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慰藉-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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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一个简便的法子衡量一个人内心卑下，或是对自己友善的程度：可以检验一下我们对噪音的反应。塞内加住在一座体育馆附近，墙很薄，吵嚷声不断。他向卢西琉这样描述他的烦恼：
想象一下，我耳边有多少种噪音在回响！……例如，有一位身强力壮的先生在练习掷铅球，当他用劲，或假装用劲时，我可以听到他的吼声；每当他松口气时，我可以听见他那高频率的咝咝喘气声。我再把注意力转向一名不在活动而在享受普通的、廉价的按摩时，我可以听到手掌拍打他的肩膀的声音。除此之外，还有间或出现的流浪汉或小偷被抓住的声音，喜欢在洗澡时欣赏自己声音的人的引吭高叫……拔头发人的刺耳尖叫……还有糕点小贩的各种叫卖声，卖香肠的，卖糖果的，人人都争相叫喊以吸引伙食房的注意。
8．对自己不友善的人很难想象小贩高声叫喊就是为了卖糕点。罗马一家旅店的底层的建筑工人可能是假装在修一堵墙（1），其真实意图是故意招惹楼上那位正在读书的人（2）。
卑下的解释：建筑工人敲打是为了要让我恼火。
友善的解释：建筑工人在敲打，同时我感到恼火。
9．为了使自己处闹市而心静，我们必须相信，那些吵闹的人对我们全然不识。我们应该在外界噪声和内心的应受惩罚感之间筑起一道防火墙。我们不应把对他人的动机的悲观的解释注入到本来与他们无关的场景之中。这样做了之后，噪音仍然使人不愉快，但是不必激怒我们。
但求室内安然无扰，任凭室外疯狂世界。
（三）
当然，如果我们对一切挫折逆来顺受的话，人类伟大的成就就不多了。我们的聪明的动力在于经常提问：“现存的是否必然如此？”于是而产生政治改革、科学进步、改善关系以及优秀的著作。罗马人最长于不认输。他们讨厌冬天的寒冷，就建了地下取暖系统。他们不愿走泥地，就铺路。公元1世纪中期，住在普罗旺斯尼姆城的罗马居民决定要得到比自然赐予他们的更多的水，于是花了1亿塞斯特斯建立起一项工程，成为人类反抗现状的出色的象征。罗马工程师们在尼姆的北部乌采斯附近找到了足以供应他们城市的浴室和喷泉的水源，于是制定引水规划，筑高架水渠、铺地下管道，让水穿过山岭、峡谷，经50英里到达本市。当工程师们遇到加尔河的深谷时，他们没有在自然的障碍前气馁，而是筑起了一条庞大的三层渠道，360米长，48米高，日引水量达35000立方米。这样，尼姆的居民就永久摆脱了浅水沐浴之苦。
可惜，那些孜孜以求，探索变革的心理官能很难知所止。即便在没有希望改变现实时，它们仍不断在心目中展开变革的场景。为了促发足以鞭策我们去行动的能量，就用一阵阵的难受——焦虑、痛苦、愤慨、受刺激——来提醒我们现实很不如意。但是如果我们随后不能实行改良，如果我们失去了平静却不能改变河道，那这一阵阵的难受就毫无意义。所以，塞内加的智慧就在于正确地区分何处能够凭己意重塑现状，何处是不可改变的现实，必须泰然接受。
斯多葛派还用另一种形象来比喻我们的生存状态；有时能实行一些变革，但永远必须服从外在的必然。我们就像拴在一辆不可捉摸的车子上的狗。绳子的长度足以让我们有一定的活动余地，但是决不允许随意到处跑。
这一比喻是斯多葛派哲学家芝诺和克里西波斯创造，罗马主教希波吕托斯报道的：
当一条狗拴在一辆车上时，如果它愿意跟着走，它就被拉着，同时跟着走，这样它自发的行动与“必然”巧合。但是如果它不想跟着走，反正它也得被迫跟着走。人也是一样：即使他们不愿意，他们也得被迫跟着命定的道路走。
狗当然希望随意到处跑。但是，如芝诺和克里西波斯的比喻所暗示的：如果它不能，那么不如乖乖地在车后面跟着跑，而不要被车子硬拽着以至于绞死。
如塞内加所说：
牲口跟缰绳较劲，只会越抽越紧……任何缰绳都是顺着它伤害少，而越逆着它挣扎伤害越大。对压顶而来的恶事惟一的缓解剂就是逆来顺受，向必然低头。
为减少我们对违背我们意愿的事物反抗的激烈程度，我们应该想想，我们的脖子上也从来是套着绳索的。智者知道什么是必然，立即顺从它，而不徒耗精力去抗议。一位智者听说他的行李在转运中遗失了，他几秒钟之内就放弃了。塞内加讲述了斯多葛派对丧失财产的反应：
当芝诺收到一次海难的消息，知道他的全部行李都丢失了时，他说“命运之神要我做一个负担轻一些的哲学家”。
这看起来像是一副消极无为的药方，鼓励人向一切挫折低头，而其中有些是有可能克服的。它可能让我们连一座小型水坝也无心去建，例如像加尔桥北几公里处波耳内日那样的水坝，只有17米长，4米高。
但是塞内加的论点比这深刻。把并非必然的事当做必然接受下来同对必然的事进行反抗一样不合理。我们可能误把非必然当做必然而拒绝可能之事，我们也可能拒绝承认必然而妄想不可能之事。对二者作正确的区分，就需要理性。
不论我们与绳索拴住的狗有多少相似之处，我们有一点比狗优越，那就是我们有理性，而狗没有。所以狗一开始并不知道它是让绳子拴着，也不理解车子的移动和它脖子痛之间的关系。方向的变换使它糊涂，它很难捉摸出车子走的路径，因此只能不断忍受阵阵的疼痛。但是理性能使我们用理论准确地推算出车子的路径，这样，我们就有机会通过与必然之间保持适当的松弛而增加自由感，这种机会在所有的生物中唯我们所独有。理性使我们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我们的愿望与现实的冲突是无法调和的，于是命令我们甘心情愿地，而不是怨恨满怀地接受必然。我们可能无力改变某些事态，但还是有自由决定对待它们的态度。正是从自发地接受必然之中，我们找到了明白无误的自由。
公元62年2月里，塞内加碰到了一个不可更改的现实。尼禄不再听这位老导师的话，他躲避他，鼓励宫廷中对他的毁谤，而且任命了一名嗜血成性的行政长官提格林努斯帮他任着性子滥杀无辜和进行性虐待。在罗马大街上把处女抢到皇帝的寝宫中。元老院议员的夫人们被迫参加祭神狂欢仪式，目睹她们的丈夫被杀死。尼禄夜间微服上街游逛，在偏僻街道上割断普通行人的喉管。他爱上了一名男孩，希望他是女孩，就阉割了他，然后进行一场玩笑的婚礼。罗马人讥讽说，如果尼禄的父亲多米提乌斯当年同那样的“女人”结婚的话，现在罗马人的日子会好过些。塞内加意识到自己处于极端危险之中，就企图退出宫廷，住到罗马郊外的别墅中去过平静的日子。他两次提出辞职，尼禄两次拒绝，热情地拥抱他，发誓说他宁死也不离开他亲爱的导师。塞内加的阅历中没有任何事足以使他相信这种许诺。
于是他求助于哲学。他不能逃脱尼禄，既然他不能改变，理性就叫他接受。在那几年难以忍受的日子里，他致力于研究自然，开始写一本关于大地和星球的书。他仰望苍穹和天上的星座，研究无边的大海和高山峻岭。他观察闪电，探索其成因：
闪电是一团压缩的火猛烈甩出来的。有时我们双手捧起水，然后合掌把水挤出，起到水泵的作用。假设类似的现象发生在云端。由于空间狭窄而挤压云层，挤出了云层间的空气，强大的压力点着了空气，并像弹弓一样给射了出来。
他研究地震，认为是被压在底层内的空气找出路的结果，是一种地质的胀气。
在证明地震是由于空气移动的结果的诸多论据中，你们应特别提出以下这一条：当一次大地震发泄了对城市和国家的怒气之后，紧跟着不会有同样大的震动。在大震之后，通常只有较轻的余震，因为第一次激烈的震动已经给挣扎的空气打开了出口。
塞内加的科学理论有误，这不重要；更加有意义的是，一个生命随时都可能被一名喜怒无常、嗜杀成性的皇帝结束的人似乎从观察大自然的现象中得到极大的宽慰——也许正是强有力的自然现象提醒我们认识到一切我们无力改变的、必须接受的事物。冰川、火山、地震、龙卷风都是令人敬畏的、超人的象征。在人类世界，我们相信总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从而有希望，有忧虑。而海涛兀自拍岸，彗星兀自划过夜空，显然说明存在着完全漠视我们愿望的力量。这种漠视非独自然界为然，人也能向他的同类施以同样盲目的力量，不过自然界能够以最优雅的方式教训我们必须服从必然。
隆冬带来严寒，我们必须颤栗。夏天带着溽暑回来，我们必须出汗。气候反常损害健康，我们必须生病。在某些地方我们可能遭遇野兽，或者比野兽危害更大的人……我们无法改变事物的秩序……我们根据这一自然规律调整自己的灵魂，使它们顺应它，服从它……凡是你不能改变的，最好忍受下来。
塞内加第一次向尼禄递了辞呈之后就开始写关于自然的书。他获得了3年时间。然后，公元65年4月间皮索反对皇帝的阴谋败露了，一名百人队队长受命来到哲学家的别墅。他对此是有准备的。上身袒露的保丽娜和她的侍女们可能泣不成声，但是塞内加已经学会顺从地跟着车子走，没有抗议就割了手腕。正如他在马尔恰痛失爱子时劝过她的：
何必为
部分生活而哭泣？
君不见
全部人生都催人
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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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asha，土耳其高级官员的称谓。——译者
（2） toga，古罗马儿童到14岁时穿的成人服装。——译者
（3） 即左文的拉丁原文。——译者
（4） 此处引文出自《圣经·诗篇》。——译者
（5） 如前，此处《申命记》应为《诗篇》。——译者
（6） Monsieur为法文，意为“先生”。——译者
第四章
对缺陷的慰藉
（一）
古希腊和罗马的智慧被冷落了几百年，有时还遭敌视，文献散失、被焚，幸存下来的残卷保存在寺院的阁楼和图书馆中，到16世纪又重新得意成为显学。在欧洲的知识精英中涌现出一种共识：到那时为止，世界最优秀的思想存在于从帕台农神庙建成到罗马陷落那段时期的希腊城邦和意大利半岛上极少数天才的头脑中，方今读书人的当务之急就是熟悉这些著作的丰富的内容。于是包括柏拉图、卢克莱修、塞内加、亚里士多德、卡图卢斯（1）、隆基努斯（2）与西塞罗等的主要著作，以及一些经典作品的选段——如伊拉斯谟（3）的《警句》与《名言录》、斯多布斯的《观点》、安东尼奥·德·格瓦拉（4）的《金色信札》以及彼得罗斯·克里尼托斯的《尊贵的学问》——都重新出版，遍布欧洲各国的图书馆。
在法国西南部，波尔多以东30英里处一座郁郁葱葱的山头，坐落着一幢华丽的城堡式巨宅，黄色石墙上覆盖着深红屋顶。
那是一位中年贵族同他的妻子弗朗索瓦丝、女儿莱奥诺以及仆从和牲畜（鸡、羊、犬、马）的住家。这所房产是米歇尔·德·蒙田的祖父用家族从事渔业的收入于1477年置下的，到父亲一辈又加盖了两翼，并扩大了耕地。蒙田本人从35岁起就接管了这片产业，不过他对理家毫无兴趣，而且对农业一窍不通（“我连卷心菜和莴苣都分不清”）。
他宁愿在城堡一角那座塔楼的三层楼上圆形书斋中度光阴：“我一生中的多数日子，每一日的多数钟点都是在那里度过的。”
书房有三扇窗（按照蒙田的说法，毫无遮拦地把美景尽收眼底），桌一张、椅一把、书千卷——哲学、历史、诗歌和宗教——排放在半圆形的五层书架上。蒙田就是在这里从由马尔西里奥·菲奇诺翻译成拉丁文的柏拉图文本读了苏格拉底（“古往今来第一智者”）向不耐烦的雅典陪审团所作的坚定不移的讲话；在这里，他通过第欧根尼·拉尔修的《生平》和1563年德尼斯·朗班编辑的卢克莱修的《自然颂》读到了伊壁鸠鲁的快乐观；也是在这里，他一再地读1557年巴塞尔新版的塞内加作品集（这位作者“特别对我脾气”）。
他自幼就是以古典著作开蒙的，拉丁文是他的第一语言。七八岁时已经学了奥维德（5）的《变形记》。16岁以前，他买了一套维吉尔（6）的著作，熟读《埃涅阿斯记》，还有泰伦斯（7）、普劳图斯（8）的作品以及恺撒的《评论集》。他嗜书如命，所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