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雷顿森林货币战:美元如何统治世界-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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撼械Ｕ夥莨ぷ鳌Ｍü�赤字支出来资助大规模的公共投资项目，这种做法不足为虑；新的支出将从失业救济发放金额的降低以及商业活动复苏中得到回报。这是现在被广泛引用的“财政乘数”的早期说法，凯恩斯是从他最喜欢的学生理查德·卡恩的研究中吸取了这个概念。其前任门生休伯特·亨德森等著名批评人士认为，凯恩斯方案的主要效果是使商人们预期未来将增加税负，由此导致进一步减少对私人投资的激励，并迫使政府提供更多的凯恩斯开出的危险药物。凯恩斯指责亨德森“缺少基本面的分析”；而亨德森则指责凯恩斯拒绝稳健的保守主义模式，例如降低英国工业的成本，是因为这“不符合你的自尊”。63
　　　　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凯恩斯在失业和工资问题上想法多变。当年2月他说道，他“解读历史时发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存在一种强烈的社会情绪，抗拒任何削减货币收入水平的事”。64但是就在几天之后，他又提出，失业救济“降低了个人承受的压力，而这种压力会迫使个人接受不再是他想要的或他习惯了的工资水平和就业种类”，因此发放救济阻碍了工资根据下降的价格水平和上升的失业率进行调整的进程，“在过去”这种情况本应是普遍存在的。65与此同时，他还对最低工资立法提出批评，主张通过以税收为基础的财富重新分配来帮助“社会中更加贫困的人群”，认为这是一种“更加明智”的方法，而不应该“将个人的工资固定在雇主支付不起的数字上”。66
　　　　当然，最终他的主要结论是清楚的：政策的目标应该是推高价格而非削减货币工资，因为这会引起“更少的社会抗拒”，而且更加公平，因为“食利者阶级和其他有固定货币收入的人”与挣工资的人一起分担了调整的痛苦。67也许最有争议的一点是，凯恩斯提出，如果政府不能将价格推得足够高，不足以抵销英国商业界目前运营中面临的成本劣势——而且英国的“工资政策肯定是趋向于更加宽厚地支付工人薪酬（相对于其生产效率而言），高于许多其他国家通行的水平”——那么保护主义，特别是进口关税，以及阻止外国投资就是必须的。68过去被他认为是奇思异想的观点，现在在他看来不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伦敦经济学院的莱昂内尔·罗宾斯曾经与亨德森和阿瑟·庇古一道作为凯恩斯的手下在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经济学家委员会中任职，他后来接受了凯恩斯关于公共支出的观点，但是从未接受凯恩斯在自由贸易方面的异端邪说。
　　　　亨德森、罗宾斯以及庇古对委员会报告的关键问题提出了强烈的不同意见，并非常醒目地体现在了报告之中。这份报告对政策没有产生直接影响。每当发生金融危机时，这种思想对峙的僵局都会重现。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衰退在多大程度上是结构性失衡的产物，需要进行稳健、耐心的结构性修复？抑或，可以通过注射一针财政的强心剂来恢复商业的乐观情绪并使经济迅速复苏，而不管导致病人倒下的根本原因？凯恩斯毫不含糊地支持第二种方法。他谴责“在一个充满需求的世界中出现大规模失业的不正常状况”，这句激动人心的话轻易地掩盖了病因及消除病因的问题。
　　　　虽然凯恩斯还未能提出一个条理清晰的理论框架，来阐明为什么他强烈认为所有经济问题都应该有短期的解决方案，但是他十分反感这种观点，即危机必然需要承受痛苦和煎熬，历经缓慢的救赎，以此来补偿缺乏竞争力的罪过。他正处于寻找和确定一条激进的思想中间路线的过程之中，介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必将在危机中灭亡的观点与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关于资本主义需要摆脱政治的障碍才能自行其善的观点之间。他谴责“革命家的悲观论调，他们认为情况是如此之糟，除了暴力变革之外没有什么能够拯救我们”，也谴责“那些保守派，他们认为我们经济和社会的平衡非常不稳定，不能冒任何风险来进行实验”。69
　　　　然而，与此同时，对政治一向敏感的凯恩斯认识到，即便他关于财政刺激的观点毫无希望胜出，但是他早先提出的、并无太大信心的关税建议仍然有可能获得支持。到了1931年初，他已经放弃了对公共工程的强烈支持，转而拥护进口壁垒。他提出，如果狂热的自由贸易支持者得势，就会引发一场信心危机，并导致发誓支持更多保护主义的部长进入内阁，这一观点令人感到有些奇怪，因为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凯恩斯自己也是一个狂热的自由贸易支持者。70令人惊讶的是，此时此刻，凯恩斯没有用经济学理论来支持他的立场。这纯粹是一个政治可行性的问题：“目前，自由贸易以及工资率的大幅变动，是一个在思想上站得住脚的主张，”他在3月份时写道，但是这些选项“在纯假设之外的其他领域并不存在。”71但是，凯恩斯将会在之后的《通论》中提出，在像英国20世纪30年代早期所面临的状况下，降低工资事实上是一个糟糕的经济政策。凯恩斯职业生涯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不断寻找理由——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理论、实践——来支持他的直觉告诉他是正确的道路。
　　　　那一年晚些时候，《进口关税法案》得以通过，可以说凯恩斯在背后对此作出了些许贡献，或者说要承担一些责任。他还在广播上敦促英国的家庭主妇们停止储蓄并外出购物，购买英国货物：“每当你省下5个先令，”1931年1月他在广播上说道，“你就让一个人一天找不到工作……相反每当你购买货物，你就增加了就业——当然如果你想要增加这个国家的就业，你就必须购买英国的、本地生产的产品。……所以，你们这些爱国的家庭主妇们啊，明天早早地上街去吧，去参加那些极好的打折活动。”72
　　　　此时，凯恩斯并未主张贬值，这也许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贬值是今天看来最没有争议的政策药方之一。直到9月10日，也就是英国退出金本位11天之前，凯恩斯仍然在《标准晚报》上公开主张将进口管控作为替代措施。这也是凯恩斯鱼与熊掌希望兼得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既树立其自由思考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同时在英国承诺维持伦敦城以及英镑国际地位这个最最微妙的经济政策问题上，也不超越在政府看来属于负责任的公共评论的界限，因为是政府确保了凯恩斯能一直处于镁光灯之下。所以他在公开场合对汇率问题出言谨慎，然而私下里相信英国需要切断与黄金的联系并重新获得对国内利率的控制权。73
　　　　当然，英镑崩溃的速度也令凯恩斯感到非常惊讶，否则他也不会提出贸易保护这个权宜之计。9月16日，因弗戈登的一群水手发生暴动——有关他们的工资将削减多达25％的消息令他们勃然大怒，而这一事件引发了对英镑的挤兑。两天后，英格兰银行通知政府，英镑的可兑换已经维持不了几天了。9月21日，财政大臣菲利普·斯诺登宣布英国脱离金本位，到那一年年底时英镑兑美元贬值了30％。经济学作者格雷汉姆·赫顿回忆道，凯恩斯兴奋得忘乎所以。这是“一件极好的事”，凯恩斯在一段罕见的保留至今的1931年10月的影片片段中说道。现在，他坚称英国的商人和失业工人“一定不能允许任何人再将他们关进金牢笼之中——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困于其中”。74英国已经“一举……恢复了对世界的金融霸权”，他有些乐观地称赞道。75超过20个依赖对大英帝国出口的国家随着英国一起贬值，自发地形成了一个“英镑区”，凯恩斯认为英格兰银行和伦敦城能够在其中继续保持核心的国际地位。他公开放弃了对关税的支持。76
　　　　如果说凯恩斯看起来有些像一个政治动物，随着政治必要性的潮起潮落而改变他的花纹，这是因为他强烈地渴望保持他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到了20世纪40年代，当他步入国际外交领域时，这一需要常常会变得格外的痛苦和明显，因为他试图说服英国内阁和上议院相信，他在与美国人进行关键的金融与货币问题谈判中获得了成功，即使是在他显然没有做到的时候。然而，就目前而言，凯恩斯发觉自己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10月27日，由保守党主导的政府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而与凯恩斯以前有很深感情的自由党现在成了一个外围的边缘团体。虽然有理由认为凯恩斯可能会支持工党，因为工党的政策与凯恩斯关于优先提高政府投资和工人阶级消费能力的观点相吻合，但是他反对工党对资本主义的敌视立场以及为了重新分配而重新分配的痴迷信念。工党内部支持凯恩斯思想的主要人物奥斯瓦尔德·莫斯利于当年2月辞职，后于1932年成立了英国法西斯主义者联盟；凯恩斯在工党内部一直受到歪曲而名声不佳，部分是因为莫斯利支持他的观点。
　　　　凯恩斯在政治上的边缘化，给了他时间与思想上的自由，来改进——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根本上重新思考——长期失业问题的经济学基础，以及货币在其中的作用。诸如伦敦经济学院年轻的、冉冉升起的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以及凯恩斯以前的学生丹尼斯·罗伯逊对《货币论》提出的批评意见，使凯恩斯相信，并不是他自己误诊了问题，而是他需要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论方法来为他的诊断辩护。尽管英镑贬值、利率下降，1932年的失业率仍然达到了17％。他相信，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自行纠正的观点中必然出了点问题，而他也同样相信，这点问题正是与经济以货币为基础的属性有关。但是他还没有弄清楚问题的本质。“我们更多的是用天赋和直觉来反对传统学派，而不是因为我们已经准确地发现了他们的理论错在哪些方面。”他于1934年11月开诚布公地说道。77但是在1935年新年致萧伯纳的一封信中，作为对萧伯纳敦促他更加严肃认真地看待卡尔·马克思的回应，凯恩斯写道，他“正在撰写一本关于经济理论的书，这本书总体上将彻底改变——我想并非是立即，但是会在未来的十年之中——世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关于马克思，“除了偶尔一现的……洞察力”，他的经济学价值为“零”。78
　　　　为了向经济学家同行们证明自由市场缺乏自动恢复功能，凯恩斯耗费了大量的智力和精力。尽管如此，他继续在大众出版物上极力宣传他关于政府赤字支出的主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本引起了广泛辩论的小册子《通向繁荣的手段》，书中运用卡恩的乘数思想来分析英国和美国经济萧条的状况。79凯恩斯得出的结论是：每1美元新的公共开支将至少产生2美元的额外产出——这真正是称得上事半功倍。虽然提出了大胆的经济学主张，但是与凯恩斯早期的通俗作品相比，这本小册子的基调却是惊人的清醒和严肃，刻意避免使用犀利的语言鞭笞圆滑狡诈的政客。尽管如此，保守党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仍然公开拒绝了凯恩斯的强烈要求，毫不客气地宣称“从没有一个财政大臣会故意使他的预算失衡”。80张伯伦为1933～1934财年制定了平衡的预算；经济恢复得也很好，1933年增长了3。3％，1934年增长了8。7％。81为了维护自己的观点，凯恩斯提出，“假设有更多的政府贷款支出”，增长率“会更高，规模会更大”。82是否会这样，我们永远无从知晓。
　　　　《通向繁荣的手段》在美国广为流传，就连新宣誓就职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收到了一本，当然我们并不知道他是否阅读过或者对这本书评价如何。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的是，美国在1933年的世界经济会议上支持国际公共工程计划，要不是凯恩斯，这样的思想恐怕不会这么早出现在世界面前（他自己的政府拒绝了这一思想）。83对于凯恩斯对罗斯福新政产生的影响，存在一些争议：新政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常常都会突出凯恩斯的影响力，但是凯恩斯自己——他在1934年5月以私人身份访问华盛顿时第一次与罗斯福会见——公开批评了被总统视作核心计划的国家复兴署（“一项改革的计划，披着复兴的外衣，却很可能阻碍复兴。”用斯基德尔斯基的话说）。84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有信心地推测，小册子中提出的通过新发明的国际“黄金钞票”扩大全球中央银行储备的观点——既利用了公众对黄金的依恋心理，但又没有赋予黄金实际上的存在与否以任何意义——被阿普尔顿的某个经济学教授研究并吸收了，这个人就是哈里·德克斯特·怀特。
　　　　凯恩斯的经济学观点一直在沿着许多方向改变，有的时候改变非常大。在1933年4月17日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