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大银行需要什么样的人才-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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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大银行需要什么样的人才》作者：裔锦声
书籍简介：
今天，全世界所有大学的毕业生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不外乎是就业问题，如何在勤奋学习四年后，能寻到一份适合自己又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成为大学毕业生的首要关注的问题。作者以自己在华尔街求职和工作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怎样去面试，怎样应对办公室政治以及华尔街的银行精英们求职跳槽、升职和职场斗争的真实故事。
·作者简介
裔锦声出生在成都，“锦”字就取之于“锦官城”。1977年参加高考，成绩远超北大录取线，但政审未通过。第二次她的英语口语考了全川第一，吉林大学英语系“破格录取”。1984年获南开大学英美文学硕士学位。1984…1985年在北大英语系任教。198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华盛顿大学前研究生院院长、诺贝尔奖的多次提名者盖多维斯教授，将华盛顿大学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交给了她。1992年获华盛顿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之后进入华尔街，就职于舒立文人力资源公司，为华尔街大银行搜寻和输送人才，1995年成为公司副总裁。主要作品：《中国，我心脏跳动的地方》《华尔街职场》《海尔之路》《红睡衣》
有了大学或研究生或博士生的文凭，能找到可心的工作吗？
四年的大学，能让你有四十年满意的职业吗？
一个月的新婚爱意，能让你有一生的幸福吗？
现在，看看我的华尔街生涯吧，看看我在全然不知华尔街与华尔街文化的情形下，怎样一头撞进去，怎样跌跤，怎样拼打，怎样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我们先从华尔街文化入手，因为华尔街文化标志着白领文化。 华尔街文化1
今天，全世界所有大学的毕业生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不外乎是就业问题，如何在勤奋学习四年后，能寻到一份适合自己又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成为大学毕业生的首要关注。然而，无论在任何企业就业，我们都不能避免“企业文化”这一概念。什么叫“企业文化”？从单纯的汉字“企”来看，去掉“人”就只剩下“止”，而企业又讲求“团队精神”或集体主义，讲求“众”字，于是，企业文化与个人就如此连在一起，相依为命或相映成趣。而今天的企业能够存活下来，还往往要做得大，做得强。有跨国公司，就有跨文化管理，因为两种文化很难对同一件事情的处理会“神同貌合”，用孔子的话来讲，性可相近，习却相远。跨国公司的出现，对企业管理者们造成一个更大的挑战，正如INSEAD跨文化管理著名教授安德尔・；劳伦斯（Andre
Laurent）所指出：“一个管理者，已经认可不同国家在烹饪、文学、音乐和艺术方面具有差异而平行存在，也应该学会接受彼此间管理艺术上的差异。”这就要求管理者在跳入国际商务的大潮之前，在聘用今天有着中西方双重文化影响的年轻雇员之前，不仅要考虑到当今的顺流（如“地球村”Global Village和“大熔炉”Melting Pot，这些意指世界越变越小，差异因而消失了的神话），更要考虑到潜在逆流（文化的不同带来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与用人决策）的深度与力度。也就是说，就业要成功，应聘者和用人单位双方都得努力，而这，是一个漫长的教育与适应的过程，是一个“掏心窝”的磨合过程。如果你刚涉足职场时对这一点没有充分认识，就像当年在美国毕业就失业的我一样，毫无“企业文化”这一概念，就要吃很多亏，走很多弯路，碰很多壁，哭很多场，于人于己都痛苦。
每一个企业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生产可见产品的企业，如美国的通用电器GE、中国的海尔集团，他们的企业文化不同于生产不可见产品的企业，如银行、证券公司。如果前者是靠产品信誉（高质量、优秀售后服务、合理价格等等），那后者靠的是人的信誉。这种信誉体现在五个方面：个人与银行，个人与客户，个人与上司，个人与下属，个人与平级的同事。
那么什么是华尔街的企业文化呢？
浮现在人们面前的也许是华尔街上那些衣冠楚楚、举止得体的年轻人，他们代表着成功与自信；或是美国全国广播电台CNBC那些声音清楚洪亮的分析员和他们对市场走向的预测――尽管他们的预测往往将投资者引入误区；或是纽约证交所门前宽阔的大理石石阶上，那永远坐满从世界各国慕名前来的人群；再或许是热闹的42街、百老汇以及世界闻名的公园大道（Park Ave。）上各高楼大厦顶部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股市自动报价系统和互相交错的红绿线；再或许是各大洋行醒目的广告话/画：花旗银行的“生活富有”（Live Richly）；或波士顿第一银行的“最便宜直接线上交易，五美元一次”（CSFB Direct，＄5 a trade），等等，不胜枚举。但在这一切联想画面中，我们看不见华尔街拥有一个工厂，生产一双鞋袜，不为人们提供任何一个“可见产品”。那么，他们是靠什么赚钱的呢？靠什么来维持华尔街数百幢大楼的每天营运？
我们知道，财富均是由人创造的。华尔街是怎样创造财富的呢？世界第二首富巴菲特（Warren Buffett）是靠什么致富的呢？靠投资，走长线，人们会立刻这样回答。这个答案最多只对了一半，因为在人人投资的今天，并不是人人在致富，致富的是很少的一部分人。也许有人靠的是侥幸，有的撞上了机遇；然而作为一个工业（industry），华尔街能存在二百多年，不可能靠偶然的机遇。财富五百强（Fortune500）的大公司，平均寿命也只有四十六年。在1929年与1987年的股市大崩盘以后，华尔街均能反弹，这说明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那就是华尔街与工厂一样，有能力并且在过去二百多年中创造着财富，只是他们创造财富的途径与传统工业的方式不一样。
华尔街文化2
简单地说，华尔街以自己的智能才干通过管理资产的能力而获得财富，创造出来的产品不再是人们需要的穿在脚上的一双鞋袜；在鞋袜满足以后的今天，根据投资人占有资产的多少以及投资风险的包容能力，华尔街替银行的客户们制定投资方案，替投资者们设计或买进卖出各个不同的金融产品，又称“不可见产品”，为投资者创造财富，在为投资者创造财富的同时，自己也致富。
不同于一双鞋袜，一幢房屋，金融产品摸不着、看不见，是以“合同”、“契约”的方式出现。比如，用三千元购买十元一股的“中国电信”三百股，或者买进三千元固定利率在8％的政府十年国债券，这种成交，交到投资者手中的是一纸“合约”。如果这两个项目――中国电信和十年国债――是两个很优秀的投资项目，三年后，也许十元一股的“中国电信”变成二十元一股，投资总额翻了一番；而三千元的国债投资，在国民经济搞得好，物价稳定，通货膨胀控制在1％～3％的情况下，效益也同样十分可观，真的是“守株待兔”，坐在家里拿钱。但如果国民经济萧条，加上战乱、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变为8％或以上，8％的国债投资就是很糟糕的投资：本金虽然保住了，但利润率还比不过通货膨胀。这两个例子是极为简单化了的例子，要说明的是：华尔街是人为的市场，生产的是不可见产品，因其各大银行所拥有雇员的优秀程度与资金多少取信于投资大众。当在大众管理资产妥善有“赚头”的前提下，华尔街也“大发其财”。
由于华尔街的回报主要是靠人这“软件”得来的，华尔街对个人的要求就特别高；又由于银行各个部门是互相依存的，因此华尔街对由无数个人组成的团队的要求也同样高；再由于华尔街永远面临的是不断的新产品与风险的出现，新的市场的开发，新的顾客的要求，华尔街必须保持“年轻化”――在华尔街工作的最佳年龄在二十五岁至四十岁；更由于在这个行业里的有限时间段内，人们期望他们的“最佳岁月”得到“最佳回报”，华尔街也是人性最暴露的地方：胆小（Fear）与贪婪（Greed）往往同步，公司的“办公室政治”也应运而生，成为华尔街的一个可怖景观，时时听见从华尔街退下的或仍然坚守阵地的人们摇首叹息，将办公室政治与美国人惧怕的另外两件事税收和死亡相提并论。华尔街的白领心事重重，高收入的他们难逃这三大劫难：办公室政治，税收和死亡。即使如此，人们仍然“视死如归”地要去华尔街。
华尔街文化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其全球性：无论纽约的华尔街、伦敦的“华尔街”、巴黎的“华尔街”、东京的“华尔街”，均是孪生姐妹。这些跨国大洋行的投资行为是全球行为，因而华尔街的文化也许是最不带有“种族色彩”的企业文化。一个世界，一个人类，一个市场，二十四小时交易（One world，One people，One market，Twenty－Four hours trading），是我们常听见的口头禅。这里，不要将个人的偏见与企业的统一文化相提并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个人之间总是有冲突的，尽管这些冲突有时根本不源于宗教信仰、政治偏见、皮肤颜色或地域口音。事实是，企业文化确实还因地而异。我认识一位华尔街高层对冲基金风险控制专家，他在纽约市场呼风唤雨。当公司将他借调到东京市场时，他的技术能力非但没有体现出来，反而因其个人开放的性格与在特定环境下（纽约）培养起来的心直口快的“企业文化”在东京惹下大祸：纽约与东京企业文化发生了冲撞，受牺牲的则是夹在两个文化间的雇员。也就是说，这位华尔街高层对冲基金风险控制专家，对对冲基金的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十分清楚，可是对企业文化之间，以及个人在不同企业文化中的个人风险却不明白，因而导致工作失误，最后他只好被迫离开公司――回纽约的退路也中断。
华尔街文化3 华尔街文化首先是以人为本（People As Asset）的文化。按照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来分析，一切剩余价值与财富均是由人创造的；毛泽东也把人放在一切之上：“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可见没有人，便没有一切，当然也不会有靠人的智力运转的华尔街。华尔街各大银行、各董事局的大老板们，公司的执行总裁们或下面各个部门的决策者们，均把雇人（hire）或者裁人（fire）当作企业运转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根据我在高圣投资银行（Goldman Sachs）的一位客户的说法，如果公司把人招错了，这人会把公司给毁掉（run down）；如果公司把人裁错了，这人也会通过法律诉讼，洗净公司，让公司“连裤子也穿不上”（sue your pants off）。他当时指的是两件在华尔街让人侧目的事：一是1995年巴林兄弟投资银行（Baring Brothers）在亚洲东京市场上雇用的一名外汇交易员，他将失去的资产掩盖起来，直到公司输掉上亿的资产而不得不宣告破产，让另一家老牌欧洲银行ING买了去；另一件事则是摩根史坦尼（Morgan Stanley）在纽约市场上雇用的一名股票分析员，这名分析员三年后被摩根史坦尼辞掉，被辞退的原因引起这名雇员与银行的法律纠纷，为平息这场纠纷，据《华尔街日报》发表的一则消息，摩根“长痛不如短痛”，以庭外和解了结。据说这名雇员拿到摩根上百万的巨额赔款后，办了一家报纸，专门与华尔街的银行作对，人见人躲，华尔街的公司没有谁敢再雇用他。为找到正确的、合适的、同时又十分能干的人才，华尔街的大洋行不惜投入大量资金与人力进行这方面的努力。这些人才的来源分为三个渠道：（1）学校；（2）内部推荐；（3）猎头公司。
每年四五月份，跨国大洋行――美国银行、欧洲银行、英国老牌银行甚至亚洲银行如新加坡发展银行（DBS）、英资的香港汇丰银行（HSBC）――都派自己人力资源部门（Personnel Department）的职员到全世界各大名校面试学生。各大学校的“工作分配部”（Placement Office）每年三四月中也将哪些公司将前来校园面试的信息告诉相关的系和院部，有兴趣的学生前往填表，受其推荐甄选后，被银行人力资源部门的人士面试。根据面试结果（A、B、C、D）而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