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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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得主萨缪尔森经典著作：经济学　作者：保罗·萨缪尔森
萨缪尔森致中国读者
——《经济学》第16版中文版序言
就政治经济而言，中国无疑是个正在重新崛起的国度。中国的党政领导人和广大老百姓已经选定用市场竞争机制作为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
80年代前的中国，对于初学经济学的学生需要明晰而新潮的教科书这一点，似乎并不曾成为共识。今天，这个问题已经时过境迁。
经济学教科书形形色色种类繁多。一些经济学家，如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从“自由放任”出发，强调“纯粹资本主义”的完美，而不那么注意各种“市场不灵”：垄断、寡头，商业周期波动，股市崩溃、投机泡沫、金融危机，收入财富分配不公，等等。
另一些经济学家，则主张对经济制度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改革，以迎来并适应下一个世纪。如果说，“非效率”是政府再分配等干预行为的“价格”或“成本”，那么开个玩笑，这些经济家将随时解囊支付。有时，这些权威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立足于理想而不是现实。
耶鲁大学的诺德豪斯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我，在揭示和剖析现代混合经济的时候，总是本着一种诚实而折衷的态度。我们认为，经济理论和经济史既是一系列的人类课题，也是一门不断演进的社会科学。经济学有“心”，决不意识我们缺乏头脑、跟着感觉走，而不顾客观现实及其所蕴涵的东西。当“妥协”不可避免的时候，我们总是努力陈述正反两方面的理由。当饱学的专家评委们存在“分歧”的时候，我们的宗旨和责任是：力图客观而公正地表述各方面的论点和论据。开放的“心”未必空虚。
请允许我们冒昧地说一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在其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已经特别地需要我们这本教科书为您服务。这本写在她诞生五十周年之际的第16版的《经济学》，应该说已经努力站到了时代的潮头和经济学的锋刃之上。19世纪，经济学这个社会科学的“皇后”，一直被视为“沉闷的科学”。而今天，在世纪之交，全世界的经济学都已经变成了诱人的富于挑战的学科。
1999年8月于麻省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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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1）
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第18版于2005年在美国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出版。该书首版发行是在1948年；　之后大约每三年更新一次，迄今已经有了18个版本。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部西方世界的“经济学圣经”，早已被译成了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瑞典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日文、中文、*文、俄文、匈牙利文、捷克文、罗马尼亚文、塞尔维亚文、越南文等40余种文字，销售总量也已超过1　000万册。1
一、为什么萨缪尔森在普及经济学的事业中能够
取得如此成就
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长期广泛流行，是一件值得思索和回味的事情。萨缪尔森早在而立之年就在西方经济学界赢得了盛誉。他30岁时出版的一项高级研究成果《经济分析基础》，在25年之后为他带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使他成了美国经济学家中第一个享此殊荣的人。
一个顶尖的学者为什么要投身于普及性教育事业并取得了如此成就？
首先，萨缪尔森有一种经世济民的心胸和博学睿智的头脑。在二战后百废待兴、憧憬无限的氛围中，作为一名教师，他所看到的是年轻学生们失望于传统教科书的茫然的眼神，他所感到的是“探讨普及经济学的革命性方法的时机业已成熟。”2“为了影响一代人的思想”，3　萨缪尔森长期竭尽心血、甘之如饴。在诺贝尔颁奖致辞中，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教授阿沙·林贝克曾经这样评价：“萨缪尔森在提高经济学分析水平方面的贡献，已超过当代其他任何一位经济学家。他事实上是重写了经济学理论的许多领域。”4
其次，萨缪尔森博采众长、善于折衷，是一位海纳百川的高手。萨缪尔森认定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由私人经济和公共经济两部分构成，前者可以用微观经济学加以分析，后者则可用宏观经济学进行论证。“萨缪尔森的开拓性的教科书的功绩在于：它第一次成功地把（当时）新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结合在一起。萨缪尔森使用了新古典综合派的概念，即一旦经济被恢复到充分就业状态，原有的古典学派的原理便能够适用。”萨缪尔森意欲为宏观经济学提供一个同微观经济学相一致的分析框架。5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宏观经济学”一词，在萨缪尔森的教科书问世之前，甚至还不曾出现在西方经济学的词典中。6　在微观经济学领域，萨缪尔森所采用的一整套市场分析方法，如供给曲线、需求曲线和成本曲线等，迄今仍是经济学界的共识和典范。7
再次，萨缪尔森具有博爱的师长情怀和非凡的沟通才能。萨缪尔森的第16版和　第17版的书前有一句看似平常却意境迥远的题词：“献给我们的孩子和学生。”萨缪尔森不仅桃李满天下、读者千百万，而且还是6个孩子（含“三胞胎”）的慈父和15个子孙的家长。萨缪尔森深感“若要让‘沉闷的经济学’变成激动人心的学科，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那么，即使是很一般的经济学图表，也都需要重新设计。”　萨缪尔森还专门附加了“如何看图”一章。为了更恰如其分，他甚至“踏破铁鞋”地采撷了一句很有点鲜见的“中国谚语”，来作为该附录的题头格言。在讨论国际贸易的时候，他又独具匠心地绘制了一幅特别的“世界地图”。在图中，各国的位置性状仍赫然可辨，但版图大小却不再取决于疆土面积，而是贸易份额！这样的图读起来，怎能不让年轻的学生为之心动和浮想联翩？
译者序（2）
最后，萨缪尔森既是语言巨匠，又是幽默大师。8　在缜密漫长的理论思辨和沉闷枯燥的逻辑推理中，本书的读者总是有幸能不时地为作者的语言艺术所感染，不时地为一种自然幽默的风格所触动。例如，在讨论“边际价值决定价格”的时候，萨缪尔森会提醒您应当切记，是“狗尾巴在摇动狗身子。”又如，在讲解国际贸易政策时，他将“关税”比作“撒在轮船发动机里的沙子”；而在讨论投资乘数效应的时候，他又用“拨动小提琴弦”加以类比。此外，在介绍*的“专栏”中，他引用了*的名言，让旧世界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而后又加以呼应：统治阶级确实在这位伟人的影响下颤抖了一个多世纪！
二、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面临哪些批评和挑战
萨缪尔森经济学教科书“的确开创了一个崭新而持久的典范。”9　研究经济学的历史学家，像那些研究地球上骨骼与化石的古生物学家一样，通过考证《经济学》的第1版如何修订成第2版，并最终成为今天这个版本的，来确定各种经济学观点的盛衰年代。
尽管如此，随着岁月的流逝，“凯恩斯革命”的局限性逐渐暴露，萨缪尔森的教科书也遭致了许多的批评。在20世纪60年代，曾有一本评论性专著《批萨缪尔森》　10　指责他过于为自由放任的市场制度辩护，其篇幅竟然等同于萨缪尔森的教科书。而到1997年第16版推出之前，美国评论界又有人认为萨缪尔森过于追随凯恩斯，其15个版本的教科书基调“体现了一种对政府干预功能的信任和对市场运作后果的担忧”。该文还指出，“由于总是着眼于短期总需求，《经济学》低估了探讨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的重要性。又由于凯恩斯所担心的问题，即‘人们往往会储蓄过多，从而导致经济紧缩’，《经济学》的许多版本都隐含着一种‘反储蓄’的基调。直到1989年发行的第13版，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才深感美国的储蓄率已经过低，开始提请人们关注储蓄水平和经济增长之间存有密切的关系。”11
近年釜底抽薪式的挑战应该说来自于斯坦福大学的教授斯蒂格利茨。他写道：“在实质上，这（指新古典综合体系）就是把经济学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在一个部分中，当社会的经济资源没有达到充分就业时，宏观理论便能够适用；在另一个部分，当社会的资源达到充分就业时，微观理论就发生作用。这种二者相互独立而很少关联的理论体系在教科书的写作和课程的教学上得以反映出来；先讲微观，后讲宏观，或者把次序颠倒过来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在过去的数十年中，经济学者们已经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割提出了疑问。整个经济学界已经相信：宏观的变化必须以微观经济学的原理为基础；经济学只有一套，而非两套。然而，这一观点却没有在现有的任何教科书中被反映出来。”12
不满是向上的车轮，竞争是创新的动力。早在20世纪70年代，当“滞胀”这个经济学难题出现之后，经济学界已深感“新古典综合派”的解释力已经达到极限，并呼吁要“寻找一个新的凯恩斯，他的突如其来的洞察力将会发展出一个理论来解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13　到了90年代，当“不停滞又不膨胀”的“新经济”展现之后，西方经济学家则更是大声疾呼：“需要超过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原理”。萨缪尔森第15版《经济学》发行之后，一些评论家已经委婉地挑明“其流行势头似成强弩之末”。14　同期，斯蒂格利茨和曼昆的教科书都已经开始在国内外引起轰动；William　Baumol的教科书的呼声也很高，截至1997年已经出了7版；更早的　Richard　G。　Lipsey　的教科书，在1981年就出到了第6版。
译者序（3）
令人困惑的是，1998年萨缪尔森教科书的第16版也即50周年金版诞生后，其人气指数则似又如日中天。加里·伯克（Gary　Burk）曾评论道：“凯恩斯曾不无自嘲地说过：‘长期看，我们都属于死亡。’在经济学第16版问世的今天，我对此似乎不再敢苟同。看来，我们的脉搏依然相当强劲。”而萨缪尔森本人甚至不无自豪地宣称“已经站到了时代的潮头和经济学的锋刃之上”。15
三、为什么说当今的《经济学》教科书正处在一场
革命的前夕
主流经济学代表作，或者说公认的“集大成”之教科书，一般说来不应该不惟一，尽管现在还不能排除“多元化”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很长时期内的趋势。由此，上述“里程碑”候选作品的数量本身，似乎也折射出一个问题，即它们在“均质化”或“殊途同归”的道路上恐怕还需要进一步磨合。或者，它们的读者群和风格特色还需要进一步细分和定位。能否真的成为“第四块里程碑”，目前许多专家都一致认为：“恐怕还需要时间的检验。”16　“绿油油的麦苗”不等于“金灿灿的谷穗”。“曼昆的书，即使能够畅销，也不可能像萨缪尔森所做过的那样变更经济学的教学模式。”17
从历史角度看，里程碑式的经济学教科书在几十年内长盛不衰的情况并不鲜见。1776年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已经产生了三部公认的里程碑之作。第一部是1848年首版问世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该书多次再版，成为19世纪后半叶英语世界中必读的经济学教科书。第二部是1890年首版的阿尔弗里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该书一直被奉为西方经济学界的“圣经”。直到1948年，才出现第三部“集大成”之作，即保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
从学术创新角度看，教科书是“长城”，革命性成果是“基石”，其他突破性成果则是“砖”。在第一次大综合中，穆勒等所要论证和阐扬的是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然后再综合其他成果并派生出改善市场经济制度的方案。在第二次大综合中，融合了微积分和心理学的“边际革命”，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基石”。马歇尔将“供求论”“节欲论”“生产费用论”同“边际效用理论”整合在一起，才形成了一个新的折衷体系。而在第三次综合中，凯恩斯的《通论》显然是石破天惊的革命性成果。毋庸置疑，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货币学派、合理预期学派等都已经取得了显赫的成就，都构成了对凯恩斯经济学的严峻挑战。但是，恐怕还不能说它们已经超脱了凯恩斯的理论体系，并已经推出了可以同《通论》相媲美的“基石”性成果。
从新型世界经济现实的角度看，当今的经济学可谓正处在一场大革命的前夜。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经济经历了一场慢性的波动，20世纪30和40年代是“停滞”，50和60年代是“膨胀”，70和80年代是“停滞膨胀”，而90年代以来则是“既不停滞又不膨胀”。18　与此相应，凯恩斯经济学似乎也经历了一轮慢性波动，30和40年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