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不容易-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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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个时候，老师们都归心似箭，真的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了，哪还听得进半句牛校长的话？每个人心里只装满了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会议早一点儿结束！
牛校长看起来满面红光，异常兴奋。他把大手一挥，喊道，散会！
老师们一窝蜂冲出会议室，冲出学校，冲向各自的家！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发现，我们学校简直成了一个工地。用五年级一位老师的话说，整个武汉市是一个大工地，我们实验小学则是一个小工地。
你看，原本漂亮的校门拆了，原因是不够大气。据说，新校门建成后，将是华中地区最牛小学校门！校门里面，正在挖一个大坑，听说是要做一个音乐喷泉。两栋教学楼、一栋综合楼，里里外外都要穿上新装。运动场上的塑胶要重新刷漆，还要装上篮球架，足球门框，羽毛球网，乒乓球台，网球架。校门两边还要做两道文化墙，一个读报栏，一个宣传栏……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整个工程要持续到2010年5月1日之前，差不多跟上海世博会开幕式同期。
学校里一下子涌进了几支工程队。有泥瓦工，有木工，有油漆工，有水电工，有搞装潢设计的，有安装运动器材的……
从第一支工程队进驻起，学校就成了一个大型的歌舞剧场，各种各样的声响交织在一起。有刺耳的电锯声，有轰轰烈烈的撞击声，有粗俗的喊叫声，当然还有老师们讲课的声音。搞笑的是，老师们讲课的声音往往被电锯声、撞击声、喊叫声掩盖。没办法，很多老师只好买一个扩音器，一到学校就把它挂在身上。老师们自嘲地说，我们这哪像个教书的啊？整个一卖叫的小摊贩
9、工蚁老吴
9、工蚁老吴
自从学校开始进驻了工程队，我们就发现，我们办公室的吴老师就常常往校长办公室跑。
吴老师是几年前才从郊区农村小学调来的。提起他，还真有不少逸闻趣事呢。
首先，他是我们学校百十来号教职员工当中唯一拥有两个亲生孩子的老师。别的老师也有养两个孩子的，但要么是抱养的，要么是重组家庭双方各自带来的，不像吴老师，两个孩子都是他本人亲生的。吴老师之所以能养两个孩子，是因为那时他还是民办教师，而他妻子则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吴老师的大孩子是个女儿，已满18岁，据说在外地读大学。小的是个儿子，现在正在我们学校读五年级。吴老师把他当做宝贝一般。据吴老师说，这小子当年差点就被枪毙在他老婆的腹中。原来，他老婆正怀着这小子的时候，上面来了政策，说是民办教师只要符合条件，经过考试，可以转正为公办教师！吴老师一靠就考上了，他夫妻俩又高兴又着急。高兴的是，吴老师终于可以摆脱泥腿子，吃上财政饭了。要知道，十年前，吴老师所在村的民办教师，一年才有800元的收入；而与吴老师同龄的公办教师，一个月就有800元！在同一个学校，干着同样的事，收入差距竟是这么大！高兴之余，肚子里的孩子又让他们寝食难安。因为，吴老师一旦转正，按照政策，这孩子就只能引产拿掉了。乡、村两级妇联主任都亲自上门找他谈了话，乡教办主任和校长也都给他做了思想工作。而此时，孩子在他妈妈肚子里已经呆了8个多月了，要拿掉，谈何容易，感情上更不舍呀！偏偏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叫做无巧不成书。就在吴老师办理转正手续，即将从一个农民摇身一变成为非农的前夜，这小子就呱呱坠地了！吴老师那个高兴呀，就是鲁迅先生再世，恐怕也难以形容！吴老师给他儿子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吴传奇，以纪念这一段历史。
老师最搞笑的，还是他那一口半吊子普通话。由于在农村待了四十多年，吴老师的乡音非常浓厚。说起普通话来，总是有些别别扭扭的。我们说你去哪里，他说你克哪里；我们说你干什么，他说你搞么事；我们说没有，他说冒得。我们常常在专心备课，埋头批改作业的紧张空气中，被吴老师那夹生半吊的普通话逗得一笑，那也是我们难得的开心一刻。
前几年，吴老师的一位远房亲戚当上了新区财政局副局长，主管科教文卫这一块的。通过这位副局长亲戚，吴老师花了几千块钱，调到了我们实验小学。
吴老师租了一间四、五十平米的小套房，离学校不远，就在光谷广场附近的城中村里。由于他老婆没有工作，全家人的生活仅靠吴老师每个月那一千多快钱，日子过得紧紧巴巴的。
在工作之余，吴老师在学校老师的介绍下，做了两份兼职。一个是双休日，到本地一家中小学培训机构上课。为了多挣些钱贴补家用，吴老师跟培训机构老板好说歹说，争取到了连续上两天课的机会。至于寒暑假，吴老师就天天泡在了培训机构。
另一个兼职，就是给某私营公司老板的儿子当家教。一个星期，固定的时间是星期一、三、五；如果老板儿子需要，吴老师还得随叫随到。
尽管吴老师这样没白天没黑夜，没双休没假期地大干苦干，看得出，吴老师的日子还是过得相当紧张。
你看吴老师这一身装扮：上身是一件短袖T恤，皱皱巴巴的不说，还分不清是白色还是黄色，因为穿的年月太久了，白色T恤已被陈年的汗渍染黄。下面的长裤，起码也有10左右的历史，本来是深蓝色的布料，看上去却呈现出淡淡的红色，显然这是经年洗晒的结果。至于脚上那双皮鞋，倒不如说是灰鞋或是泥鞋，因为这正是武汉这座特大城市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真实写照。
据王老师的可靠消息，吴老师这段时间常常跑校长办公室，就是想请校长说个情，好让他老婆在哪个工程队帮个工，做点事，赚点小钱。
我不解地问，老吴他老婆不是在校门口摆地摊，卖点汉正街的东西么？
王老师不屑地说，傻丫头，校门口摆地摊，有那么容易吗？日晒雨淋不说，城管一露头，她就得搂起东西跑。跑得慢了，那点做本钱的东西就没了。
是呀！袁老师说，有好几次，我就看到城管收缴她的东西。不管她怎么哭，怎么闹，城管拿起东西就往车上丢。她一个农村妇女，怎么斗得过城管那些彪形大汉呢？唉，想想也挺可怜的！
我们正说着，吴老师悄没声息地进了办公室。
怎么样？小吴，有好消息了么？王老师迎上去关切地问道。
唉，能么样呢？吴老师点燃一支劣质香烟，猛抽几口，呛得他自己连同我们一道咳嗽起来。每次我克（去）找牛校长，他都是那句话——吴老师啊，你就安心工作吧，你的难处我们会考虑的。球，考虑个球！吴老师骂道。
我们都默默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吴老师一个人抽着闷烟。
吴老师这个人，虽说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虽说外表邋遢、不修边幅，虽说普通话不标准，虽说生活艰辛，但平心而论，他的心态还算平和，他的语言还算文明，他的行为还算个有担当的男人。像今天这样，公然在办公室里骂人，而且骂的这个人很可能就是他的顶头上司，这是令我们感到意外的。
在我的潜意识里，像吴老师这样老实本分的人，不到伤心绝望的时候，是绝不会说出过激的话，做出过激的事的。
曾经读过一本书，是关于蚂蚁的。蚂蚁这种昆虫，分工很细，其中蚁后最享福，专门享受别的蚂蚁的供给；而工蚁的命运最凄惨，它们整天忙忙碌碌，负责建造和保卫巢穴，采集食物，伺候蚁后与幼蚁，如同我们人类的芸芸众生。对于工蚁来说，它们活着的全部就是工作，不停地工作，不停地劳作，以获取生存的机会。对于普普通通的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为了得到更好的生活，他们就得不断地劳动，委曲求全地叠起翅膀，像水牛一样，如工蚁一般。
吴老师抽完一支闷烟，就拿起课本和讲义，朝教室走去。
我们也拿起各自的教材，默默地走向教室。 。 。。 想看书来
10、梅玉的心事
10、梅玉的心事
今天刚上课，手机就响了，是那种嘣嘣嘣的弹跳声。我立即关掉了手机。因为市区教育局和学校都有规定，老师在上课期间严禁接打电话，否则视作教学事故处理。当然啰，规定永远是规定，有的老师该打的电话照样打，该接的电话依然接。这就像有些领导在主持会议时接打电话一样，有谁认为他不该接或是不该打呢？又有谁对他做出过什么处罚呢？不过，不是我自我标榜，无论有无此规定，我都不会在上课期间接打电话，这是我做事的原则。因此，我的手机长期处于振动状态。
下了课，处理完班上的事务，我就打开了手机，一看，原来是梅玉的家长。（班上60多个学生家长的电话，我都存在手机里，以方便联系。其实，很多班主任都是这么做的。）我赶忙打了过去。
喂，是杨老师吗？对方急切地问道。你是杨老师吗？我是梅玉的奶奶啊。
您好，奶奶，我是杨老师。我说，您别慌，有什么事您就慢慢说吧。
唉，梅玉这孩子，真是让我伤透了脑筋。这一段时间，她很反常，动不动就不想上学。今天早晨，我好说歹说，她硬是窝在床上不起来。这可怎么办呢？杨老师。
这样吧，奶奶，现在就让她先在家休息。中午下班后，我去您那儿看看她。您看怎么样？
谢谢你，杨老师，谢谢你。梅玉奶奶不停地道谢。
梅玉这孩子，家庭情况比较复杂。从她登记的资料看，她是有父母的，而且父母都是本地人，都有着正式的职业。这在我们班上是不多见的。但是，从开学到现在，将近一个月了，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她的父母，即使是在电话当中。每次与我联系的，都是梅玉的奶奶。
前几天，梅玉的奶奶来学校找过我。那天，我刚上到5楼（我们六年级教室和办公室都在教学楼B栋5楼），就看见一位银发老人站在楼道里等着我，眼里充满了焦虑。见到我，老人迎来上来，并自我介绍说是梅玉的奶奶。
我请老人到办公室里坐下。老人给我讲述了梅玉的情况。原来，梅玉的父母正在闹离婚，爸爸一气之下辞职去了南方，两个多月来音信全无；妈妈则去了上海，和一个科威特商人好上了，打算离婚后移民科威特，不要梅玉父女俩。父母频繁的争吵刺激了梅玉。从前活泼可爱的梅玉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满面愁容、满腹心事的梅玉！这两个星期，梅玉就跟早已退休的爷爷奶奶住在一起，每天早晨都不愿起床上学，总是奶奶叫着小祖宗，你行行好，去上学吧，梅玉才勉强到学校。
听了梅玉奶奶的讲述，我才明白了一些。难怪这一段时间，梅玉上课总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下了课就趴在课桌上，也不跟同学们说话，更不与同学们游戏。有时，我还听其他同学告诉我，说梅玉经常打电话让她奶奶接她回家去。
上午放学后，我胡乱吃了一点儿午饭，就匆匆往梅玉家走去。梅玉家在一个小区里，里学校不远，大概就一站多路。
敲开梅玉家的门，梅玉的爷爷奶奶迎接了我。我们简单寒暄了两句，奶奶就领我进了梅玉的房间。
梅玉的房间不大，中间是一张宽敞的床，床上摆着两个漂亮的芭比娃娃。不过，此时的芭比娃娃东倒西歪的，好像在埋怨小主人对它们不理不睬。而这时的小主人呢，则蜷缩在床的一头，无声无息的，没有一点儿动静。房间里，只偶尔听得见空调发出的嗡嗡声。
我坐到梅玉的床沿上，抱起一个芭比娃娃，抚摸着它柔软的身体，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可怜的芭比娃娃，你想不想听姐姐给你讲故事呀？
姐姐呢，从小跟你一样，生活在父母的争吵、打斗之中。那时，姐姐的家在农村，就在武汉市郊区一个美丽的湖边，离城区不远，也就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
那个时候的武汉农村，生活条件非常差。姐姐虽然不愁吃不愁穿，但是，也仅仅只有吃的穿的而已。没有电视机，没有电冰箱，没有电话，就是电风扇也只有一台旧的，至于空调、电脑，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玩具嘛，只有自己用妈妈不要了的碎布头做，哪里还买得起这么大个芭比娃娃？
俗话说，打湿的柴烟多，穷苦的人气多。在这样贫穷的生活环境里，靠种几亩薄田度日的父母，不但没能携手共克时艰，反而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吵到最后，爸爸丢下姐姐和妈妈，人间蒸发了。妈妈一个人带着姐姐，过着更加艰难，更加苦闷的日子。
在这种环境下，姐姐慢慢地长大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姐姐逐渐感受到妈妈独臂难撑的窘境。姐姐暗暗发誓，一定要为妈妈分忧！
每天放学回到家里，姐姐就帮妈妈扫地，洗菜，洗衣服。碰到农忙的时候，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