和主任都是男的。我必须干得比男的多，干得比男的努力。如果两个人各种情况都一样，人家就愿意用男的。女的要想干领导就得比男的干得好。
在女性领导者本来就是新来者的情况下，对女性进入领导岗位还要有形无形地设置更多的障碍，这种做法还相当普遍，这是典型的歧视和社会不公。如果女性不能以新来者的名义要求降低门槛的话，公平竞争总应当是起码应当加以保证的条件，而在社会现实当中，由于习俗和观念的影响，就连这样的最低标准还没有做到。这是干部选拔制度中应当特别加以改善的地方。
第三，女性不愿意当领导、做管理工作。这种现象在城市中稍好一些，在农村表现得更加严重。一位农村中年男性、前村支书说：
村里党员里头女的少。全村一共23个党员，女的就1个。现在选干部得活动，有的还得花钱。女的不愿意出这个头，都在家里忙自己的家务。她们也怕自己能力差，遇到事处理不好。女的就是不愿意出来当干部。
由于缺少从政的经验，又缺乏观念上的支持，许多女性根本就不去参加竞争，而是自愿的不战而退。一位市级劳模、纺织女工这样回忆了她当年选择一生道路的经历：
我学徒时成绩特别好，回厂时可以有个选择，或者当落纱组的小组长，或者当挡车工。要想当劳模就得是操作能手，就得选挡车工。我这个人不愿意当官，我拉不下脸来说别人，当领导必须能拉下脸来训人。那些工人也不是那么好管理的。挡车工就干好自己那一摊事就行了，不跟别人打交道。后来我就干了挡车工。我每次考核、比赛成绩都是最好的。我这人不爱出风头，我要是见到对面来了领导，我绕着走，我也不会溜须拍马。人家都说：你要是会跟领导搞点关系，你早上去了。我年年当标兵，市劳模我们全厂才两个，我连着当了三年。那年人家让我入党，总工会派人下来采访劳模，我说，我没想当劳模入党，就想帮我妈多挣点钱养家。人家说，你太老实了，没有你这么说话的。我要是会来事，我早就熬到厂部（当干部）去了。
男女两性参政不平等的现实一旦形成，对公平竞争中明显处于弱势的女性来说，认为自己不行、不能胜任的想法就会内化到女性的思想当中，使女性丧失竞争的信心，或者以为自己的性格根本就不适合担当领导责任。这位劳模的经历就很典型。她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服从者，把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但是她觉得自己的性格（不会训人）就不适合做领导者，于是不争而退，将领导岗位拱手相让。这是典型的弱势群体特征：缺乏自信，妄自菲薄，不战而降。这种状况虽然是几千年的历史造成的，但是如果女性不努力加以克服，参政的水平将很难提高。
此外，在现实政治当中，男性比女性更多地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在农村，这一情形表现得更加明显。调查对象中一位农村中年男性有思想，有热情，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是村里某次抗税行动的带头人，在某年税款猛增的情况下，村里不满的人成立了一个抗税的自发组织，他成为组织里出头露面的人。他不无自豪感地描述了他的“领导艺术”和参政抱负的：
我掌握三个原则：第一，以法律为基础，注意搜集报纸文件，法律书籍。第二，了解乡村的风土人情。因为农村是一个闭塞的社会阶层，和其他阶层脱钩，要生存就必须适应它。第三，变通。就事论事，也就是该软就软，该硬就硬，以达到目的为准。乡里干部劝我当干部，我对政治特别感兴趣，但是我不愿意去给别人做工作，对不起我的良心。我把钱放在第二位，把做人放在第一位。我在高中时很激进，对城乡区别特别不服气，我后来到城里打工，就是和城里吃皇粮的人竞争。我不是不能当干部。我想让老百姓得实惠。如果让我贪点污什么的，我不愿干。
据这位积极参与政治的农村男性说，在村里，女人从来不会参加这样的事情，都是男人挑头干的。对外来工的调查也显示出，男工比女工更多地参与维权斗争，女性则显得更“听话”，更懦弱。虽然这一点在许多地方造成雇主更想雇用女性而不愿雇用男性这一表面上对女性有利的后果，但同时也反映出女性参政水平低的弱势群体特征。
在全国妇女地位调查中发现，女性对国内国际政界人物的知晓状况大大不如男性，这也反映出女性政治参与的兴趣和热情较男性低的问题。
女性对于国家主席、政府总理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知晓率仅有四五成，而男性却高达七八成；女性对于国际政界人物的知晓率更低至两成，而男性的知晓率却能达到四成。
雅典是民主政治的根源，主要是因为公民投票。但是当时只有6％的居民是公民，奴隶和女性都没有投票权。直到20世纪初年，所有的政权机构都几乎没有女性领导人。虽然英国有女皇，中国有慈禧太后，阿根廷有庇隆夫人，但是个别女人进入男性的政治机构和女性作为一个族群进入权力机构是不同的。个别女人只是例外，是非常人物，是能够克服她所属性别的“弱点”的人。比如保守的撒切尔夫人的内政外交政策就比男性领导人还保守，还好战，完全不能代表女性的利益，也没有女性的特色。另外，在从政的女性当中，有强烈的女性主义倾向的政治家很难当选，只有那些让男性感到没有威胁的女性才可当选。这就是全世界女性在参政领域所面临的尴尬局面。而这个问题一天不解决，男女两性的真正平等就一天不得实现。
二、参加社会生产
长期以来，在世界各国、各种文化中，公领域大都主要是男性的领域，而私领域则大都主要是女性的领域，所谓“男主外，女主内”。这种人类社会数千年的传统习俗所塑造的观念特别的根深蒂固，影响深远。正如波伏瓦所指出的那样：女人的不幸在于，她没有和男性劳动者一起变成同类的工人，于是也就被排斥在人的伙伴关系之外。男性之所以没有把她当成和他一样的人，是因为她没有去分享他的工作和思维方式，是因为她仍被禁锢在生命的神秘过程中。（波伏瓦，88）使女人注定成为附庸的祸根在于她没有可能做任何事这一事实，所以她才通过自恋、爱情或宗教孜孜不倦地徒劳地追求她的真实存在。当她成为生产性的主动的人时，她会重新获得超越性；她会通过设计具体地去肯定她的主体地位；她会去尝试认识与她所追求的目标、与她所拥有的金钱和权利相关的责任。（波伏瓦，771）
男主外女主内的问题一直是女性主义对男权制家庭的批评焦点。19世纪的女性主义作家沃尔芙曾经提倡用给母亲发工资的办法，使其从男性的经济专制下解放出来。弗里丹鼓励女性将家庭责任减到最小程度，但不回避这些责任。费尔斯通则把妊娠和做母亲本身就看成受压迫，她的结论是：生殖技术的进步最终将把女性从生物学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对于激进女性主义来说，放弃家庭以及与男人分离是对女性唯一可忍受的答案。（邱仁宗等，210…211）
在中国，几千年来，女性被深深地禁闭在私领域之内，有钱人家的女孩甚至被深锁在对女性身份颇具象征意义的“绣楼”之内，与家庭之外的世界完全隔离。直到近现代女性进入公领域，参加了家庭之外的工作，中国女性的地位才真正得到改观。因此，社会生产与性别的关系首先表现在女性在有酬社会劳动中所占的比例。
目前我国女性在有酬社会劳动者中占到43％，虽然这个水平不是最好的，但是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如法国、德国和日本；高于与我们发展水平相近的印度；更远远高于阿拉伯国家。在女性就业达到这个比例之前，中国女性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经过了一个急剧的增长期：在1950年时，女职工仅占全部职工的7％；1992年，全国有5600万女职工，约占全国职工的38％。（沙吉才，31）加上女性农业劳动者，女性参加有酬工作的比例在全体劳动者当中上升至43％。
中国女性从仅仅在家庭这个私领域活动改变为大规模地进入社会生产劳动这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从那时开始，中国女性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基本上人人在家到人人都要参加工作，这是几千年来中国女性生活所经历的最具历史意义的改变。以下就是一些女性参与社会生产的实例。而恰恰因为其平淡无奇，更反映出这一变化的伟大——它已经成为每一个普通中国女性的命运，成为她们的生活方式。这些人的人生经历，就是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这个伟大变迁的历史见证。
女性参加工作之后的一个首要的变化是：她们从被男性供养的人，变成能够自食其力的人。她们的收入有时还能对家庭经济有所帮助。一位老年退休女工说：
我是18岁开始工作的。刚上班学徒，16块钱工资，我吃饭8元，给父母8元。我对家庭有责任感，不像现在的孩子，挣多少钱都自己花。从心里我不愿工作，想上学，可父亲要求我工作。这样家里可以少一个人吃饭。我给家里5块钱也能帮半个月的菜钱。
虽然与家庭的主要劳动力相比，刚刚开始进入劳动大军的女性的收入是比较低的，但是女性从被家庭供养到供养家庭，不能不说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