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全集-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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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咸平：我讲得很清楚，我是不赞成民营化的，不赞成非国有化改革，这种把老百姓的资产转到私人手中，我一向是反对的，还有所谓的MBO。至于我更欣赏国有企业而非民营企业，那是他在偷换概念，我从来没有讲过，国有企业是好的，民营企业是差的。问题是在中国现阶段要维持社会稳定，资产不能转移到私人资本家手中。我相信国有企业改换思维，用我这套方法，一定不比民营企业差。　
精英政府才有法治　
——新法治主义　
我主张的精英政府是以民为本的政府，法治化的目的不是讨好利益集团。　
人物周刊：究竟如何解决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　
郎咸平：目前只能靠政府的力量来解决，没有别的办法。　
人物周刊：你反对主导我国产权改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你似乎说过主张大政府主义。　
郎咸平：所谓大政府主义我并没有在很多场合作更多发言，因为我不想在这个时候再惹出更多的麻烦和误会。你以为我们目前的主流经济学家，就是新自由主义学派，他们讲的民营经济、自由、民主、选举、议会、小政府，会把中国带到富强之地吗？这些理论是对美国或欧洲政治体制肤浅的看法，这是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学派最危险的地方。如果这些能把中国带到富强之地的话，请你看看现在的菲律宾，它曾是美国的殖民地，复制了美国的所有制度，包括议会、选举、民营经济、民选政府，最后，这个上世纪50年代亚洲的超级强权，它的女人要到别的国家做女佣。为什么？因为政府在还没有完成法治化之前就极早地退出了市场。这造成官商勾结，席卷全国财富。政府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政府是建立法治化的惟一来源，法治化通过民营企业家、学者建立，那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强制政府才有法治。　
美国的法治什么时候建立的？1890年哈里逊总统搞了反托拉斯法，一直到1932年完成了证券（相关：理财财经）交易法，整个法制建设是在美国大政府时期完成的。当建立好一个良好的法治后，每一个社会的经济个体都能按照游戏规则来游戏，不会侵害到别人利益，也就是说，上市公司做好上市公司，不要侵害中小股民，该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个时候，政府才能退出，中产阶级才能被建立起来。政府过早退出，带给一个国家的绝对是悲剧不是喜剧。　
民主是要循序渐进的，没有法治，没有规则，民主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操纵政府。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不都是这样吗？你要选举，要钱啊，钱从哪来，必须从企业家那里来，他给你钱选总统，选上总统以后选总理，他在幕后操纵，就是这么简单。　
中国未来的思想指导主流必定是我所提出的新法治主义——所谓新法治主义，就是以政府的力量建立一套以民为本的法治化社会，而给社会每一个参与者包括政府一个法治化的规范。　
人物周刊：你的终极目标还是不反对实现民主。　
郎咸平：当然不反对，因为我自己是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我跟别人的不同在于，我彻底地了解世界历史，彻底了解什么叫民主。我希望以民为本，以老百姓来考量国家，我何尝不希望自由民主？任何低度开发国家过早进行民主化，自由化，没有成功的。你告诉我哪一个成功了？　
人物周刊：一旦建立精英政府，就能保证民主的实现？　
郎咸平：大或强权政府不一定会推动法治化建设，而这也是为何我用精英政府这个名词，不追求法治的政府不叫精英政府。精英政府的目的是为了建立法治，完成法治化，就有游戏规则了，在股票市场上就不存在剥削了。像美国一样，每个人都不应该侵犯别人的利益。这个时候政府就可以退出了，为什么美国是小政府，因为美国大政府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建立法治化。我们还没有建立法治化，怎么能跳到小政府呢？　
人物周刊：那中国五千年的大政府呢？　
郎咸平：那是人治。全世界法治化是从19世纪开始，法治化是任何一个强国必须要走的道路。没有法治化建设，谁控制了权力，谁就控制了财富。今天为什么有很严重的官商勾结现象，谁跟权力接近，谁就能获得比别人更早一步的致富的机会，这是公平现象吗？现在的产权改革是公平的吗？做了国企老总，实现了MBO，你就致富了，这是公平的吗？　
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一直去不了的民族悲剧。所以我们这一代人任务太重要了，要抛开这个历史悲剧前行，和国际接轨，推进国家进入法治时代，为下一代着想。这是阶段性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什么事情都要循序渐进，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人物周刊：那你如何解释苏联和文革中的中国，这也是一个强权政府，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呢？　
郎咸平：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当时的政府不是我心目中的精英政府。当时的强权是人治的强权，扼杀了每个人的创造力，是齐头的平等，而不是足底的平等。每个人80块一个月，每个人都没有创造力，任何经济个体都没有办法发挥自己的最大才华创造财富。　
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把枷锁拿掉了，但走向另一个极端，个人完全发挥创造力，没有法治。所以我们要回到中间。每个人的创造力必须受限于法治化的环境，要在法治化规定的角色里尽量发挥，不能侵犯到别人。这是我理想中的状态。我绝对不是要回到人治的时代，那是错误的。　
我主张的法治是以民为本的法治，法治化的目的不是讨好利益集团，像这次产权改革，而是增进全民福利，提高国家财富。以民为本的法治化建设必须由政府来推动，如果牵扯到了利益团体，一定是不公平的，会造成社会动荡。精英政府是以民为本的政府，这样才能主导一个中立的法律，以大众利益为准，这是一个原则。　
人物周刊：在这次产权改革争论开始时，你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郎咸平：对，一开始并没有提到，我认为太早了。但现在我发现社会大众已经有足够的水平来接受我这种更进步的理念，强国理念。（反复看窗外的十字路口）你看我们现在交通乱成这个样子，你不感到惶恐吗？慢车道跑到这里停，快车道跑到那里去右转。这个叫纪律吗？这样的国家是法治化的国家吗？不经过法治的建设，怎么能导向正统？　
一定要写清楚，我主张的不是人治的强权，不要让人说郎咸平带回文化大革命。在现阶段，应该强化中央政府的执政能力，这个阶段过了，我们下一代人才有好日子过，我们这一代该做点牺牲吧。　
人物周刊：你受哪一种思想影响最深？　
郎咸平：我受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影响很深。哈耶克，他是中国现代新自由主义学派的鼻祖，我在大学时代和他通过几次信，对他个人无比地崇拜。当时认为民主自由是治国的经典。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学习，我发现这只是一个结果（连续地笑）。过程必定是1932年以前的美国大政府，俾斯麦的德国政府，法国的拿破仑时代，那才是一个开始。　
人物周刊：一般人会觉得很奇怪啊，依你个人的经历怎么会主张精英政府主义？　
郎咸平：我是喝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经济学家，大学时代我就研读新自由主义学说，哈耶克的所有著作，我都背得滚瓜烂熟，而且看的都是原文。我出生于台湾蒋介石时代，但一直无法解释，一个没有民主自由的地方，一个威权统治的时代，却是台湾经济发展最快的时代。这完全不合理。等到有了民主的时候，反而是台湾经济最落魄的时代，李登辉和陈水扁时代。因此我明白，自由民主只是一个结果，到了一定阶段才能实现，台湾就是过早地实现了民主，带来的是民生凋敝。　
我才是主流经济学家　
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的产权改革，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宣言。　
人物周刊：这场争论到此结束了吗？　
郎咸平：这场争论带给我们民族的，不是争论本身，而是如何正确构思一个真正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治国理念。这是这次产权改革争论的根本。国有企业改革只是国家发展的小部分而已。以新自由主义学派为首的指导思想是危险的，我接受贵刊的采访，就是要站出来说，我从根本上反对目前有些地方的产权改革。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是反对新自由主义学派提出来的、向西方靠拢的教条主义思想。　
人物周刊：那你就是反对目前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家？　
郎咸平：当然是，因为我才是主流经济学家。以学术成就、影响力而言，我才是主流。我是真正彻底地了解了什么叫民主，什么叫自由，才讲这个话，所以类似的观点才应该成为主流。我从来不承认我是非主流，我就是主流，虽然我就只有一个人。（大笑）　
人物周刊：一个人的主流，不觉得力量单薄吗？　
郎咸平：无所谓嘛，一个学者难道不为自己的信仰而战？我对对方也挺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没有看不起。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告诉他们，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辩论过，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　
人物周刊：几天前你说过：“经过这一次事件后，我认为自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具体指什么样的作用？　
郎咸平：对啊，现在我不是正在谈嘛。我认为现在是谈治国理念的时候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宣言。　
人物周刊：但是我突然想到，你这个观点是不是偏左？　
郎咸平：哎呀，这个不重要了。你能说德国、法国是左派吗？你能说美国是左派吗？这只是一个阶段性。这个阶段性好像看起来有一点左派的味道，我是为了右派而左派，不是为了左派而左派，我追求的是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的民主经济、民主自由。与其说是左派，不如说现阶段是左派，未来是右派，更好一点。这就是我跟左派经济学家保持那么远的距离的原因，不要让人误会我是左派经济学家。你说我是左派，那不可笑吗？（一连串笑声）　
人物周刊：如果非要用一个标签的话？　
郎咸平：那我是一个经世致用的经济学家。　
人物周刊：上次接受我们采访时你说，仅仅得到网民的支持，也是一种悲哀。　
郎咸平：一个政策推行的话，需要得到整个国家的认同，老百姓认同了，政策不改，那不等于白忙一场吗？　
人物周刊：也有启蒙的作用啊。　
郎咸平：走到这一步把自己当启蒙，那不是很悲哀吗？你不能改变，只能有启蒙作用，那真的是林觉民了（笑），我何尝不想做改变呢？我想得到的不应该只是网民的支持，应该是整个国家的支持。　
人物周刊：你的治国理念什么时候能成为主流？　
郎咸平：（沉默）我不知道（肆意大笑）。
用“三个必须”规范产权改革
首先我们看一下产权改革的现状。由1995年至2002年每年2万家中国大中型制造业汇报给统计局的资料显示，这些企业的产值约占中国GDP的10％和就业量的7％，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这些企业按照所有制性质划分为6类，即：国有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港台资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研究结果显示，国营企业比重连年降低，由1995年的70。6％的高比例逐年降低至2002年的31％，这说明了国营企业逐渐退出经济舞台的现实。私营企业由1995年的0％上升到2002年的5。6％。以比例而言这个增长是惊人的，但是以绝对数量而言，却仍远远的低于国营企业。　
集体企业的数目也有逐年下降的趋势，由1995年的18。7％降到2002年的9。9％，和国营企业一样，下降至近一半。外资企业由1995年的2。6％上升到了2002年的13。4％，而港台资企业由1995年的2。3％上升到2002年的11。4％。最后谈到混合制企业，该性质企业的成长也是比较惊人的，由1995年的5。8％急升至2002年的28。6％。（国有企业、私营企业、集体企业、外资企业　、港台资企业和混合所有制六个类型企业的划分和各自所占比例源自香港大学刘俏教授与肖耿教授的研究“Why　do　firms　disguise　their　profits？”）
综合而言，国内每年两万余家大中型企业之中，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包括港台企业和混合企业逐渐取代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这个转变也比较符合中国产权改革的现实情况。
郎氏产权改革新思维　
但是根据我的研究和判断，当前国有企业的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发生了方向性错误，因此我提出我的主要改革如下。
观点一：必须暂停产权交易。
目前国有资产转成民营资产的做法存在两大误区：第一是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性；第二是买卖双方自定价格的交易。
“法律缺位下的合法”是指内地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