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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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2月4日，戴高乐召开了一场著名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他从经济逻辑的角度详细解释他的有关结论，即美元不可能作为“一个公正的、国际性的贸易媒介……事实上它是仅供一个国家使用的信用工具”。11戴高乐不是经济学家，所以他的准确分析显然要归功于某些接受过这门学科训练的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就德国一战赔款问题与凯恩斯进行思想辩论的老对头雅克·吕夫，尽管他“断然否认自己是戴高乐将军的笔杆子”。12和特里芬一样，吕夫成为了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末日预言家，四处宣传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终将崩溃的思想。13虽然两人的诊断相同，但是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却相去甚远。
　　　　特里芬直接回到了凯恩斯针对怀特计划提出的“班科”的替代方案。他提议设立一种新的国际储备货币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他提出设立一些官僚机构程序方面的保障措施，来预防该体系潜在的通货膨胀倾向，但在其他方面仅满足于大段大段地援引凯恩斯的观点。14与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吕夫提倡回归1914年之前的古典金本位。他坚称“他对黄金没有宗教式的信仰”；尽管黄金得到了历史的支持，原则上其他商品也可以适用。实际上需要的是一种真正的金本位机制，通过盈余国信用扩张、赤字国信用收缩的方式确保全球失衡的状况自动得到控制，换句话说，“阻止本国人民消费那一部分必须留作出口之用的国内生产”以抵销国际收支的赤字。15在吕夫看来，特里芬（以及凯恩斯）关于设立新的国际储备单位的替代方案“纯属随意性地创造一种对外支付手段”；或者更加直白地说，“是一种装扮成货币模样的虚无缥缈的东西”。16没有一个官僚机构能够控制它内在的通货膨胀源动力。而在特里芬看来，吕夫的设想“意味着完全放弃国家主权……放弃各种贸易和支付限制措施，甚至是对汇率的控制”。他称：“这种放弃控制权，转而青睐某种不过是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的做法，完全不考虑各国的就业水平和经济活动状况，这在今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17
　　　　现在，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改革的政治舞台已经搭好。这场改革对于各国政府而言意义重大，但是对于市场来说则微不足道。这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于1968年批准设立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DR）。18对于凯恩斯“班科”设想的支持者来说，特别提款权是朝着一个真正的国际法定货币迈出的小小的第一步。对于法国以及其他反对以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家而言，这个与黄金挂钩的新工具是朝着废黜美元、恢复黄金作为国际首要储备资产迈进了一步。而对于美国而言，它是一种权宜之计，为美国采取措施停止其黄金储备的流失赢得了时间，使她可以实施新的政策，要求将黄金交易限制在各国货币当局之间，而美国貌似有能力对后者进行威胁并迫使他们不将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
　　　　设立特别提款权，主要是为了解决所谓的国际流动性短缺的问题，事实上也就是美元短缺的问题。可是等到第二年特别提款权正式启动时，世界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在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的通胀水平急剧攀升，1970年接近6％的水平，世界的美元储备也迅速增长。没有几个国家还在强烈要求获得特别提款权这个美元的替代物，流通之中真金白银的美元已经绰绰有余了。现在的问题是，随着近年来美国黄金储备总量由相当于外国银行持有美元总量的50％暴跌至22％的水平，越来越多的美元能否继续可靠地与固定数量的黄金挂钩。正如法国财政部长瓦勒里·季斯卡尔·德斯坦1970年所说的那样，美国“不可能永久地要求人们根据一块有问题的时钟来设定他们手表的时间”。尼克松政府必须改变其国内经济议程，并调整其在诸如越南等地方进行的代价不菲的军事行动，使之适应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要求；或者它就必须放弃自欺欺人的观点，即美元在这个体系中具备天生的特权。
　　　　美联储的官员警告称，一场美元的信心危机可能随时爆发。但是时任财政部主管货币事务副部长的保罗·沃克尔日后回忆道：“总统们——其中当然包括约翰逊和尼克松——不希望听到他们的政策选择要受到美元弱点的制约。”尼克松当然对由哈里·怀特创立的神秘的货币新发明没有任何留恋，他长期以来都坚信怀特是个叛徒。
　　　　到了1971年5月，美元的压力已经令德国无法承受。德国马克曾于1961年和1969年两次升值，但是持续不断的资本流入进一步推高其汇率，自1970年以来资本流入达到了96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40亿美元）。经过一场激烈的内部辩论，德国政府于5月10日允许马克的汇率自由浮动。这一做法成功抑制了投机性资本流入德国，但是它未能阻止资本流出美国。尼克松的财政部长、自称为“恶棍”的约翰·康纳利愤然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皮埃尔…保罗·施维策提出的美国提高利率或使美元贬值的建议，反而指责日本“控制经济”的做法，后者在马克自由浮动之后成为了投资性资本最新的目的地。康纳利希望日元升值。他在公开场合要求扩大美国产品在外国的市场准入，在私下场合则提出美国“将不得不修改其与日本和德国的共同安保安排”以解决其收支失衡的问题。但是日本不愿作出让步。
　　　　8月6日，一个国会小组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题为《当前为了加强美元需要采取的行动》的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即认为应当进一步使美元走弱。美元被加速抛售。法国派出一艘军舰将她存放在纽约联储金库中的黄金运回国。华盛顿则在激辩应对之策。尼克松被康纳利说服了，选择采取一个大胆而决定性的举措。8月15日，总统在全国电视广播中宣布了他的“新经济政策”。除了降低税收、90天内冻结工资和价格以及加征10％的进口附加费以外，黄金窗口也将被关闭，美国将不再用黄金兑换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元。施维策仅仅在这一决定宣布前一个小时才得到通知，这种做法显然违反了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下的义务。19康纳利随即清楚而残酷地向一群欧洲的官员说明了总统的首要任务，告诉他们美元“是我们的货币，却是你们的问题”。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被终结了。虽然在过去近60年中货币与黄金之间的纽带一直在不断瓦解，但是对全世界绝大多数地方而言，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中，这种状况仅仅是危机时期所采取的权宜之计。20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美元实际上是最后一艘固定在黄金锚地上的船只，船上承载了世界上所有其他货币，而美国正在切断锚索，永久地驶离黄金的锚地。哈里·怀特曾经认为，这将意味着美元国际霸权的终结。他在1942年时写道：“有些人认为一种全球通用但不可兑换黄金的货币是可以和各国的主权并存的。但是，少许思考就可以揭示出任何此类想法的不切实际之处。一个外国今天之所以愿意接受美元作为货物和服务的支付手段，是因为她肯定她能够以固定的价格将这些美元兑换成黄金。”21世界将先迎来一波惊涛骇浪，之后才能弄清楚怀特的判断正确与否。世界会陷入20世纪30年代那种急剧增长的保护主义之中么？或者，某种国际货币体系可以在没有黄金支持的情况下运转么？
　　　　施维策的做法惹怒了美国当局。他在广播上提出，可以采取普遍调整固定汇率水平的做法使国际货币体系维持下去：“你可以称之为美元贬值，你也可以称之为重新调整其他国家的货币。”2212月，十国集团的部长们在华盛顿的史密森尼学会召开了为期两天的艰难谈判，施维策终于如愿以偿。平均来说，美元贬值约10％，德国马克升值13。57％，日元升值16。9％，黄金升值8。57％（升至每盎司38美元）。汇率围绕新平价变动的允许范围由1％扩大到2。25％。尼克松称赞这份协议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货币协定”。23
　　　　尽管货币协定的历史确实令人失望，但尼克松的上述说法仍属一派胡言。尼克松将于第二年11月面临一场选举，他并不准备将他的命运与新的美元平价水平牢牢捆绑在一起。1972年6月，反对固定汇率的乔治·舒尔茨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他延续了他的前任直言不讳的风格，否认美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义务。他宣称：“圣诞老人已经死了。”24总统成功地强迫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降低了利率，这一政策刺激了全球货币供应的增长。1973年1月，在尼克松大败民主党挑战者乔治·麦克格文两个月之后，他便结束了工资与价格管制；美元又恢复了外流。沃克尔秘密地飞赴东京和波恩谈判新的平价，但是舒尔茨反对美国政府对维护平价作出任何承诺，因为这会妨碍他完成他的首要任务，即结束资本管制。在节奏紧张的多边谈判中，美国现在采取了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和英国曾经采取过，而哈里·怀特坚决反对的谈判立场：即盈余国应被迫减少顺差。国会议员甚至要求针对诸如德国和日本等国家援引此前遭人痛恨的稀缺货币条款。盈余国究竟是谨慎而负责任的，还是顽固而自私自利的，答案看起来取决于回答问题的人所在的国家是不是盈余国。这样一种立场对于开展长期国际货币合作而言不是个好兆头。
　　　　1973年3月，十国集团正式宣布停止过去近两年来为重建固定汇率平价体所采取的曲折复杂的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中，没有一个国家还在遵守基金组织协定的条款。美国拒绝支持施维策再连任一届基金组织总裁，并于9月将他扫地出门，而不顾欧洲国家的激烈反对（就法国而言，她表示反对似乎更多是因为美国人恃强凌弱的做法，而非因为施维策本人）。新任总裁是曾任荷兰财政部长的约翰内斯·维特费恩，他启动了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放弃固定（而可调整）汇率基本原则的历史进程。维特费恩于1974年1月表示：“在当前的形势下，大范围的汇率浮动是不可避免的，也确实是可取的。”25然而，德国与法国从未放弃他们决心在欧洲层面固定汇率的努力。1999年欧元创立，标志着为使这样一个体系长期存在而付出的数十年艰苦的政治努力终于取得成果；此外，欧元的创立还旨在为更深层次的欧洲政治一体化建立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然而到了2011年，欧洲大陆债务危机已经表明，货币联盟自身不足以替代一个能够使盈余国和赤字国互相通融调和的切实可行的政治机制；事实上，货币联盟的维系需要以这种机制为必要条件。
　　　　1973年，十国集团政府未能达成一个稳定汇率的新机制。但是在当年的背景之下，并非所有人都将这场政治上的失败视作一件坏事。10年之前，当特里芬建议设立新的国际储备货币而吕夫倡导回归古典金本位之时，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则一直在对国会宣扬美元汇率自由浮动的好处。弗里德曼和吕夫一样青睐“一个真正的金本位”，因为在该体系下经济“纪律的强制实施依靠的是那些非人性化的力量，而这些力量反过来又反映了资源、偏好以及技术的现实”，但是他认为回归这样的纪律是一场政治的白日梦。26相反，允许市场决定美元相对其他货币的价格水平，将使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不受限制地追求国内经济目标，而无需被国际收支问题所困扰，也无须在无穷无尽的谈判中安抚外国的政府。
　　　　但是，并非所有与弗里德曼一样从道德和经济学角度坚信自由企业市场体系的著名经济学家都赞同他对浮动汇率的乐观观点。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他比弗里德曼早获奖两年）早在1937年就提出，浮动汇率制度将导致资本流动产生灾难性的不稳定结果。在古典金本位下汇率是固定的，短期资本流动“总体而言往往能够缓解由临时性国际收支逆差的最初原因所引发的紧张压力”。27这是因为投资者有这样一种预期，认为任何偏离汇率平价的状况都会在短时间内得到扭转，这就为那些迅速低买高卖的人创造了盈利的机会。但是，如果汇率是可变的，资本流动往往会追随之前的流向，并因此而加剧汇率的波动。28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9年曾经评论道：“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金融危机屡屡发生且愈演愈烈来看，全世界为现行货币体系付出的代价可能会超出从中的收益。”然而，弗里德曼的支持者会提出，在不以黄金为锚的情况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