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哥王阳明-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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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王阳明说的话里但凡出现“心”字，脑子里马上蹦出万能公式：心性理良知。
接着，王阳明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
意就是人的意识活动，具体怎么活动的，请参考意识流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喧哗与躁动》《墙上的斑点》等，在此不再赘述。
意识一旦发动，必有所指，比如你感觉到渴了接下来的行为必然是去找水，五毛想多赚点钱给女朋友买戒指了接下来的行为必然是开动马甲四处发帖，这种“意”之所在，便叫做“物”。“物”指“事”（意用于事亲，则事亲为一物），即与意识相关的人事行为，而非其字面意思“物体”。
到此，由“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此心在物则为理”三大命题构成的“心即理”说圆满自洽。
心外无理：普遍规律只有与你的心灵融合才有意义，才能渗透到你的信念与情感，从而有效地影响你的行为，否则只是一种空疏的概念，束缚主体的桎梏。
心外无物（事）：心之发动处谓之意，即我们所说的“动心”。意不可能悬空，必有落实的对象，一切活动（事）都是意识参与的活动，因此，离开主体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如果只有这两个命题，自己玩自己的，那心学确实就和禅宗没有什么区别了。
最后一句才是重中之重。
此心在物（事）则为理：具体的理体现在心与外部世界所存在的关系中，脱离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理没有意义。
我承认王阳明虽然肯定“物即是事”，但他始终没有明确把实在的客观物体（山川草木）排除在心外无物这个命题的适用范围之外，这就不得不面临一个存在论的问题。
事实上，阳明压根就没有兴趣去讨论这个问题。我来替他回答：离开了主体，客观存在对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比如你凭什么把你扔东西的那个箱子叫做垃圾桶？人明明就是一长方体的铁皮。你凭什么认为粉笔只能用来写字？我一小学老师就从不板书，喜欢用粉笔砸人，在他看来粉笔就是提醒学生认真听课的工具。
要是看过《黑客帝国》《异次元骇客》等科幻电影，你就会明白，人类集体感知到的这个世界有可能只是一套制作精密的程序，你身在其中而不自知罢了。
罗素曾提出过一个关于时间的思想实验，问：你如何证明世界不是在五分钟之前被创造出来的？
当然你可以举很多例子来证明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的时间至少已经绵延了五分钟，比如你拿出一支钢笔，说这是三天前你在中关村家乐福买的，而且你还保留了当时的小票，假如我不信的话，你可以带我去家乐福查找三天前的记录……但我可以说这支笔、这张小票、中关村和家乐福这些名词和实物以及你此刻对三天前的记忆（记忆本身是神经元的电流，在电影《移魂都市》《全面回忆》中，记忆已经成为一种试剂甚至商品，可以随心所欲地注射、更换）都和你的身体一样，是五分钟之前创造的。这样你就没办法再做进一步的反驳。哪怕做同位素放射性检测也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射线、衰减甚至此刻地球上全部的物理化学知识也都是五分钟之前上帝创造好的。所以，罗素说，谁也证明不了。
再去看看窗外，是不是五味杂陈？
唯一靠谱的是回归内心。
这也是为什么人人都读孔子却人人无法成圣，人人都看巴菲特人人都成不了股神，人人都这个奶酪那个弱点的最后该是什么人你还是什么人。
外在之理包装得再炫目多彩，不经过与作者同样的心路历程，你永远不可能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孔子之前已经有人尊敬父母，爱戴兄弟了，这便是“心即理”的明证，而孔子的出现不过是对这些行为命名罢了（孝，悌）。
孔子可以告诉你怎么说怎么做，却无法告诉你这么说这么做的心理依据。
同“应该怎样”比起来，“为何这样，如何这样”更重要；更根本，这需要你自己到心上去求。
所以，日本籍明矾，明治维新领导人西乡隆胜就说：“读经宜以我之心读经之心，以经之心释我之心。”任何经典不过是对人心的记载，对它不应当做教条顶礼膜拜，而是取其有用者用之。
如果你足够刁钻，非要在存在论上驳倒我，非要将“存在即被感知”这一命题彻底粉碎，那我就费点神，再把薛定谔家的猫牵出来。
虐猫狂薛定谔闲来没事意淫的时候，构思了一套惨无猫道的装置。此装置安放在一个密封箱里，由原子激发。
箱子里还有一只可怜的猫和一个毒气瓶。
实验开始。每当原子衰变放出一个中子，它就会激发一串连锁反应，最终结果是打破那个毒气瓶。
事实很明显，如果原子衰变了，毒气瓶被打破，猫就会挂掉。如果原子没有衰变，那么猫就会好好活着。
该实验的结果：当我们没有观察时，那只猫是又死又活的。
如果把量子力学中这条“测不准原理”放大到宏观世界，那么不仅仅是猫，一切的一切，当我们不去观察时，都是处在不确定的叠加状态的。这是因为万物皆由原子组成，原子服从不确定性原理，万物亦无法逃脱此理。
你甚至可以极端地说：当我不观察时，月亮是不存在的。
这是因为月亮也是由微观粒子组成的，当你转过头去不看月亮，一大堆粒子就开始按照波函数弥散开去。于是，月亮的边缘开始显得模糊而不确定，它逐渐“融化”，变成概率波扩散到周围的空间里去。
一句话，当你不观察月亮时，它就会从确定的状态变成无数不确定的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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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知行合一没商量
OK，回到最初，看这条对应关系。
心（良知）——意——物（事）。
对比心学和理学，心学的方向由心指向物，心驭万物，自尊无畏，使人始终对外部世界保持浓厚的兴趣和积极性；理学由物指向心，填鸭灌输，使人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黑白不分，丧失对社会家庭乃至自身的责任感，胆小怕事碌碌无为。
心（良知）主宰“意”，通过意识活动作用于“物”（事）。
由此引出了知与行的关系。
知就是良知，行就是实践。
王阳明说，良知有如下特点：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知是知非，戒慎恐惧，无间圣愚，古今相同。
于是刘瑾，焦芳，严嵩，魏忠贤等*恶人开始抗议了：“既然良知浑然天成，你有我有大家有，我们一样也有，凭什么说我们是坏人，影响多不好！强烈要求修改《明史》。”
对此，我只想说，尔等是有良知，但尔等的良知已被私欲阻断，知与行割裂为二，用王阳明的话说就是“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
关于知与行的问题，朱熹也谈过，朱熹认为知先行后，必先知道了方才能够去行。
于是问题来了，朱熹认为获取知的方法是格尽天下之物，这个难度有点大，人生苦短，恐怕有生之年我实现不了这个美好愿望了，没有知也就不用去行，就这么将就着得过且过吧（终生不行，亦遂终生不知）。
而王阳明认为，良知人人都有，但分为两种状态：本然和明觉。
打个比方，你和一个朋友两人的电脑里都装了同样版本的卡巴斯基，但人家的卡巴斯基是添加了授权码可以更新的，而你的呢，从来就没被激活过，根本无法更新。虽然都可以杀毒，但效果大相径庭。
你朋友的卡巴斯基就是明觉，你的就是本然，添加注册码的行为就是行。
知（本然状态的良知）——行（实际践履）——知（明觉状态的良知）
唯有通过实践，你才能够对良知逐渐获得认同感与亲切感，并使之转化为自觉的理性意识，从而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路歧之险夷必待身亲履历而后知，岂有不待身亲履历而已知路歧之险夷者？）。
回忆一下小时候，父母带你出去和亲友聚会，席间总是有意无意，或明或暗地让你去敬酒。起初，你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知道父母总不会害自己，便走个过场。慢慢你长大了，懵懂了，知道这是大人世界的游戏规则。这种规则让你觉得不舒服，却说不出哪不舒服，每次还是扭扭捏捏地去敬酒，整个过程伴随着紧张和焦虑。直到有一天，几乎是一觉醒来，你突然发现以前不愉快的体验完全烟消云散。你挥洒自如长袖善舞，由被动变主动，只觉这敬酒的礼仪实在是世间最正常不过之事，不敬反而觉得不舒服了。你知行合一了。
再比如，小时候你跟院子里的小朋友玩躲猫猫，藏这藏那，非常危险，每次总是被父母训斥，你也知道自己不对，但还是忍不住去玩。直到有一天你看了新闻，发现躲猫猫真的可以躲死人，于是你害怕了觉悟了，从此金盆洗手再也不玩躲猫猫了。你知行合一了。
又比如，你知道纵欲伤身，嫖娼不好，每次一拿到工资还是屁颠屁颠往按摩店跑。直到有一天，你看见了媒体上关于艾滋病患者的统计数据吓个半死，然后又遇到了自己平生的真爱，便决定洗心革面，再也不生活糜烂了。你知行合一了。
真知即所以行，不行不足以谓之知。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称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此人已曾行孝行悌，不可只依他说些孝悌的话，便称其知孝悌）。真切笃实的知就是行，明觉精察的行就是知。明觉状态的良知包含了行，一念发动处（意）即是行（事），不容任何间断，丝毫犹豫。
王阳明之所以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强调知行合一，就因为他太清楚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要想做到知行合一，难如登天。
早在贵阳书院讲学时，阳明就悟出了知行合一。
龙场的磨难使他意识到，环境的存在是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要想建功立业，首先必须尊重环境，顺应环境，任何事业都是从处理好与眼前环境的关系开始的。并且，这种顺应不是违心的、伪装的，而是调整与纠偏之后此心与环境的逐步契合。
曾经有一个知县，久听阳明讲学，便对王阳明说，你的学说非常好，只是我“簿书讼狱繁难，不得为学”，就跟现在很多小白领一样，工作压力大，你给他推荐《明朝一哥王阳明》，他一看是讲哲学的，就说：“靠，工作还忙不过来呢，没时间看！”而王阳明却说，我何尝让你离了簿书讼狱悬空去求学，你既然有官司上的事，就从官司上的事为学，如“问一词讼，不可因其应对无状而起怒心；不可因他言语圆转，生个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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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看书要看《传习录》 打仗需学王阳明（1）
然而，“知行合一”根本还来不及完善，“心即理”就已使王阳明身处舆论的风口浪尖，人言可畏啊。
他彷徨过，绝望过，深感在中国这间古旧的房屋里，搬动一张桌子都难如登天！
窒息时，也曾赋诗道：
举世困酣睡，而谁偶独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惊。反谓醒者狂，群起环争斗。
又有何用？该贪赃枉法的还是贪赃枉法，该怀才不遇的还是怀才不遇，*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几成不治之症。无耻之徒漠视他人疾苦，利用一些知识技能，凭借一张如簧巧舌，妖言惑众，荼毒人心，损害国家利益，中饱个人私囊。更可怕者，由于这些人长期霸占话语权、教育权（布告、书籍），百姓饱受稼穑之苦，无力深造，遭其愚弄而不自知，任其上蹿下跳，祸国殃民，还以之为榜样，羡慕效仿。
这些用程朱理学包装起来的禽兽，四面竞出，前瞻后顾，追名逐利，应接不遑。记诵之广不过用来长其傲，知识之多不过用来行其恶，见闻之博不过用来肆其辩，辞章之富不过用来饰其伪。
王阳明愤怒了：学如焦芳，不如孩提之不学不虑；孩提之不学不虑不会危害社会，反而保持了社会的纯净。
知识和理论，其最终目的是让更多的人活得更好（物质的富足，精神的享受），如果与这个初衷背道而驰，将之变为利益集团的工具、喉舌、*布，致使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社会矛盾越积越多。这样的知识和理论，要之何用？
在完成知行合一理论构建的同时，王阳明还自费出了两本书，目的很明确：为自己辩驳。
《朱子晚年定论》。此书深挖史料，收集了一堆朱熹与友人的书信，拉大旗作虎皮，说朱熹晚年出于对南宋偏安朝廷的不满，也开始肯定向内心寻求的重要性。
《大学古本》。比起上面那本，此书销量还可以，至于为什么，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大家手头的《毛泽东选集》都是经过删改和修订的，如果某天某家出版社声称他们发现了毛泽东的所有手稿，重新影印出版了一本《原来这才是毛泽东思想》，试问销量能差吗？《大学古本》就是要告诉大家，你们看到的《大学》都是朱熹剪辑版的，我们这本才是原版的。因此，我们做图书的口号就是：看《*》要看广电总局未删节版，看《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