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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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会上，介绍沈泽民加入共产党组织。中共中央考虑到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有利条件，便决定由茅盾担任中共中央的交通员，负责与全国各地党组织的联络。外地党组织人员到上海找共产党中央，先找茅盾，然后由茅盾报告中央后，再通知来人去某处汇报工作。因而，商务同人看来，年青的茅盾活动能力很强，人缘很好，外地朋友也特别多。同样，外地党组织向中央送报告，也不直接送给总书记，而是寄到茅盾那里，信封上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玉展”，然后由茅盾转送中共中央。这些来信一多，引起商务印书馆同事的注意，这位“钟英小姐”是谁？是不是茅盾的情人？同事都摸不透内情，去问茅盾，茅盾总是支支吾吾，避而不答。因此大家更觉得蹊跷。一天，刚进商务印书馆不久的郑振铎见邮差送来一封“沈雁冰先生转交钟英小姐玉展”的信，见茅盾不在，便偷拆开来看，因为他想抖开这个“情人谜”。哪知道拆开来一看，吓了一跳，原来是共产党福州地方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钟英”乃“中央”之谐音。郑振铎等几位同事都是茅盾的朋友，彼此都十分信任。现在内情既已窥破，大家都替茅盾保守秘密。从此，编译所内再也没有人议论茅盾的这些信了。茅盾在编译所工作时，担任中央联络员（交通员）一直持续到1925年春天。
　
当时，年轻的茅盾精力充沛，像一头牛那样，不知疲倦地工作着，一心一意扑在事业上。但是家中事务，却无暇顾及，全仗母亲料理。1921年女儿沈霞出生，给这个小家庭带来了生气。1921年10月间，陈独秀和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主任李达提议创办一所旨在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这样，既可培养中共妇女干部，又可安排中共党员家属，为地下机构掩护。陈独秀、李达他们的设想，得到中央的批准，并要李达及其新婚夫人王会悟具体筹办。后来这所学校，就是平民女校。李达任校长，有学生约30人，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设高级和初级两个班，一个工作部。高级班有蒋冰之（丁玲）、王一知、王剑虹、傅戎凡、傅一星、王醒锐6人；李达夫人王会悟、陈独秀夫人高君曼为高级班的旁听生，同时兼初级班教员。此时，正忙得不可开交的茅盾，又被拉去平民女校教书，一星期去3个晚上。其他，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泽民等都去讲课。此时，茅盾夫人孔德沚的一个在家乡石门振华女校的同学张琴秋也来了上海，进平民女校读书，她在这里与沈泽民相识，后来和沈泽民结婚，成为茅盾的弟媳。
　
1922年，茅盾讲了半年课后，因李达去湖南自修大学教书了，平民女校的日常工作交给蔡和森和向警予，但由于人少，经费少等原因，平民女校便很快结束了。
恰在这时，国民党打算把上海原东南高等师范改名为上海大学，并让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当校长。中共中央认真分析后，决定让“上大”成为培养共产党干部的学校，于是大量共产党人进入这所学校，并成为这所学校的中坚。如邵力子实际负责，邓中夏负责担任总务长，瞿秋白从苏联回来后，也被聘来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陈望道聘为中国文学系主任，只有英国文学系何世桢是国民党右派。但教员中的共产党员更多，像茅盾、沈泽民、蒋光慈、侯绍裘等都去上大任教。此时，茅盾内弟孔令俊从乌镇到上海来，投奔姐姐和姐夫，茅盾见他聪明，思想也很进步，便介绍他进上海大学中文系。从此，茅盾一家又多一个革命者。
　
随着共产党组织的扩大，投身中国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1923年7月8日，上海全体党员开会，传达中共三大会议精神，决定国共合作，各地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会上并成立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取代原上海地方委员会。
职权除上海外，兼管江苏、浙江两省发展党员，成立小组及开展工人运动等。会上，对组织也进行调整和改选，选出徐梅坤、沈雁冰、邓中夏、甄南山、王振一五人为执行委员，张国焘、顾作之、郭景仁三人为候补委员。7月9日，执委召开会议，王荷波、罗章龙、彭雪梅也来列席会议，会议决定邓中夏为兼区委员会委员长，徐梅坤为秘书兼会计，王振一、甄南山为劳动运动委员、沈雁冰为国民运动委员。全上海分四个小组：上海大学为第一组，其中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施存统、王一知、许德良、林蒸等，林蒸为组长；商务印书馆为第二组，其中有董亦湘、徐梅坤、沈泽民、杨贤江、沈雁冰、张国焘、糜文溶、黄玉衡、郭景仁、傅立权、刘仁静、张秋人、张人亚，董亦湘为组长；第三组是上海西门，其中有林伯渠、邵力子、雷晋笙等。第四组是虹口区，其中有甄南山、王荷波等。因此，投身实际斗争中的茅盾，忙得不可开交，以前是白天搞文学，晚上搞政治，而现在连白天都搞政治！
　
在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茅盾见到了年轻的中共领导人之一毛泽东。毛泽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年后，他还和毛泽东在广州共事过。
　
由于中共初期缔造者思想认识上的差距，在行动上也出现了不一致。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等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而先后退党。中央指定茅盾去做工作，劝他们不要退党。结果，除邵力子外，都没有劝过来。这些具体而又具体的党务工作，茅盾始终无怨无悔地埋头苦干着。他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相信中国的解放，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因而在人生追求上，表现了一种理性的自觉；而同样，在文学追求上，也是那样执著和自觉！　

　








　
　
第六章文学骁将　
　
五四以后中国的文坛上，新旧文化的斗争，随着时间的椎移，也日愈白炽化。
但在最初，茅盾与商务印书馆同仁胡愈之等倡导新文化的战士们，面对汹涌而根深蒂固的旧文学，自己写白话文还不敢用真名呢，而是写了以后，用笔名投到《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当时五四的旋风，上海似乎锋面并不大，对旧文化的冲击，也没有北京那班文人那么有闯劲和锋芒毕露。那时，商务印书馆里那些整天与书打交道的人，都以为这是一场政治事件，与文化无关。后来，当北京南下宣传五四的演讲队到上海宣传鼓动时，向来不喜欢走动的茅盾也去听演讲，事后茅盾感觉到这“讲演空空洞洞，思想性不深刻，只是反复喊着几句富有煽动力的话，例如反对军阀混战，要求结社、言论自由，要求有示威游行的自由等等，没有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而当时上海一般学生也不懂什么叫反帝、反封建。但是应该承认，他们起了鼓动人心的作用。”这应该是当时上海那些新青年们共同的心态。所以茅盾在“五四运动”热火朝天时，并未积极投入，而真正投入这个洪流，是在两年以后。
　
在这场文学革命中，茅盾不仅在上海崭露头角，而且还结识了不少新文学战士，并成为战友，共同在这条战线上奋斗。在改革《小说月报》时，茅盾通过文学研究会发起人周作人，与鲁迅（周树人）相识，两人信往稿来十分密切。鲁迅不时向茅盾提供作品，或推荐，或自撰，从作品上支持茅盾改革《小说月报》；而茅盾对鲁迅的作品推崇备至，当鲁迅的《阿Q正传》在1921年12月4日以巴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连载以后，立刻引起轰动，而茅盾以深刻的审美目光读了前四章以后，立刻评论道：“……《晨报》副刊所登巴人先生的《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力作。你先生以为是一部讽刺小说，实未为至诲。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茅盾的这个评论，为《阿Q正传》评论史上，开了先河。以后不少论者，都以此为蓝本。在茅盾主持改革《小说月报》的1921年，从4月份开始，茅盾和鲁迅直接通信，到年底，两人书信往还50余次，平均5天就通一次信！在新文学共同的使命中，开始了两人的友谊！
　
如果说，茅盾和鲁迅在沪京两地频繁书信往来，加深友谊的话，那么，茅盾与郑振铎，则直接共同战斗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等文学阵地上。茅盾在《小说月报》改革之初，就得到郑振铎的支持，当时郑振铎还在北京读书，知道上海沈雁冰希望北京新文学界朋友支持时，立刻代为约稿，赶在《小说月报》1921年第一期发稿前，给茅盾寄去冰心、叶圣陶、许地山、瞿世英、王统照、周作人及耿济之等人的小说和译文，给茅盾的改革最有力的支持。不久郑振铎从学校毕业，分配到上海铁路西站当见习。茅盾把郑振铎推荐给《时事新报》、《学灯》当编辑。
5月11日，郑振铎进了商务印书馆，筹办《儿童世界》杂志，从而两人朝夕相处，共同在新文学这个园地辛勤耕耘，成为文学研究会在上海的台柱子。另外如叶圣陶等友人，也坚决地和茅盾站在一起，并肩战斗。因此，20年代初的上海文坛，新文学的崛起，挖了旧文学顽固派的祖坟，引起盘踞上海文坛的那批文人的愤怒和不满，《小说月报》一出版，就受到上海鸳鸯蝴蝶派出版的《红玫瑰》，《快活》等刊物的围攻，当时商务书馆的名流陈叔通，愠怒茅盾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将照例寄给他的《小说月报》原封不动地退回编辑部，表示不满。尤其《小说月报》在改革宣言中，开宗明义地表示要倡导为人生的文学，给那些消遣、无聊的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礼拜六》是个杂志名称）文人以致命打击。
　
此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深感在西学东渐的形势下，在新旧文学斗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自己因不懂外文而日感紧迫，甚至无法再驾驭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这样一个学术机构，觉得在东西、新旧夹缝中，实在很累。于是他征得张元济同意，亲自去北京请年青的名人胡适来担任所长，胡适答应先到上海编译所看看。
1921年7月16日胡适到达上海，就将编译所一间会客室作为办公地点，并轮流“召见”编译所高级职员。茅盾是18日、22日两次被“召见”，胡适问了茅盾的一些工作情况后，就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上提倡“新浪漫主义”、“表象主义”
等问题，发表意见，他告诉茅盾：“创作不是空泛的滥作，须有经验作底子。”并劝告茅盾“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指出“西洋的新浪漫主义的文学所以能立脚，全靠经过一番写实主义的洗礼。”向来说话办事谨慎的茅盾一边回答胡适的一些询问，一边静静地听胡适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不表示什么。
　
不料，在商务印书馆呆了一个多月后，胡适向商务当局表示自己不干了，却把自己当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的老师王云五推荐给商务，说自己是个书呆子，不善于应付人事关系，而王云五则有学问，也有办事能力，比他强。因为是胡适推荐，商务当局不敢怠慢，高梦旦带了郑贞文一起去请王云五“出山”，担任编译所长。1922年1月王云五正式取代高梦旦任编译所所长。王云五其人，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新文学人士，称其为官僚与市侩的混合物。因此，王云五的上台，给茅盾等新文学倡导者们，添了不少意想不到的麻烦。
　
1922年7月，也就是王云五上台半年时，茅盾针对鸳鸯蝴蝶派一年多来对《小说月报》的攻击以及他们的许多荒谬的论点，发表了《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从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的文学思想、创作思想、方法及社会效果，给予义正词严的评论和批判。此文没有他们攻击茅盾、攻击《小说月报》时所用的谩骂的方法，引起许多读者的关注，因此礼拜六派通过各种关系，向商务当局施加压力。
王云五等商务保守派认为这是个时机，这样可以教训教训茅盾等新文学战士了。当时，王云五派了一个姓李的人专门去找茅盾：“沈先生，《小说月报》销路很好，影响也大，这次第七期上您的大作《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反响也大，尤其是《礼拜六》听说他们准备提起诉讼，告《小说月报》破坏它的名誉。”说到这里，李某停了停，看看茅盾没有答腔，又说：“这件事，云五先生也担心，弄得不好，我们要吃亏，名声也不好，从商务利益考虑，是否请沈先生再写一篇短文，表示对《礼拜六》道歉如何？”
　
年轻的茅盾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断然拒绝写文章道歉的要求，对来人严正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