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百年经典散文·风景游记卷-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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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然而生。多年来我一直盼望有一天前来领略一下,我们的祖先是以何等难以想像的勇敢、毅力和巧技,在那巍巍悬崖森森绝壁上凿孔支架木桩,铺上木板,修成狭窄的桥——栈道的?李白诗云:“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就是描写当时凿建栈道时艰难而壮烈的情景的。这种栈道致使秦蜀相通,后来古代多次大战前的军事调动,都是通过它进行的……。
我们来到了“一线天”,仰头望去,在那如同用利斧把一座大山劈成两段的险崖绝壁之间,透过茂密的树丛,露出一线天色。这里崖壁升耸,峡壑险邃,深涧中惊浪雷奔,确有一种“气萧萧以瑟瑟,风飕飕以”的森严气氛。然而我想像中的那个古代栈道却早已不见踪迹,现在依“一线天”曲折险窄的峡谷,新建了钢筋水泥的桥梁,红栏绿柱,曲回宛转,煞是好看。人们依然称此桥为“栈道”,这也很好,让人们走在坚固的桥梁上,莫忘古代攀越栈道之艰险。在一本书上介绍说,过去的一线天栈道“险窄简陋,游人时有坠落深涧”,但同时又说:“峨眉山,峨形容其高,眉形容其秀”。这两种说法之间似有矛盾,只用“高、秀”二字,不能概括峨眉山全貌,我以为还须加一个“险”字。你若身临其境,看一看桥旁岩石上那古代栈道凿眼的痕迹,再望一眼桥下深涧中黑色激流碎玉崩裂,呼啸而过的触目惊心的景象,你就会从“游人时有坠落深涧”那句话里,体味出一股“险”劲儿来。
过了一线天栈道,离我们今晚将要投宿的洪椿坪,大约还有十里路;这十里可不同寻常,全是爬陡峭的石梯,而那石梯路又是修在绝崖峭壁的半腰上,路面仅宽一米多,旁边就是万丈深涧,偶一失足,定将粉身碎骨。好在,路旁长满了繁茂草木,游人看不见那令人头晕目眩的深涧,所以并不感到可怕。
在途中,我们遇到了十几个背竹篓的人,他们把竹篓靠在路旁岩石上正在歇息。走到近处,才发现他们每个人背篓里都装着一块大石板。背着石板攀登天梯可真了不起!我怀着好奇心问他们往山上背石板作什么?他们当中一位长者,指了一下脚下石阶,操着浓重的川音幽默地答说:
“干这个!”
“铺路?”
他点了点头,并告诉我说:去洪椿坪的一段路,被山水冲毁,他们是从十多里以外,开山取石,凿成石板,背上山去,铺修那段被冲毁的路。
他们是峨眉铺路人呵!
峨眉山只游览路线就有二百多里,该有多少块石板?几万,几十万,还是几百万块?全是这样一块块背上山来的吗?……这是用不着问的,山路狭窄,不能动用机械,自然全靠人工。想到这里,我的心头突然被一股浓重的愧疚所笼罩:我们走在别人铺平的道路上,还嫌吃力,而这些铺路人,却把一块块石板背上山,辅成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默默地流汗、辛劳,全然是为了他人的方便。
是的,世界上的每条道路,都有它的铺路人;每片田地,都有它的开拓者;每个伟大业绩,都有它的创建家。我们是后来者,应当永远铭记那些铺路人、开拓者、创建家们的历史功勋,永远向他们倾注诚挚的敬重之情。没有他们,便没有我们,没有他们的辛劳与牺牲,便没有我们的欢乐与幸福。啊,铺路人,你们都是无名英雄啊!
我问那位长者:“洪椿坪还有多远?”他用粗大的手,往头顶上一指,爽朗地笑着说:“不远了,在那边。”我顺着他的手势向上仰望,只见在云雾缭绕的重叠山峦之上,露出一个被众山拱卫着的青翠峰头,那就是我们今晚将要落脚的洪椿坪。
在这些背负重石的铺路人面前,我再也不敢感叹路远路难了。
到了洪椿坪,我才知道,要登峨眉山的顶峰——金顶,还得再爬九十里的石阶;九十里石阶会有多少块石板?那也是铺路人一块一块背上去,铺成的哟!
当你登上金顶,放开眼界,纵览天上地下无边壮丽景色而沉入陶醉的时候,如若忘怀了那些铺路人,那么请你切莫下山来,要不然那无数块石板,将从你脚下抽脱出去,让你跌入万丈深涧之中。那将是一场悲剧;悲剧不多,但总是有的。
选自《散文》,1980年第1期
·182·
杭州三日
韩羽
韩羽(1931~),山东聊城人,著名画家。著有《韩羽杂文自选集》、《闲话闲画集》。
与方成兄、高马得兄嫂结伴游杭州,时值盛夏,西子浓妆以待。
当地主人懂得外地人心思,拿出一张游览图“按图索骥”,我们则客随主便。
先至“平湖秋月”。见一摄影部,占了一块风水宝地,挂有各色古式衣装。现下仿古成风,连人也仿起来。一伙青年男女,竞相穿了拍照。却是也怪,本好模好样的人,一旦穿上这衣装,突地变得有些发傻。陆续围拢了人,不看湖,不看山,一心看这照相的了。看者笑,被看者也笑,各自笑其所笑,娱人娱己,皆大欢喜。
旁有小卖部,我们各自买了把檀香扇,高大嫂说,此乃杭州特产,必须买的。
沿山麓,经西泠印社到码头,买票乘船去湖心亭。这湖心亭,“太虚一点”,踞全湖之胜,当是要看的。一上岸,却叫苦不迭,人头攒动,人声鼎沸,骡马大会不过如是。欲裹足不前,背后是水,已无退路。无奈何,只好挤入人群,随波逐流,觅缝钻头,见隙插足,亦步亦趋,弯来绕去。我问“湖中湖”在哪儿?答说,不是已走过了吗。原来人缝中明明灭灭的水光树影竟是那“湖中湖”,“管中窥豹”,当如是了。
出了湖心亭,下个景点“花港”,再也不敢问津。像斗败了的鸡,只往偏僻处落荒而行。有点累了,随遇而安,顺便在草丛中乱石上坐下,边聊天,边抽烟,湖心亭惹得的心躁却也渐渐平复下来。起始并未留意,只觉微风徐徐,舒然畅然,及至随着脚边的湖水涟漪放眼望去,烟霭迷蒙,浩茫缥缈,波光山色,深浅一碧。没想到在这无人光顾之处,求之不得的竟不求而得之,西子情态,尽收眼底。
第二天,主随客便,游九溪十八涧。这地方实是难找,只好边走边问,也多亏了我们有辆吉普车。人说,过了六和塔见岔道往右拐。我们依言拐了。又有人说,拐早了,须返回去再往前走。我们踅回又往前走。又有人说,走过头了,还得往回走。于是又往回走。走着走着,一抬头,又到了六和塔下,彼此相对苦笑,却更逗得兴起,再踅回去。为何有这大雅兴,“锲而不舍”?实因了几句话,是俞曲园老人说的:九溪十八涧乃西湖最胜处。
行行重行行,终于找到了,阿弥陀佛!果然不虚此行。不说别的,只一下车,就像喝了一瓶冰镇汽水,立感浑身畅爽,暑意全消。更兼地处偏僻,游人寥寥,连同我们仅七八人。今日好景,专为我辈设。
借用曲园老人的状述:
清流一线,曲折下注,作琴筑声,四山环抱,苍翠万状,愈转愈深,亦愈幽秀。余诗所谓“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丁丁东东泉,高高下下树”数语尽之矣。
景物依然,曲园老人看到的,我们看到了。可能是老先生只顾仰头看山看树了,未暇看脚下看自身,这我们也看到了,是青苔遍地,未雨而湿,彼此相视,面色皆绿。
回城途中,耳中似乎仍响着那直泻而下的山涧溪注。
画家徐启雄,现居杭市,为浙江画院的头头,早在50年代就彼此相熟。第三天,不去湖山览胜,专去启雄家作竟日之谈。
每想到启雄,总想起他那《新嫁娘》的眼睛,那深邃得像井一样的眼睛。
启雄原在《人民日报》美术组工作,在一般人看来是“要津”。记得有一天我俩去帅府园美协展览厅看一外国画家的画展,在展厅里碰到叶浅予先生。他们俩说开了浙江话(我听不懂),叶先生笑着伸出拇指晃了晃(我看懂了),是对他的称赏,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因为叶先生是不轻易奖许人的,何况老师之于学生。似此,正值好风青云,启雄忽起“莼鲈之思”,要求调回浙江老家了。我既为他惋惜,又佩服他旷达超脱。
睽别数十年,启雄仍是嘻嘻哈哈老样子,正如方兄戏呼“小朋友”。
启雄以数十幅新作相飨。玉雕楮叶,虱视车轮,艺道更为精进。笔下的女性,绰约妩媚,婀娜多姿,各呈其妍,各尽其妙。
山川形胜,钟灵毓秀。于人、于艺,以启雄证之,的非虚言。
选自《随笔》,1995年5期
·183·
访柳泉杂记
邓友梅
邓友梅(1931~),生于天津,祖籍山东省平原县。代表作有《在悬崖上》、《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烟壶》、《追赶队伍的女兵》等。
对蒲松龄老先生,我一向在崇敬之外有几分亲切感,倒并非因为我有一半山东血统,并在蒲家庄左近住过一阵,相识过一些他的后辈同乡。实在的是因为这人不摆架子,不装一副大作家的唬人面孔。写小说就写小说。虽在小说中洒满了他的孤愤、怨恨、同情、钟爱,让读者在文学享受中受他的思想影响,但在动笔时绝不先装出个教训人的面孔来;他算不上思想家,但他也不勉强装作思想家;他一生穷愁潦倒,却也不冒充阔老大亨。七十多岁熬上个贡生,混了一套袍褂,始终不穿,七十四岁那天,他儿子找个画像师为他写真,极力撺掇他穿上这套礼服。他穿了,画完一看,越琢磨越别扭,特意在画像上写明:“为余绘此像作世俗装,实非本意,恐为去逝后所怪笑也!”这就是他为人的真实处。人真文方能真,有真才能谈到善与美。
如今蒲老先生的宅居却是体面起来了,山石花草,粉墙漆门,清堂洁舍,在全村里出类拔萃。我想他若在此,能过一天这种有派头的日子也好了。可惜这宅子是他分来的祖产,到他手破旧得连门也没有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感激政府和当地文物工作者为修整这故居所花的财力,所尽的心意,这终究是老作家遗物中仅存者之一。比如他的坟墓,就在大破“四旧”之际毁得不成样子。雍正三年张元撰写了个“柳泉先生墓表”,刻成石碑。为的是留给后人一点研究资料。旗手大旗一摇,石碑化为灰尘。打倒“四人帮”后,茅盾先生重写蒲松龄墓碑,特在左侧记上一笔:“此处原有张元撰柳泉先生墓表碑一座,于文化大革命中毁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之祸”。我看了心里酸酸的。这两行字很能表达茅盾先生的心情和品格。茅公也作了古人,这碑本身也是珍贵文物了,倒不如做个亭子,把这碑也保存得好些。
村东的柳泉,确是夏日乘凉的好所在,几十棵柳树,一汪清泉,依傍在南北大路之侧,夏天沏一壶茶,放两把烟,自己乘凉,也招待汗流浃背、口干舌燥的匆匆行人。行人既饮茶,又歇腿,没有不扯几句闲话的道理。听的人既不放录音机,又未必当面作笔记。说的人也不怕抓辫子追谣言,于是上下古今,花精狐鬼,信口开河,真假相间,想怎么说怎么说,说完拔腿就走。在闲扯淡中作家就汲取了创作素材和语言营养。有人认为关于蒲松龄的这一传说未必可靠。你到柳泉看看,就会认为也未必不可靠。古泉旁边,绿柳荫下,恰是闲扯的好环境。当然,那时柳泉号称“满井”,是躬身即可捧而饮之一汪清水,不是现在这样多少丈深不见水的枯井筒,那亭子也不会像如今这样红柱翘檐,只不过是个茅草窝棚罢了。话说回来,蒲老先生也先要在生活中尝遍酸甜苦辣,揣摩透世态人情,琢磨出人生哲理,才能把这些道听途说打磨成艺术珍品。若无本人的亲身体验,生活积累,只凭道听途说,是写不成《聊斋志异》这样的传世之作的。如今如果有人指望东打听一件新闻、西寻问一件轶事,就想写出好文章,我劝他去蒲松龄故居看看那两块砚台——我知道这样的人是有的。
这真是两块快磨穿了的陋砚啊,石头既不出名,雕工也不出众,可是满是笔痕,满是墨迹,这砚台已伴随他六十多年。顺治十五年考秀才用的是它,此后他多少次考场失败伴随着的也是它。带着它上高邮、宝应当幕友,又带着它教私塾、坐冷板凳。一面过着“终岁不知肉味”,“贫病出无驴”的苦日子,一边用这砚台写他的《聊斋志异》。这两方砚台,缺棱少角,记录下作家辛苦耕耘的一生,帮他为我们的文化宝库增添了如此瑰丽巨大的财富。砚台旁边还有一只铜做的,熏得漆黑的手炉。这手炉使人仿佛看到在苦寒的冬夜,在缺门少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