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问题-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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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维（Mulvey）的观点在传统的女性主义观点中很有代表性，她提出：观看者或主体的凝视是男性的；被观看者或被凝视的客体是女性的。观看者的快乐因此是男性的，是处于主人和控制地位的男性。因此他倾向于施虐。她认为，男性观看者是主动的、偷窥的（窥阴的）、施虐的；女性被观看者是被动的，展示的（露阴的），受虐的。在男权文化中，女性露阴被认为是正常的，而男性的展示很少被解释为性感的。那些被认为自然和非自然的东西在现实中很不同。（Mackinnon； 23）
但是，正如波伏瓦所指出的那样：实际上，和女人一样，男人也是肉体，因而他也是被动的，也是他的荷尔蒙以及物种的玩物，也是被欲望弄得坐卧不安的猎物。……良心都在受着时间的侵蚀，都在等待着死亡，他们彼此对对方都有着同样的本质需要；而且他们从自身的自由当中可以得到同样的荣耀。（波伏瓦，823）
人们忽略了男性被客体化的可能性，认为只有女性才能被客体化。这是错误的，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男性也曾经和正在像女性一样被当作观赏对象，而且越来越多地被当作观赏的客体。举例言之，古希腊罗马、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对男性裸体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和雕塑中，男性裸体作品大大超过女性；男性裸体照片从摄影问世时起就存在；影视作品中有大量男性影视明星。应当说，女性作为主体的观看很早就已存在，只不过在近几百年间，男性作为性感对象这一概念已经从现代人的意识中被隐去了。
在西方进入后现代时期之后，在身体客体化的问题上，男性为主体、女性为客体的分类已经模糊了，客体化概念也应当重新加以考虑。女性主义认为，在男权社会，女性更多地成为观看的客体而非主体，但是现在男性也常常被表现为性感对象，也有大量客体化的男性。男性客体化的代表是摄影、电影与流行歌曲明星。
男性客体化的一个形式是将流行歌星作为欲望的对象：1964…1965年出现的披头士狂潮，正是发生在女性作为主角的性革命发生之时。女性是主动的，是主体，而披头士是客体，是性感的，是性欲的观赏的对象。猫王普莱斯利也是如此。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男性裸体在市场上变为常见形象，被广泛应用于商业广告。作为欲望和观赏的对象，男性明星的性感魅力并不亚于女性明星。可以说，男性客体已经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类传媒当中：男性形象在广告中、在男性杂志中、在时尚与美容中比比皆是。此外，在西方各国的身体与容貌的美化、美容手术中，男性竟然也占到了40％之多，三四十岁的男士多做拉皮手术，25…30岁的男士多做吸脂肪手术，尽管总的看来，男人还是比女人使用化妆品要少得多。
虽然我国解决温饱问题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但是在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中，美容瘦身已经成为新的时尚，各种各样的选美活动也开始变得热闹起来。在此次调查中，一位城市青年女性的说法在一般人中是有代表性的，她说：
我没有正经看过选美，觉得港姐、亚姐也不是特别好看。有人愿意参加选美，反正我也不会去参加，我长得也不漂亮。现在选美好像也看思想这些了，那就不能完全说是女性的客体化了。反对选美的态度我可以理解，觉得有道理。我态度是中立的。这事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就不太关心。
对女性身体的特殊统治除了表现在对容貌的要求上，还表现在对身材的要求上。例如在某个时期，女性被要求有骨感的身体，女演员更被要求保持骨瘦如柴的身材。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世上没有女性能够完全不受美的诱惑。苗条瘦身的要求，身体的标准形象和尺寸，就是权力在人的身体上留下的印记。权力是雕刻刀，人的身体就是它的作品，特别是女性的身体。
隆乳手术从出现之日起就是一个备受争议的美容手段。植入硅胶隆乳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到1992年，美国隆乳人数达30万，大部分是为求美观，只有20％是因癌症手术切除，做乳房重建。1970年代，医学研究发现隆乳对人体有害，据估计，美国有15。55万名女性出现硅胶破裂或感染；12。33万名有乳房硬化现象；25万女性感到乳房不适。隆胸手术除了会导致癌症外（聚氨脂的渗透会对人体带来危害），还会出现掉头发、疼痛等症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委员会在1980年代末不得不号召在隆胸手术中延缓销售或使用硅胶体。硅胶生产商康宁公司不得不为那些想取出硅胶的女性每人补贴1200美元做取出手术。康宁公司最终决定退出硅胶隆乳生意。美国官方先禁止隆乳，又举办了听证会，但是不同的人反应不同：乳腺癌幸存者坚称，硅胶植入和重建乳房对她们的医疗和身体需求极为重要；因爱美而隆乳的女性不愿因个人的选择被人轻视，认为这是个人的事，政府不必干涉；出现严重健康问题的女性则说，哪怕危险再小，都不值得我们经历这番折腾。（奈斯比特，123）
从20世纪70年代中开始，理想的女性身体形象逐渐变瘦变轻。芭比娃娃体形、女性三围的38…18…34（英寸）体形被渲染为“标准体形”。过去只限于时装模特的极瘦的身材，目前已经成为中学、大学女性的标准身体形象。在西方，在所谓“苗条专政”的专横统治之下，女性的自我摧残已经成为影响女性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青春期女性的一个主要健康问题是肠胃失调，它在年轻女性中是仅次于情绪低落症的第二大精神疾患。它包括神经性厌食症和贪食症，其特点是对身体体形的摧残。厌食症是最近几十年在西方新出现的一种症状。在1984年，美国估计每200…250名年龄在13岁到22岁的女性中就有一名受厌食症的困扰。12％…33％的女大学生通过呕吐、利尿剂和利泻剂控制体重。尤为引人注目的是，90％的厌食症者是女性，每年通过手术截去部分腹肠以减肥的5000人中，80％是女性。（钟雪萍等，84…100）这一切全是由于患者对于苗条有着过分的幻想。典型患者是有天赋、工作勤奋、面容姣好、年龄在13…20岁之间、出身于中上层家庭的女孩。这一疾患主要反映了女性自我摧残与社会期待适应失常的现象。由此可见，女性身体健康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它还同社会规范、习俗以及两性在社会中的关系、地位等问题有关。
社会调查发现，女性总爱用外表来评价自己的价值，而且通常用否定的眼光。她们总是对自己不满意，特别是在体重方面。根据美国的一项调查，被调查的女大学生中，有70％认为她们自己稍有超重或超重，虽然实际上只有39％的人的确有些超重。有趣的是，大部分女大学生都认为她们超重10磅左右，而大部分男生却认为他们比正常体重少3磅左右。在调查中所遇到的超重的男性总觉得他们比实际情况瘦；而那些认为自己体重正常的女性实际上都低于平均正常体重。厌食症患者中95％以上为女性，即使在自己已经很瘦弱时，仍认为自己肥胖。厌食症患者的症状为：比原体重减少25％，同时伴有拒绝进食。（雷泽蒂等，161…162）1984年，美国《魅力》杂志调查了33000名女性，其中75％说自己“太胖”，然而根据都市生活保险公司的统计，只有25％女性的体重高于标准体重，而高达30％的女性竟然低于标准体重。（钟雪萍等，99）
但是，有专家提醒，美容风潮对女性伤害的严重程度有被夸大的情况。据传，在美国，因美容瘦身掀起厌食风潮，造成每年15万女性的死亡。然而统计资料表明，真正的年平均死亡人数远低于15万——每年不到100人。真实情况是，根据1985年的统计，美国有15…20万人有厌食症。（桑莫斯，407）调查还显示，美丽动人的同辈确实对女性的自我印象产生负面影响，可是模特就比较不会产生这种影响。原因在于模特毕竟只是凤毛麟角，一般人根本达不到她们的水平，所以也就不受刺激。而身边的美人却能对一般人造成这种竞争的心理压力。
针对女性身体的一种特殊的“战争”是外阴环切术。这一手术不是从伊斯兰地区开始的，而是从基督教和泛灵论开始的，为了医治所谓顽固性的手淫症。目前，伊斯兰世界中有80％的社会实行这一风俗。在苏丹，没有做女性割礼的女人结婚机会很少，在有些社会，那些没有接受割礼的女性的后代将被杀掉。这一点同中国女性缠足的历史相象：如果不缠足，结婚的机会特别是嫁入“好人家”的机会就会大大降低。所以不可以单方面指责这些妇女觉悟低，应当改变的是社会的习俗。在盛行割礼的社会中，不做割礼的女人被视为与妓女无异。据说，外阴环切术的缘起是：非洲人沦为阿拉伯商人的奴隶，他们将肥大的生殖器视为女性身上美的标志，想让它变得又大又长。非洲人因此把肥大的生殖器视为奴隶制在身体上的标记。（钟雪萍等，187）
在美的问题上，女性主义的解决办法不外以下三种：
第一种方案就是像一些西方女性主义者和中国妇联那样，坚决反对选美；反对女性身体的客体化和病理化；反对使正常的身体和身体功能成为有问题的，需要改造的；减少不必要的美容瘦身；倡导女性不要过多关注外在美和肉体美，更要关注内在美和精神美；充分承认和肯定美的复杂性，将美不仅仅局限于外貌和体型。
第二种方案是反对单方面选女性的“美”，而要选男女双方的“美”，也就是说，用男女两性身体的客体化取代女性身体单方面的客体化。将男性美作为女性的审美对象。鼓励美男写真集、以男性为审美对象的杂志以及男性选美大赛等，以平衡男女两性在审美方面的不平等，将男性单方面主体和女性单方面客体，改变为男女两性互为审美主体和客体。
还有第三种方案，那就是美的个体化、多元化和民主化，即由每个人自己来做出在美的问题上的选择。一个人既可以选择瘦，也可以选择胖；既可以选择按某种社会尺度看属于“美”的形象（比如34…18…34英寸的身材），也可以选择按这种尺度属于“不美”的个人形象。这才是最自由、最少压抑的做法。如果一个社会能够允许这种选择，它将是一个使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感到自由、轻松和愉悦的社会。只是社会规训的力量常常是盲目的、严酷的，并不因个人的意志而转移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现实生活中遭受损失的恐惧使个人不敢反抗，不敢去冒这个风险。现实生活中的利益又无时无刻不在诱使人们乖乖地遵循社会的规训，不愿做出个体化的选择。
应当怎样对待男权制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呢？福柯所谓“随时随地的抵抗”就是针对这种规范的力量提出的。在我看来，惟有采取福柯所倡导的“随时随地的反抗”这一方式，才能使我们的身心获得自由。这应当是女性主义在身体问题上的最佳对策。只有有越来越多的个人，男人和女人，愿意和能够做出自己个性化的选择和抵抗，规训的强制性力量才会被削弱以至最终被瓦解掉，一个在身体与美的问题上个体化、多元化和民主化的社会才会最终出现。
二、女性的性权利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具有生殖目的之外的性活动，人不仅喜欢性活动，而且将其变为宗教仪式，变为一种持续的体育运动，甚至是一种职业。除生育外，性还是交流工具。它既可以表达正面的情感：爱、亲密、兴奋和快乐；也可以表达负面的情感：统治、攻击、愤怒、仇恨和羞辱。性是人与人关系中最紧密、最亲热的方式。
从西方世界的情况看，1950年代以前是处于性的保守传统时期；1950年代开始了一轮性革命；到1980年代保守派上台和艾滋病的发现导致了性的反革命；到1990年代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性革命。在西方社会所经历的这两次性革命中，第一次更重数量，以人们平均性活动频率的大量增加为其特征；第二次重质量，以多元的性和安全的性为其特征。
性革命的要素是什么呢？吉登斯的概括是：可塑的性的建立——它同古老的生育、亲属、生殖剥离开来——是过去几十年性革命的前提。多数女性的性是同怀孕和死亡的恐惧联系在一起的，性革命的两个基本要素是：女性性自主革命和同性恋。（吉登斯，37…38）按照吉登斯的看法，女性性权利的伸张是性革命最主要的内容之一。
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性的问题的重要性首先表现在性与男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