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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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峻形势面前，许多国家试图刻意压低其货币汇率来增加出口并阻碍进口，特别是美国。瑞士、日本、巴西以及其他国家采取行动干预外汇市场，以减轻在其看来不可承受的货币升值压力。虽然曼特加的评论也许是夸大其词，但是他的说法在大范围内被反复提及，这反映出市场很明显地察觉到了“大缓和”时代的逝去所蕴含的危险。
　　　　虽然有可能出现一种良性过渡的局面，即从一个美元主导的世界温和地过渡到一个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货币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的世界，但是此方面成功的先例不多。在20世纪初，美元、英镑、法郎和马克各自都曾经扮演过储备货币的角色，但是它们都是黄金的替代物。当20世纪中期美元和英镑共同分担储备货币地位时，英镑总体上还是不可兑换的，主要服务一群别无选择的客户。
　　　　因此，也有可能出现下面这种局面，即一旦世界出现明显脱离美元的趋势，将会产生扰乱性和破坏性的结果。20世纪30年代就是一个更黑暗的样板，在那个十年中全球贸易崩溃瓦解。近期，中国与日本、巴西、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缔结双边协定，目的是为了在开展双边贸易时无需使用美元。如果这些国家都不再大量积累其他国家的法定货币，从而变得更有可能通过在国际贸易中采取歧视性的做法来平衡双边贸易，那么这些双边协定就是令人不安的前兆。美国曾经试图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来永久性地消除这种歧视性做法。
　　　　今天，中国与美国的债权人…债务人关系与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美国与英国的关系有很大的区别。中国和美国不是盟友，但是他们在经济上深深地相互依赖，以至于政治关系破裂将给双方带来巨大的危险和高昂的代价。苏伊士运河危机时期，美国政府持有的英国证券数量仅为人均1美元；而今天，中国持有的美国政府证券数量超过了人均1000美元。44所以，20世纪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府有能力随时引发一场英镑危机，并且自己几乎不用付出什么代价；相比之下，今天中国就不能对美元采取类似的行动。中国认为由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属于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无法为她的经济利益提供足够的安全保证。但是，她找不出替代方案，因为任何一个替代方案都意味着她的储备资产遭受巨额损失，出口工业和依赖资本补贴的国有企业出现经济混乱，以及诱发潜在的社会动荡和政治剧变。
　　　　有一个想法很诱人，即回归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尤其是伊曼努尔·康德和大卫·休谟的思想，认为中美在商业上的复杂关系使两国在维持稳定的国际秩序问题上拥有充分的共同利益，从而使两国都不愿为了根本性地改变两国之间地缘政治权力平衡而承担使两国关系破裂的风险。这不仅涉及中国南海领土主权的地缘政治，以及对能源等全球战略性资源的控制权，还包括了货币秩序。
　　　　但是，同样有可能的一种结果是，两国关系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就如同1907年英国外交部官员艾尔·克劳对英德关系的判断那样。克劳认为，无论德国的意图或其声明的意图为何，德国有强烈的意愿要“在她能够负担的范围内创建一支尽可能强大的海军”，而这样一支海军的存在“与大英帝国的存在是互不相容的”。英国不能允许它的存在，风险太大了。所以，外交手段终将有其局限性，战争实际上成了一个时间的问题。45虽然在接下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都是获胜的一方，但是金融的压力最终导致帝国的清算和解体。
　　　　2005年《外交》杂志刊登了中国政府的长期政策顾问、中国共产党的智囊郑必坚的一篇文章，他提出中国“将不会走一战之前德国走过的路”；相反，她将致力于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46但是，当代的克劳也许能在一个崛起的中国和一个继承了英国并更具统治地位的美国之间察觉到同样的源动力在发挥着作用。无论郑必坚或中国的其他领导人说些什么，甚至是坚信什么，中国在未来几年中将大幅扩充其在太平洋的海军实力，而这将动摇美国在这一区域以及之外安全政策的基石。因此，美国将被迫抑制中国的崛起，采取新的模式与太平洋国家进行接触，并不可避免地令中国感到威胁。按照这一逻辑，致命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前任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认为，这样一种毁灭性的源动力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他仍然深表担忧。有这种观点的不只是他一人。47
　　　　布雷顿森林的故事发生在现代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交叉路口。占据优势地位的反殖民主义超级大国美国，通过对已经破产的帝国盟友英国施展经济手段的方式，订立条款终结了后者对外贸及金融规则与规范不断萎缩的控制权。英国予以合作，因为生存这个压倒一切的目标似乎决定了她只能选择这条路线。哈里·怀特设计了一个货币体系，并通过一场国际会议赋予它权力，会议的参加方是一群亟需美元的盟国；但是正如该体系的批评者所指出的，其内在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它的崩溃。尽管这个货币体系是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启动的，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存续了下来。虽然基金组织的宗旨已经被彻底改变，许多人仍然希望基金组织能够充当催化剂，催生一个新的、更加持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然而，历史表明，只有当美国和中国各自都得出结论，认识到蒙混度日的做法无望纠正两国间特有的失衡状况，而继续这样做的后果过于严重，才有可能形成一个新的合作性的货币体系。但是，更加令人望而生畏的是，建立一个持久的货币体系必须满足极高的条件，而货币民族主义正是1944年那次伟大尝试失败的原因。
　　　　附录A
　　　　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手稿照片
　　　　照片1：
　　　　〃Political　Economic　Int。Of　Future〃，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手稿，未注明日期，第1页（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文件，公共政策文件，善本特藏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照片2：
　　　　〃Political　Economic　Int。Of　Future〃，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手稿，未注明日期，第28～29页（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文件，公共政策文件，善本特藏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文字整理稿，第28～29页：
　　　　那么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答案看起来很清楚：基本上就是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那些真心认为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的人担心俄罗斯将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源地。俄罗斯是第一个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经济案例（小规模的社会主义公社实验与俄罗斯的经济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虽然它们是很有趣的案例，但是它们的规模太小，不足以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系统）。
　　　　而且它成功了！
　　　　附录B
　　　　哈里S。杜鲁门关于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声明
　　　　1953年
　　　　《纽约时报》1953年11月17日，《杜鲁门向国民解释他在怀特案件中采取的行动的发言稿》（节选）。
　　　　1945年年末，联邦调查局正在对这个国家内的颠覆活动开展秘密调查。在这次调查中，联邦调查局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来核实及确证由秘密的消息提供者作出的某些间谍指控。
　　　　1945年12月，联邦调查局关于此问题的一份篇幅很长的报告被送到白宫。这份报告包括了许多被当时尚未核实的指控所涉及的人的名字，其中既有政府公职人员，也有政府之外的人。我现在发现，在许多被提及的人名之中，有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名字，他曾经在财政部任职多年，当时担任财政部部长助理。
　　　　根据我现在能够确认的情况，我最初得知关于怀特的指控是在1946年2月初，当时联邦调查局一份专门关于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活动的报告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是由沃恩将军送给我的，国务卿伯恩斯也让我亲自关注这份报告。
　　　　这份报告显示出怀特受到了严重的指控，但是它也指出根据当时掌握的证据实际上无法证实这些指控。
　　　　此事提请我关注后，我立即将报告的副本，以及由我签署的一份随附便条，送给了怀特的直接上级：财政部长弗雷德·文森。在这张1946年2月6日的便条中，我写道：
　　　　“给你随信附上一份由国务卿送来的备忘录，我今天上午刚刚收到。”
　　　　“我建议你读一读这份备忘录，并对其完全保密，而后我想，你、国务卿和我本人可以对此情况进行讨论并研究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给文森先生的便条的结尾就是这样。
　　　　后来，我认为是当天晚些时候，我与财长文森和国务卿伯恩斯讨论了这个问题。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怀特先生当时是财政部的一名部长助理。那个时候已经计划了一段时间，要将他从这个位置上调任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任美国执行董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是一个正在建立之中的新的国际组织。
　　　　他的新职务的任命已经被送到参议院，并于2月6日得到确认，在我与国务卿伯恩斯和财长文森会面之前不久，在此情况下，我要求财长文森与政府中的适当官员进行会商并向我报告处理建议。
　　　　财政部长文森与司法部长汤姆·克拉克及其他政府官员进行了会商。当这些会商的结果向我报告时，得出的结论是应当让这项任命按照其正常程序进行下去。
　　　　当然，我要为这项决定承担最终责任。作出此项决定的原因是，联邦调查局收到的有关怀特先生的指控还涉及了许多其他人。数以百计的联邦调查局特工正在对所有受到指控的人进行调查。
　　　　让这项调查继续下去对这个国家至关重要，以证明这些指控真实与否，并判断是否还有其他人受到牵连。
　　　　任何与怀特先生的任命有关的异常行动很可能使所有涉案人员意识到正在进行的调查并由此危及此项调查的成功。
　　　　最初的计划是美国将支持怀特先生竞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高管理职务，即总裁一职，该职务比执行董事的职务重要得多。
　　　　但是在接到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并与我的内阁成员进行会商之后，作出的决定是仅提名怀特先生担任执行董事。
　　　　鉴于他的职责受到了这样的限制，他将受到国务卿的监督，而且与当时他所担任的财政部部长助理的职务相比，他的新职务重要性有所下降，而如果说有任何敏感性的话，敏感性也大大降低。
　　　　人物表
　　　　艾奇逊，迪安Acheson，Dean（1893—1971）：美国律师、政治家。1949～1953年任国务卿。一位非常聪明、有贵族气息的亲英派。他代表美国国务院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并担任凯恩斯所主持的世界银行委员会的美国首席代表。
　　　　艾德勒，所罗门（索尔）Adler，Solomon（〃Sol〃）（1909—1994）：美国经济学家。1936～1950年在财政部任职。在其担任政府公职期间和之后在中国生活多年。被惠特克·钱伯斯和伊丽莎白·本特利指认为苏联特工。
　　　　阿赫梅罗夫，伊斯卡克Akhmerov，Iskhak（1901—1975）：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情报官员，20世纪30～40年代在美国执行任务。“白雪行动”小组成员之一，该行动据称利用了怀特挑动日本对美国发动袭击。
　　　　艾莫瑞，里奥伯德Amery，Leopold（1873—1955）：英国保守党政治家。1940～1945年任印度及缅甸事务大臣。丘吉尔帝国特惠政策的主要支持者。
　　　　安德森，约翰，爵士Anderson，Sir　John（1882—1958）：英国公务员、政治家。1943～1945年任财政大臣。
　　　　艾德礼，克莱门特Atlee，Clement（1883—1967）：英国工党政治家。1935～1955年任工党领袖；1945～1951年任首相。推行扩大国家干预及社会保护的政策。主持了大英帝国大部分的去殖民化进程。
　　　　巴瑞，保罗Bareau，Paul（1901—2000）：比利时裔英国金融记者。1945～1946年英国财政部赴华盛顿代表团成员。
　　　　巴克利，阿尔本Barkley，Alben（1877—1956）：美国政治家。民主党，1937～1947年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1949～1953年任杜鲁门的副总统。作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时，将众议院第1776号法案提交参议院讨论，即“租借法案”。
　　　　巴鲁克，伯纳德Baruch，Bernard（1870—1965）：美国金融家、政治家。一个天赋过人的商人，威尔逊总统和罗斯福总统请他出任政治顾问。
　　　　比弗布鲁克·勋爵（威廉·麦克斯韦尔·阿蒂肯）Beaverbrook，Lord（William　Maxwell　Aitken）（1879—1964）：加拿大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