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问题-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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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人（73％），希腊人（70％）。最低的是印度人（21％），中国香港人（24％）。中国排倒数第6，有34％的人与其性伴侣有过未采取保护措施的性行为。
全球44％的人有过一夜情，而23％的人在性生活时使用过振动器，20％的人使用过面具、眼罩等物。女性使用振动器的比例（24％）要高于男性（21％）。在所有的这些经历中，一夜情最为普遍，曾有过一夜情的男性比例为47％，女性为40％。一夜情比例最高的国家是挪威（70％）。澳大利亚人使用振动器的比例最高（46％）。16％的中国人使用过润滑剂，17％的中国人有过一夜情。
该调查还显示，全球有75％的人认为阴道干燥需要使用润滑剂， 47％的人认为润滑剂可以帮助减少性交的疼痛。36％的人认为润滑剂是用于增加性生活情趣的。相对于男性（9％），更多女性（16％）认为润滑剂的使用与绝经相关。多数人喜欢从性用品商店（54％）或网络（42％）上购买振动器。18％的人喜欢邮购，而19％的人不会去买振动器。52％的印度人称他们不会购买这些产品。多数中国人从网络上购买性用具。
从上述数据看，中国人目前的性行为模式是比较健康的，虽然性生活频率略低于世界平均频率，但是性伴侣数却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换言之，中国人的性活动并不太少，但是大多集中在一对一的关系当中。有过一夜情的中国人也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从防止性病传播的角度看，这是一种比较不宜传播疾病、比较严谨的模式。窗体顶端
此次调查发现，人们的性观念比起过去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呈现出一种多元的状态。所谓多元，就是既包括传统的性观念，也包括形形色色的新的性观念。调查中一位城市中年男性将自己的性观念定位在反传统的超前意识上。他是这样说的：
我认为我的意识是超前的。有的知识分子也有这样的超前意识。我知道一个知识分子，他自己性上不行，就给老婆开绿灯。我还认识一对大学老师，她丈夫不行，他们商量过离婚，丈夫说：既然有了孩子就不想离婚了，我给你找个男人吧。她说，我不用你找，我自己找。她真找了个男人，到自己家里做爱。那男人一来，她丈夫就说：今晚喝多了，头晕，先去睡了。他们就在隔壁一起过夜。听说后来他们离了婚之后又复婚了。家庭是各种各样的。
一位城市中年女性（易性者，心理男性）说：
性这个东西从理智上讲应当是自由的，不受任何压抑的。而且应当是可以跟感情分开的，可以是一时的快乐。但是从道德上讲，性又是应当属于某个人的，属于你的另一半的，是固定的。也就是说，从道德上讲，性是应当受压抑的。我崇尚性自由，可我又受不了我的另一半去寻求自由的性。我还有这样的感觉：女的和男的比起来，性自由是男的占便宜，女的吃亏，所以我觉得我出去搞一下可以，我爱人出去搞就不可以。如果对方要搞她，当着我搞可以，不能背着我干。有一段时间，我交了一个女朋友，我是为了高兴而交的，不是为了生活而交的这个朋友。她性欲特强。我有一个哥们儿，关系挺好。我就和她商量好，我们俩一起干她，三个人一起特刺激，是两个人没有的感觉。好像有另外一个人参与了，有另外一双眼睛看到了。感觉特别爽。
人类社会的性道德一般会经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通过法律来肯定一些性行为，惩罚另一些性行为。例如某些国家用法定的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来保护婚姻之内的性行为，惩罚婚姻之外的性行为。第二个阶段是通过舆论而不是通过法律来规范人的性行为。例如许多国家并没有同性恋非法的规定，但是社会舆论却反对同性恋类的性行为。最后一个阶段是性的新道德阶段，在处于这一阶段的社会中，性是完全个性化的、多元化的，允许人们做出各种各样的个人选择，不轻易做出否定性的评判。在新的褒性的道德之下，除了伤害他人的性行为之外，没有哪一种性行为被社会视为不道德和不允许。
对性的肯定态度在西方始于文艺复兴时代。文艺复兴时期社会和教会的世俗化趋势，使得人们对性道德的看法发生了变化。一度盛行于古代社会的各种各样的性行为，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长期冬眠后，又重新出现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社会生活中。
褒性的道德观特别反对性的唯生殖目的论和反性的禁欲主义。性的目的是为生殖还是为快乐，这是一个争论的焦点，也是性观念变迁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古代，生殖即使不是性的全部意义，也是它最重要的意义。而性在现代不再是仅仅为了生殖，甚至不再主要为生殖这一目的了。这个变化的主要标志是计划生育在世界各国的普遍实行。此外，有相当大比例的性宣泄以口交的形式完成，其主要动机是为了避免生育。从某种意义上说，口交是作为计划生育的形式出现的。
威克斯提出：到了1960年代，“宽容度”已经成为一种政治上进步的标志；而检查制度则成为一个肮脏的名词。在检查制度的控制实践中，最容易遭到检查或者说最容易遭到压制的事情就是与性有关的事情。你只要说一句它在道德上使你感到厌恶、烦躁、窘迫，马上就会有一大帮人支持你。（Evans； 78…80）而新道德派所倡导的是宽容、多元的精神以及对性的肯定态度。赖希也认为，应当以直接的方式解释性满足的权利，应当“消除对生殖器的否定，肯定青少年的性活动”，应当建立健康的而不是神经质的自信，消除“性快乐焦虑”和“性高潮无能”。（赖希，117）
褒性的新道德观对性的看法是基本肯定的、宽容的。它承认婚姻是性关系最理想的形式，但是没有那么多的限制；它重视生育，但是不反对避孕；它仍然将性与爱联系在一起，但是宽容无爱之性，承认人们自由地选择任何合理的方式来达到性快乐的权利。
褒性的新道德观重新界定了性的意义。虽然大多数人倾向于一套固定的性行为模式，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必要用这一模式来限定自己。例如，没有理由认为，男女两性的肉体关系必须由爱抚、性交和男人的性高潮组成；也没有理由认为，性交必须是异性之间性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性活动是人获得快乐、与另一个人分享快乐（或者只是独自享受快乐）的肉体接触。性行为既可以以达到性高潮为目的，也可以不以达到性高潮为目的；既可以是生殖器官的性行为，也可以是身体其他部位的亲密接触。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对象，只要人觉得合适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唯一的限制是不伤害他人。
褒性的新道德把性看作人类的宝贵财富，而不是健康的负担或对道德的威胁。避孕知识的增加以及都市化过程所造成的比乡村生活匿名性更高的生活，进一步开阔了人类性行为的空间。它预言，性将远远超出性交的范畴，成为给人类身心带来愉悦的一种充满正面意义的活动。从人权角度看，性是每一个人应当受到保护的权利，而不是应当受到歧视、迫害或惩罚的对象；从褒性的新道德的角度看，性也是一种符合社会道德的人类行为，而不是堕落、罪恶或者丑恶的行为。性是人的权利，性健康和性快乐是人在此生此世应当追求的一个正面价值。
第四章 生育
在生育与性别的关系问题上，女性主义最关注的问题包括母性对女性的束缚问题、性别比失常及由此反映出来的性别偏好问题等。
一、 母性问题
在生育方面的区别是两性之间最明显的差异。人类在公元前9000…7000年才开始了解男性在生育中的作用。男人发现自己在生育中的作用之后，一改过去对女性神秘的生育功能的敬畏之情，开始坚持子女要姓男人的姓，把女人变成奴隶，令其婚后到男方家庭中居住，使她们与娘家分隔，远离亲戚，将她们放置在男方的监督和控制之下，严密监督女人的性活动。从此以后，男性开始虐待女性。这种男尊女卑的新秩序在5000年前已经遍及全世界。
在1870年以前，所有的欧洲妇女从结婚到停经一直生孩子，想中断却没有工具。这种生育模式直到1870年后才开始发生变化，到1930年时，西方社会中的生育率下降了50％。这一变化从西北欧开始，发展到中欧和地中海地区，最后到达爱尔兰、阿尔巴尼亚。变革所使用的话语是人口危机、人口爆炸等。中国的情况也如此，只是时间表推迟了一个世纪：真正的变化发生在197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实施后。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一个女人生育五、六个以至十几个孩子是普遍的现象，这种状况从70年代后才开始改观。
女性主义认为，在当前的社会状态中，所谓母性就是束缚女性的符号、封印、方法和方式。母亲和女人在男权制社会是作为非人或怪物的形象出现的：亚里士多德就曾经以男性身体为标准，认为如果一切正常，必生男婴；如果生女婴，必定是有什么事做错了。女性一直被男权社会当作是正常人类的变异。
在生育和母性问题上，波伏瓦的观点最为鲜明，也引起了最多的争议。波伏瓦将男权制的形成和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地位低下归咎于生育和母性。她是这样说的：在任何情况下，分娩和哺乳都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种自然功能，它们和任何设计无关。这就是女人据此找不出任何高度肯定她的生存理由的原因——她被动地服从于她的生物学命运。家务劳动，由于可以和母性事务协调一致，注定要由她来做，同时又把她禁锢在重复性和内在性之中。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公众的或纯粹的社会权力始终属于男人。”（波伏瓦，71）
波伏瓦还鼓励女性直接摆脱生育的责任和做母亲的命运，她说：人们根本不可能直接强迫女人去生育，人们所能做到的只不过是把她置于其唯一出路是做母亲的处境中——法律或社会习俗要求人们必须结婚，不许节育和堕胎，不许离婚。（波伏瓦，65）按照波伏瓦的观点，生育和母性是把女性束缚在其动物性或生物性而使其不能成其为人的一个主要原因。女性要想做回一个自由的自主的人，就应当摆脱生育和母性。
女性主义思想家巴特勒也曾抱怨道：只要女人到了二三十岁由于生理或社会的原因没有怀孕，你就要面临与规定你的性别的行为规范作斗争的局面。（Segal； 70）性别规范假定每一个生理女性都有母性，都愿意做母亲，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有相当一批女性并没有母性，并不愿意做母亲，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女变男的易性者。
一些持本质主义观点的保守主义者认为，生育是一个无痛苦的过程，因为女性天生有很强的熬痛能力，又因为她们的“母亲本能”能够使她们不在乎疼痛。这种疼痛甚至对女性有好处，使她们不能从生育过程中获得性的快乐，以保存女性的羞怯、端庄、稳重和节制。这种观点相当无耻，是典型的男权制性质的冷酷。
然而，也有一些女性主义者对生育持肯定的态度和正面看法。例如，一批主张女性写作和女性快乐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在怀孕、生育和抚养孩子的过程中能够得到正面的价值甚至享受。自由的女性写作可以直接来源于女人的身体经验，它还没有被男性文化“殖民”过。它要表达的是活跃的女性身体经验的特殊性。她们认为，波伏瓦否定女性的正常快乐，因而丧失了群众基础：女人并不是都不喜欢、不愿意生育和做母亲的。
此外，从对女性生活实践的调查来看，生育虽然并不会严重影响女性的工作能力、工作效率以及在职场的地位，但是负面影响还是会有一些。此次调查中访谈到的一位原市劳模、纺织女工就是因为结婚生育而不得不放弃当劳模的，她说：
我28岁结的婚，在当时就算晚婚了。结婚第二个月就怀孕了，我就当不了市劳模了，身体不行，产量就上不去了。要想当市劳模就不能要孩子。我想，我都快三十了，还把孩子做掉？我最后决定还是顾着婚姻和孩子，不当劳模了。
这是生育为女性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带来不利影响的一个方面，也属于女性主义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它导致了男女两性在公领域竞争中的不平等。无论是客观环境角度，还是主观意愿角度，男性的事业和生育似乎不必对立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而这二者在女性身上就会发生冲突。生育给女性带来的困难只是被当作一个女性的天然弱点，它只是被听之任之地摆在那里——如果你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