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故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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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通常是少林和尚们和德国弟子在一起的日子。和尚们经常被邀请参加各种活动，甚至还有足球比赛。在德语老师过生日的时候，和尚们会全体出动参加老师的生日聚会。当然，他们忘不了给老师买生日礼物。
延心师傅生性活泼好动，自幼就迷上了少林功夫，练就了一身真本领。他的年纪虽然还轻，但已经做过少林武僧团的教头。他跟德国的小徒弟们关系非常融洽。延心的目标或者梦想是在德国一直教下去，有朝一日看到他的学员站到欧洲最高的领奖台上去。延心认为自己的武功虽然可以，但距离禅的境界还差一大截，所以要进一步提高佛学修养。
延宝师傅在几位常驻柏林的武僧中年龄最大，比其他人有着更多的阅历。他在教功夫课的时候身边总是备着一本字典。他说，从前根本就没有想到还要学习外语，光想着练功夫。现在虽然学起来比较困难，可还是要学。延宝不喜欢跟学生深入地接触。他认为作为一个师傅，在学生面前最好要保持师傅的尊严，所以教起学员来也非常严厉。“我整天上课特别严肃，也许学生们会感觉到好像我不近人情，但确实我从内心讲不是这样。我感觉到，既然人家崇拜少林功夫，那咱就要尽自己的能力把自己所学的东西传授给他们，不能给少林寺、少林文化抹黑，不能给少林方丈脸上抹黑。有时我在想，如果我真的不回去的话，也许还真会很留恋这个地方。这儿有很多弟子，还真舍不得，也有感情了。我虽然不喜欢跟他们聊天，但他们有时候想多了解我一点。真正朋友的感觉并不是用语言来表达的，而是通过心灵撞击出来的。”
第一部分常驻德国的中国少林和尚（3）
虽然德国少林寺地处柏林，但它的名气早已响遍欧洲。几乎每个星期和尚们都要应邀到德国国内各地和邻近的欧洲国家做表演和授课。经过近三年的发展，学员越来越多，目前租用的房子已经不够用了。戴勒先生打算在柏林寻找一所更大的房子。按照近期的计划，对新址的要求是起码要有两个练功房，一个佛堂，还要有比较好的环境。最好地方相对空旷，这样对于学员来说有一种换环境的感觉，可以放松身心，这也有利于练习气功。从远期设想来说，将来很可能要把德国少林寺搬迁到山清水秀的德国南部，比如斯图加特附近。在那里建设一个比较大的建筑群，把中国的文化真正地搬到欧洲来。
鉴于德国少林寺的巨大成功，意大利也要筹办一所少林寺的分寺。据说，其他西欧国家的有关人士也有类似的计划。当然，这后边还有商业上的考虑。面对这种情况，有的师傅要回国一段时间为此做相应的准备。这种“公差”，会令其他师傅们很羡慕。毕竟是海外游子，思乡心切。
德国少林寺的和尚们基本每年能回国休假一个月。在国外的时候，他们有时会想，回家后应该改变一下在国内的生活方式。但是一回国，几天后就又会随波逐流了。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就象那古老的东方文化一样，是不容易改变的。不过有一点师傅们都认可：今后事业怎样发展，要看缘分和自己生活的乐趣。如果认为可以适应西方的生活，感到有所收益，就可能在欧洲多呆一些时候。如果感觉过上10年、20年还是觉得西方文化没有中国文化的底蕴那么深，心里不踏实，就可能坚持不了几年，最后还要回到中国。
少林寺的出家人以四海为家，随缘度日。他们用自己在德国的经历向世人证明：少林和尚们在岁月的长河中继承着光辉灿烂的传统，传播着佛家的爱心。同时，他们也在努力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地丰富和提高自身。也许，这便是在更高层次上对禅的感悟。
第一部分瑞米里的中国工人（1）
瑞米里位于意大利东北部。这座人口不到14万的城市却有着得天独厚的海滨资源。南北120公里的海岸线，便捷的交通；温泉和海藻泥，瑞米里在游客的眼中是个度假天堂。每年夏天有一群像候鸟一样的中国人，也会随着哄哄嚷嚷的游客来到瑞米里。他们大多来自中国农村。来的目的，不是旅游，而是打工。
意大利的手工业，很大程度上延习了几百年来的家族模式。这和中国福建浙江一带的传统生产模式非常相象。来到瑞米里打工的中国人，由于语言上的限制，大多只能从事三种行业：四处卖散货，去海滩为游客做按摩，或者进中国人开的手工厂。手工厂的工作时间最死板，强度也最大。但凡留在这里干活的工人，大多都是为了等政府大赦的时候拿居留。
叶小明；浙江温州人。1994年他随着当地的出国淘金潮离开爱人。一个人跟着假冒旅行团偷渡来到意大利。随后一直为中国老板做工。直到2003年叶小明才用近十年的积蓄开了一家地下成衣作坊。八台缝纫机；三四个工人，加工出来的衣服全部送往意大利人的公司。厂房租在瑞米里近郊。一楼和二楼供工人住宿。工作间设在地下室。由于叶小明每个月按量纳税，政府很少派人来查。
意大利的服装业有很强的季节性，生产旺季只在每年的六月到七月。由于目前没有什么订单，叶小明把工人们都放出去找别的活干。剩下一个工人留守。在同行当中，叶小明算得上是非常宽仁的老板。因为当年他刚来意大利时，也亲身饱尝了一个中国打工仔的无奈。
刚刚来到意大利的叶小明最先面临的是人生地不熟的窘境。技术生疏加上语言不通，其中的艰难让叶小明刻骨铭心。身边都是金发碧眼高鼻梁的外国人，他连跟他们打个招呼都感到别扭。买电话卡，去银行将美金换成里拉，这样的小事都因为与外国人无法沟通而感到异常困难。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跟别人交流。八九月份意大利不招工，而他已经欠了一屁股的债。举目无亲，叶小明说那个时候就好像一个人在荒岛上，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办。这个男子汉也曾哭过，但活下去的欲望使他明白了，意大利不相信眼泪。
后来经过别人介绍，叶小明和大部分偷渡的人一样，只能在一家中餐馆打黑工。一面挣钱还债，一面等待机会办身份。
意大利政府在近期，每隔两三年就有一次全国大赦。在大赦期间，没有身份的中国移民可以通过申请拿到当地的居留权，但叶小明的老板并不支持。
“如果老板有居留，你没居留，他可以压住你工人在这里做。因为你东奔西跑让警察抓住了也麻烦。再说工资方面也可以压住你。假如你有了居留就麻烦了。所以说他是不太情愿意大利政府大赦。也不太情愿一个有居留的同胞。”
后来叶小明换了一个在打包店的工作。因为这家店的老板允诺说他给的工资高，还可以给叶小明担保，办居留。但天上不会掉馅饼。叶小明去到那里工作才明白，原来这家店的劳动强度非常高：“这个打包店忙的不得了。他对二厨的要求很高。一般的二厨根本吃不消。我呆进去一个礼拜，到了忙的时候，你根本就没办法应付过去。几乎是一天都没休息。从早晨一直干到晚上。这样人根本吃不消。我在厨房里干的活是炸油锅，把料备好晚上给客人吃。后来自己可能太累了，睡着了。反正是昏昏迷迷地不知道怎么回事，整个厨房的油锅就烧起来了。那个时候再怎么聪明也想不到要用灭火器。整个厨房被我烧掉了。我也不想这样。但自己确实是太累了。厨房被烧掉了，工作也就被烧掉了。那个时候居留还没着落，整个人比下了地狱还难受。接下去自己也没有别的选择了，就是一个字，干。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没有休息时间，也没有干活时间。就是一个干字。”那个时候，绝望的叶小明总在想，如果警察局早给我一天居留，我早点和老板脱离关系，我就早一点上天堂。像现在这样多熬一天就是在地狱里多熬一天。
打包店的工作不能请假，为了办身份，叶小明经常在晚上下班之后才能搭火车去米兰的移民局。每坐一趟火车，就是三个小时。而光为了递交申请，叶小明就跑了700多趟。有时不能当天赶回，叶小明只能在米兰露宿街头。能在街边找到一辆破车过夜对叶小明来说就算是找到了天堂。有一次，他好不容易找到了一辆。但当他高兴的把门打开的时候，从车里下来了两个黑人，对他破口大骂。异国他乡，连一辆破车都是别人的地盘。
第一部分瑞米里的中国工人（2）
1995年叶小明终于拿到了意大利身份。这整整一年的等待虽然时间不长，对于处在双重压力下的叶小明却是一生当中最灰暗的日子。他说那个时候自己‘比马还惨’。看到跑马场边上的马，尽管是不自由地被套在那里的，但马跑累了还可以休息，而他为了拿居留，为了能在意大利活下去，受尽了苦，到现在都不能休息，还不如一匹马。“为了拿这个居留，不值。”
十年过去了，叶小明几乎没有意大利朋友。除了偶尔在家看看国语录像带，也没有其他的娱乐。在叶小明的想法中能多接几件活是他每天最大的希望。
施秀锦来到意大利已经多年。她是一位移民辅导员。用她的话说，她是一个桥梁，一个帮助同胞跨越语言障碍的桥梁。因为接触过许多打工的同胞，对于他们的境遇，施秀锦有她自己的看法。她说在国外，沟通很重要。一个人如果语言上有困难，就不会去外面接受更多的讯息。所以很多打工的人就是因为不会讲意大利语，只能在中国老板那里工作。如果幸运的话，老板会提供你吃住的地方，提供你一个稳定的工作。如果不那么幸运，你与老板的矛盾就产生了。
“来到瑞米里打工的中国人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办居留。他们都曾经说过，没有居留的日子逍遥自在；有居留以后就为居留要拼命了。因为如果没工作，居留证就不能延期。许多老板经常会以切掉居留为借口，逼迫自己的工人卖力干活。因而他们要看老板的脸色过日子。事实上任何人，包括老板都没有权力切掉居留。只要有一份正常的工作，不犯法，不影响社会治安，你就有权利留在这里。意大利政府是不会随便让你走的。”
凤姐出生在福建土田。2000年来到意大利，先后在两个中国工厂当过杂工。后来来到施秀锦家作保姆。许多人认为去替人家做家庭的事就是杂工。杂工是最低级的。因为杂工一般都要做十几个钟头，还会被欺负，连吃饭的时间也没有。会去做杂工是因为没有一技之长。凤姐刚来到施秀锦家里的时候，也不大愿意做这份‘杂工’，仅仅是为了要延期居留。但施秀锦对凤姐却非常尊重：“在这里工作她有自己的生活。她以前工作像动物一样被使唤。在这里她是一个人，是一个劳动者。她赚她的薪水，可以自由出入，享受她的人生。她甚至要去做第二份工作，第三份工作。我都跟她说你可以自己安排。只要把我家里整理干净都随便她。”凤姐的工作突然变的十分轻松。而就在她最松弛的时候，从前累积的不快乐记忆却超越了她的耐压点。她患上了忧郁症。
“我觉得我现在一个人什么都很好。就是很担心害怕。也不知道在害怕什么东西。我们过来的时候很辛苦。我从中国去南斯拉夫。那些蛇头把我们送到南斯拉夫边界，跟匈牙利交界的地方。半夜三点多的时候，天还黑的，蒙蒙亮，我们就在那边等车。远远的我们看到车子过来了几部。起初还认为是过来接我们的。结果到了我们面前都是警车。原来他远远的不敢闪灯，怕我们知道了是警察就会跑。他们到了我们面前才闪灯。闪灯以后我们就跑。大家就都散掉了。那个时候是半夜的三点半钟，一座山那么长，我们都走不出来。就在森林里面，看到那些很多的动物，长颈鹿啊，还有那些野猪啊，牛啊，蛇啊。还好没看到老虎。如果是看到老虎这条命也没有了。当时非常害怕，一路上提心吊胆地走过来。我们走到第二天的下午六点才出山。”
凤姐在来意大利之前曾有过一段不幸福的婚姻。一个女人该享受的婚姻生活她都没有享受过。世界上最亲的人就是自己的女儿。但女儿出生后一直由她婆婆带大。凤姐曾想把女儿接到意大利来和自己团聚。当她打电话问女儿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居然是说要问奶奶。“那还是我的女儿吗？”那一刻她才突然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悲哀。
“在意大利生活几年很孤独。虽然说钱是比中国好赚，但赚的挺辛苦。那些中国工厂啊，虽说老板也是中国人，但他们都不把我们当作人。没完没了的做工，恨不得我们一天能做二十六个小时。想睡觉的时候就喝一点咖啡，可再好的身体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