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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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茅盾还写了“征稿简约”，把《笔谈》宗旨和内容要求体现在里面，开宗明义地说：“一，这是个文艺性的综合刊物，半月出版一次，每期约四万字；经常供给的，是一些短小精悍的文字，庄谐并收，辛甘兼备，也谈天说地，也画龙画狗。也有创作，也有翻译。不敢自诩多么富于营养，但敢保证没有麻醉也没有毒。
二，内容如果要分类，则第一，关于游记或地方印象；第二，人物志，以及逸闻轶事；第三，杂感随笔，上下古今，政治社会，各从所好；第四，读书摘论，书报春秋；第五，文艺作品，诗歌，小说，戏曲，报告；第六，时论拔萃。……。“同时，茅盾又找到柳亚子，向柳亚子约稿，柳亚子答应为《笔谈》提供一个专栏文章，连载。于是，《笔谈》专门开了一个以柳亚子居所命名的”羿楼日札“的栏目，由柳亚子先生介绍辛亥革命时的掌故。发表后，大受读者欢迎。同时，茅盾又编又写，受亚子先生的启发，在《笔谈》杂志上开了自己的一个栏目，叫”客座杂忆“，专门介绍1927年大革命时的掌故，十分新鲜有趣。
9月1日，《笔谈》创刊号如期出版发行。出版后，这个茅盾称为“杂拌式”
的杂志大受读者青睐，在不到5天的时间里，创刊号就再版了一次。
许多名人纷纷为《笔谈》写稿，郭沫若、陈此生、胡绳、于毅夫、张铁生、乔冠华、杨刚、叶以群、戈宝权、胡风、袁水拍、林焕平、骆宾基、凤子、柳无垢、高荒、孙源、胡考、了聪等等，这些朋友的支持，给百忙之中的茅盾留下了时间，茅盾除了写“客座杂忆”之外，写书评，写时论等，成果累累。据统计，《笔谈》从1941年9月创刊，到12月1日终刊，共出版七期，茅盾在这七期《笔谈》里，共发表散文、杂文、书评63篇，在这又编又写中，是何等辛勤呀！
还在写《腐蚀》时，即8月初，传来一个令人扼腕的消息，身高马大的许地山因心脏病而去世了。茅盾在3月底刚来香港时，许地山还来看望过他，相谈甚欢，想不到会突然猝逝！？在悲痛之余，茅盾立刻丢下其他工作，写下了《悼许地山先生》，发表在9月21日《星洲日报。晨星》上，后又写了《国粹与扶箕之迷信——纪念许地山先生》，《论地山的小说》等两篇，以寄托对亡友的思念。
1941年11月初的一天，茅盾家的门突然响起来，传来咚咚咚的叩门声。
茅盾开门一看，原来是5年不见的史沫特莱上门来了。茅盾忙把史沫特莱迎进屋，十分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也到香港来了？5年不见，哪里去了？”
史沫特莱端起孔德沚沏的茶，说道：“说来话长。我1936年离开上海去了陕北，抗战爆发后，从延安随朱总司令来到山西八路军总部，作为随军记者多次到前线采访。后来又离开华北到华中，经武汉到江南新四军军部，因身体不好，胃病复发，取道重庆来香港治病。”史沫特莱一口气把经历告诉茅盾，眼神里还流露出一种离开新四军八路军的依恋情愫。
茅盾点点头，关切地问道：“怪不得你这么消瘦，你现在住在哪里？”
“我早来香港了，住在山上一个朋友的家里。这次是要回美国去治病，也想把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所见所闻写成文章，让全世界知道八路军新四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造出了怎样辉煌的业绩。”史沫待莱依然十分高兴地谈论着。“我还准备为朱总司令写一部传记呢。”史沫特莱神秘地笑笑又说。
“那你为什么不在香港写呀？”茅盾希望史沫特莱能在香港住下来。
“不，香港就要发生战争了。”史沫特莱敛起笑容，一脸正经地说：“这次日美谈判不会有结果，也许是个烟幕弹。日美一开战，日本就会进攻香港，而香港顶多守两个月。你也应该离开香港，可以到新加坡去。新加坡是英国在远东的堡垒，他们会死守的。”史沫特莱似乎胸有成竹，而茅盾则将信将疑，因为此时茅盾也在研究国际问题，而尚未看出香港要成为战场的端倪，便说：“我还不能离开香港，我在这里有工作。”
茅盾又向史沫特莱打听一些熟人的情况，史沫特莱则直率地向茅盾这个老朋友谈了自己在陕北，在新四军的看法。茅盾听后，笑而不答。
史沫特莱走后，茅盾一直记着史沫特莱关于香港要发生战争的事，正巧有一次探讨国际问题的聚会，茅盾把史沫特莱的看法说了一下，几个国际问题专家却认为她太武断了，怎能断定日本人进攻香港事在不久呢。
但史沫特莱的看法，却被太平洋战争爆发所证实了。12月8日清晨，日本军队沿广九进攻九龙新界，同时轰炸启德机场。香港已经是一片混乱。《笔谈》只好停刊。叶以群带来中共意见，党将全力安排好茅盾等文化人的撤退工作，保证这些知名人士的人身安全。
于是，茅盾立即得到通知，要求去山下轩尼诗道一所设在三层楼上的跳舞学校集中待命。茅盾夫妇便又忙开了，夫人孔德沚则去银行取款和采购“逃难”时所必需的物品，茅盾则去原居所取地下室那两篮书信。结果发现两篮书信已被胆小怕事的房东付之一炬了。
在撤离香港时，茅盾见重病中的萧红住进医院，无法跟着撤退，心情十分沉重。
在乱哄哄的日子里，茅盾和一大群文化人在那个跳舞厅里“睡觉、吃饭、躲炮弹”，一呆就是15天。终于在叶以群的陪伴下，带着一本《新旧的全书》，装扮成商人模样，通过秘密管道，在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开始了大转移。
第二十四章桂林春秋
1942年正月初九，茅盾夫妇换着黑色短衫裤的唐装，成为港商模样，茅盾化名孙家禄，孔德沚化名孙陈氏提着两个小包裹和一只小藤筐，里面除了简单的日用品外，一代文豪只带了一本《新旧约全书》，走进难民潮，消失在暮霜里，偷渡到深圳，在东江游击队的精心安排和保护下，开始长达两个月的大转移。
这次大转移，是中共保护大批文化人而秘密进行的一个重大措施。在转移过程中，东江游击队司令员曾生亲自部署安排，保证成千上万的知名人士，从这条由香港通向桂林的最佳路线上万无一失。茅盾夫妇和其他一批文化人，昼伏夜行，穿行在羊肠小道，爬山涉水，终于在3月9日那天，到达广西桂林。
抗战时期的桂林，一度成为抗战文化的大后方。广西当局在抗战开始后，招揽了大批进步文化人到桂林，创办了许多进步刊物，一时桂林成为一个民主空气比较浓厚、文化生活比较活跃的城市。茅盾一到桂林，许多在桂林的朋友立刻到旅馆来看望茅盾夫妇，当中有田汉、欧阳予情、王鲁彦、盂超、宋云彬、艾芜、司马文森以及先到桂林的夏衍、金仲华等。
朋友们都希望茅盾能在桂林住下来。茅盾笑而不答。觉得在桂林先要观察一下国民党对自己到来的反映、态度。同时，3个月的长途奔波，茅盾觉得也要在这大后方“好好休整一下”。但茅盾夫妇此时正闹“饥荒”，无法在“旅馆”这样的地方居住，必须寻房子，才能在桂林“休整”。于是，茅盾夫人孔德沚开始在桂林到处奔波，结果，一个星期下来，毫无结果。茅盾更是束手无策。邵荃麟知道了茅盾窘境，把自己住的一间厨房清理一下，让出来给茅盾夫妇住。厨房仅8、9个平方米的大小，仅容一桌一床，茅盾夫妇将要在这个简陋得再也不能简陋的地方，开始他们的“桂林春秋”生涯。
茅盾刚刚安顿好，柳亚子闻讯赶来丽君路南一巷，参观茅盾的住处。走进茅盾夫妇那8、9个平方的房间，带着浓厚的吴江口音，连连叫道“转不开身，转不开身。”茅盾笑道，“这还是邵荃麟先生让出来给我们的呢，否则真要去住马路了。”
柳亚子临走，希望茅盾常去他那里玩，他住在一个仓库似的大厅里，非常宽敞。
后来，柳亚子和茅盾常常在一起谈诗谈史，吟诗唱和，成为茅盾在桂林的一个特点。
安顿好住处，茅盾一改以往的做法，即每到一地，就应付各种约稿，赶写短论和杂文。而是采取观望态度，怕写短文授人于柄。但不写文章，经济来源又受影响，妻子在等米下锅。因此，茅盾决定写一个中篇报告文学，把香港战争前前后后的形形色色和花花絮絮写出来，茅盾后来回顾当时创作心境时曾说：“我试图给这个从未经受过战火洗礼的小岛上的芸芸众生在15天战争中的各种面相画一张速写。”
因此，在摆着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的桌子上，开始了到桂林后的写作。
同时，也开始了他那繁忙的社会活动。4月26日，文协桂林分会召开一个文艺家座谈会，要求提高作家的稿酬和版税，并推举茅盾来主持这个会议。在座谈会上，茅盾报告了保障作家合法权益，争取提高版税和稿费的建议酝酿和提出经过，与会者发言踊跃、热烈。会后，茅盾、田汉、胡风、宋云彬、艾芜等被推为与出版商交涉的成员。
6月15日，茅盾把香港战争前后那段生活已经写出来，并以《劫后拾遗》为题，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版。许多在桂林的文学朋友，见茅盾这部“虽非真人真事，然而也近于纪实”的作品，已经问世，又来催促茅盾为他们写稿了。茅盾后来还记得，孟超为集美书店编《艺术新丛》向茅盾约稿，凤子编《人世间》也要茅盾供稿，周鸣钢编《种子》文艺月刊，也向茅盾约稿，连像《山水文艺》这样的刊物，也来请茅盾供稿。茅盾似乎被那些约稿者所包围了，而在此时，桂林的天气正是阴雨连绵，湿润的春天的气息，茅盾在这斗室里，更觉得阴晦和无奈，而且前楼宋云彬他们的深夜的牌声、笑骂声，时时来吵扰茅盾宁静的心境，吵得烦而腻，有时茅盾跑上去发了一通火，才算平息一些。但素来颇想得开的茅盾，戏称楼上是“两部鼓吹”
即喻为唐代的立部伎和坐部伎，十分形象和生动。茅盾此时为应付稿约，专门写了一组杂文，取题为《雨天杂写》，借古喻今，把秦始皇、汉武帝、姚兴、鸠摩罗什、拿破仑和希特勒、李斯和董仲舒等，嬉笑怒骂，妙趣横生。
6月底的一天，茅盾忽然收到一份请柬，一看，是桂林中国旅行社在乐群社请客，招待在桂林的作家画家。茅盾和夫人孔德沚都在应邀之列。主人是新上任的《旅行杂志》主编孙春台，杂志社请客是约稿，杂志社认为茅盾这几年走南闯北，应该有许多旅行游记可写。茅盾答应写稿。后来，茅盾写了《新疆风土杂记》约8千字，这是茅盾离开新疆后第一篇详细介绍新疆的文章，并从此与《旅行杂志》建立起关系。
写完《劫后拾遗》之后，萦绕在茅盾脑际的长篇又在脑际盘旋。这部长篇是多少年来一直藏在茅盾心底，由于奔波和生活中没有契机，一直没有动笔。在文学生涯和革命社会活动中，茅盾打算史诗般地反映中国从本世纪以来的历史画卷。大革命结束后，茅盾隐居在上海，创作了《蚀》三部曲，把大革命时期的历史画卷展示给读者，塑造了一群现代女性形象。从日本回国后，茅盾又创作了《子夜》展现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画卷，刻划了赵伯韬、吴荪甫那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形象。之后，茅盾曾设想把自己熟悉而记忆深刻的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历史，用小说艺术再现出来，以求完整地再现中国社会从20世纪初20、30、40年代的历史。
但抗战前的这个宏伟计划，茅盾一直没有实现，仅仅在心里酝酿着、筹划着。现在客居桂林，茅盾觉得计划中的小说，孕育成熟了，尤其在时间上的沉淀，对在世纪初发生在故乡的故人故事，更加明确清晰了。母亲的性格、形象，舅父舅母，表姐表嫂等等许多亲朋故旧的形象、个性及他们的生活习惯，清晰地凸现在茅盾的脑际，于是，茅盾在1942年8月，开始写《霜叶红似二月花》，并在《文艺阵地》上连载，成功地塑造了赵守义、王伯申、黄和光、张婉卿、张恂如和恂少奶奶及钱良材等人物。在茅盾的笔下，书中的不少人物，如婉小姐、钱良材等，“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认不清方向。当革命的浪涛袭来时，他们投身风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们又陷于迷茫，或走向了个人复仇，或消极沉沦。”因此，茅盾把这部小说取名为《霜叶红似二月花》。从这部气势恢宏而又委婉细腻的小说中，我们从其人物中，窥见到作品人物的生活原型，如张婉卿这个果断有远见的女性，取材于作家自己的母亲，再现了其母亲年轻时代的风采。其他如王会悟的影子，都可从其一笔一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