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大陆天各一方:南渡北归·离别-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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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上午十时开教授会。通过议案二：一、挽留梅校长，请继续为本校服务；……晚间至冯芝生宅，参加起草挽留梅校长函，觉措辞颇困难。梅先生于十三日因公进城，十四日午时返校，下午又进城，以后交通阻断留居城中，迄未出城。无线电消息，孙科新阁名单中，梅氏长教育部。学生会一致挽留，谓南京政府将倒，不应使名流‘殉葬’云。教授会亦一致挽留。我们起草虽斟酌措辞，然据冯公所得消息，梅先生已于本星期二飞京，挽留已为形式上之事矣。谅梅公亦有难处。”
12月30日，“昨日为梅校长六十诞辰，原定进献油画像一帧，并有祝寿词（冯公所作）并油画像题词（张子高先生所撰），装成册子，同人皆签名于后。梅先生已行，颇可惋惜。册子仍传观，余亦补签名于后。”＇7＇
梅贻琦秘书沈刚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放战争临近北平近郊，清华园可闻激烈枪声。十三日星期一，枪炮声更密更近，学校决定自下午起停课。连日来校长皆于下午进城与城内各大学校长商讨应变措施。十四日下午，校长以电话把我召至其家，交给我一包股票和契纸（这是与清华合办数学研究所的卢木斋后人交来用作基金的），让我整理好抄一清单。另外，叫我把一枚金元和一根金条交给出纳组妥为收存。交代清楚后，校长便乘车只身进城。当晚黄庄一带即告解放，校长欲归不能，从此梅校长便离开了我们。＇8＇
梅贻琦清华同事叶企孙：1948年解放前夕，梅贻琦和我讲，在福建建立一个清华基地，北京解放很快，没办成此事。清华的基金问题，在解放前夕我叫梅贻琦自己留一本资金账，我又想在解﹝放本┦币煌侥暇＃�9＇
告别清华园（3）
梅贻琦清华同事陈岱孙：1948年底，我记得我还在上课，就听见霹雳啪啦打起来了，课也上不了啦，下课吧！下课之后，下午就找梅校长去了，他正要动身进城，他告诉我，他说：“我现在赶快进城，要弄一些钱来，因为学校没钱了，弄点钱来，让全体师生员工渡过这一段时间。我拿了钱，马上就回来。”但是他那天晚上没有回来，后来就听说他到南京去了。后来叶企孙告诉我，梅校长进城去了，拿了钱了，坐汽车出来到西直门，西直门关了。那时候，西直门每天晚上都关门，10点钟左右关门，不过有一个出门证，清华也有一个三联单出门证。有出门证，可以开这个西直门出来，随便什么时候办理都可以。但是那一天，出门证失效了，不许出来，就回到城里去了。住到胡适家里，过了一、二天，胡氏说，你不必回去了，跟我一起走吧！于是就跟胡适一起走了。＇10＇
梅贻琦秘书赵赓：12月10日，清华作出决定将于十三日停课。翌日，梅召校长室秘书沈刚如至住所，面交一包股票及契纸，乃天津卢木斋后人出资与清华合办数学研究所之基金；又交出自己所保管之金元一枚、金条一根。下午入城开会。晚间在市内接电话，得悉解放军已占领北平西郊各地西山通西直门之大路亦遭封闭。15日，大批解放军正式宣告围城，梅不能返校，以电话通知，请校务会议代理校务，冯友兰先生为主席，暂主持校内事务，设法维护校产及师生安全。于是“先生从此与任教十三年，长校十七载之清华隔绝，多年魂梦徒萦，终身未得再返。”＇11＇
梅贻琦助手蔡麟笔：卅七年冬北平情况紧急，教育部派专机接梅先生南来，当时正值孙哲生组阁，再三邀请梅先生入阁，梅先生……心殊不安，曾对新闻记者谈话说：“不出来对南方朋友过意不去，来了就做官，对北方朋友不能交待。”所以始终婉谢，卒不就职。＇12＇
从以上相关人员的回忆可以看到一个轮廓，这便是：梅出走北平之前有过较长时间的思想活动和准备，最后下定决心离平赴京。至于梁从诫所说梅氏向梁思成、林徽因告别的良苦用心，或许当是事实，只是梁氏所说此事发生在1947年似乎不确，查《林徽因年谱》，知林于这年夏天病情恶化，须做肾切除手术，梁思成改变旅美计划提前回国。10月初，林徽因入北平西四牌楼中央医院，准备手术治疗。12月24日，林徽因在白塔寺医院进行手术。术前，林担心手术失败，特别致信美国好友费慰梅：“再见，亲爱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闯进我的房间，带来一盆花和一大串废话和笑声该有多好。”＇13＇结果，手术很成功，林徽因出院后回到清华园一边养病一边工作，直到1955年去世。这个事实说明，林住院动手术离解放军围城还有差不多整整一年时间，梅不可能这么早就作弃清华园而去的准备，唯一的可能是，梁从诫所言确有其事，但时间有误；或时间和事实俱有误，因为若把时间放在1948年，与林住院做手术之事又不相符，此事只有梁从诫本人出面，才有可能重新弄一个合理的说法出来。
其他人的回忆，除了梅氏临走时所说的某某如何如何的话不可考实，或者说没有旁证加以坐实，离清华园和北平的时间、地点、事情进展脉络基本不差，只有一度做过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陈岱孙，在1980年10月清华召开的纪念梅贻琦会议上，谓梅在城里住胡适家中并与胡一道飞南京的说法，曾引起出席同一次会议的原清华党委办公室主任何介人当场质疑。何说：“据台湾出版的一份材料说，梅先生进城后，没有住胡适家。有人告诉梅先生南苑机场有一架接胡适的飞机，你是不是一齐走。据说梅先生说，不是接我的我不走。后来是乘另一架国民党接教授的飞机走的。”＇14＇何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只是用不着根据台湾的材料加以佐证，从梅氏出行时接触人员的叙述和当时《申报》等媒体报道即可见出事实真相。这个真相，梅贻琦一位年轻的清华好友张起钧说得更加清楚。张说：“三十七年冬，共军围北平城，我侥幸得与梅贻琦先生同乘政府接运教授的飞机离北平，在这一段变乱危难的当中，我看到了梅先生崇高伟大的人格，垂为典训的风范。真所谓是：‘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 。 想看书来
告别清华园（4）
按张起钧的说法，梅贻琦离平的大体经过是：12月9日得知东单操场的临时飞机场修好，政府飞机来接运教授。当天晚上梅贻琦和北平师范大学袁敦礼校长等学界领袖以及少数第一批接运的教授，齐聚在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先生的办公室内，商讨第二天南飞事宜。鉴于胡适飞走时的混乱情形，大家主张有秩序地组织起来，由梅氏为主导，跑腿打杂的事则由年龄最小的张起钧担任。同时规定裁一部分邮简由梅、袁签字，郑天挺和张起钧盖章，算作临时飞机票，凭票登机。张说：“这批起飞的除了梅先生和本人外，计有李书华、张颐、杨武之（杨振宁的父亲）、敦福堂、赵梅伯……等先生。（当时本还有胡先、钱思亮两先生，第二天临时因故未来，又改补旁人，梁实秋夫人便是临时补进这批飞出的）计划好后，二十日清晨大家齐集北京饭店候机，由于南京有雾不能起飞，大家又在北京饭店住了一夜，二十一日中午起飞，傍晚到达南京。”
关于何介人在会上质疑陈岱孙说法过程中，提到梅贻琦曾说过南京派来飞机“不是接我的我不走”之事，张起钧似乎较为清楚并有过这样的叙述：
最使我感动的是他那临难不苟的精神。在梅先生离平的前几天，我偶然去看胡适之先生，恰好知道胡先生即将搭乘政府来接的专机离北平。于是告辞回家，默祝胡先生的顺利成行。傍晚获知：由于共军的炮火控制了南苑飞机场，胡先生一行并未能成行［后来傅作义下令军队冲了一阵，护住了机场，胡先生才与张佛泉先生等在十五日起飞。（南按：张当日未能起飞，过了几天坐民航机出来的）］。这是十二月十四日的事，那时清华的敦福堂教授逃进城来，住在我家，便忽然想起梅先生也正在城里候机离平，何不通一消息（因为当时北平的局势已极混乱，大家不能保持正常联系），使梅先生与胡先生一起飞出围城？于是敦先生便马上打电话给梅先生。凡是那时身在围城中的人，当可知道大家是如何焦急的渴望离开这围城。尤其长春围城的惨状，大家谈虎色变。假如北平的战事继续下去，则其情形将不堪设想。何况还有政治立场的问题？因此在敦先生预料：梅先生闻讯后一定大喜若狂，立即行动，那知梅先生在听到此事、并弄清这架飞机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无动于衷，一如平日缓和低沉的声调，说是他不预备去。虽经敦先生一再告以时局的危急，错过这架飞机，可能不会有机会，但他始终若无其事的谢绝了这建议。后来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飞机来了，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贴后，从容不迫的提着一架打字机，拿着两本书走上飞机。
最后，张起钧说道：在这一幕前因后果中，我亲临其境，我深深的受到了感动。而深深的体会到梅先生的高风亮节。但可惜我不能把我这意之所会，传诸于言。这并非纯由我的笔笨，而是当时还有许多相关的事件与情势，只有在这些事件的情势的陪衬中，才能了解其意义。若是摒弃背景，脱空而言，不仅挂一漏万，有失真象，并且还会由于文字的隔障，反滋歧义。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说的：“许多人在平日装腔作势，好似高不可及，一旦遇到危急关头，便丑态百出，以求苟免，因为他内心本没有真正高贵自尊的地方。而梅先生则是已把高贵自尊建基于本身，因此才能夷险一节，不为外境左右。甚至在生死存亡的关头，都一直保持着尊贵不群的风格，使人顽廉懦立，肃然起敬。—这才真是中国读书人传统的最高修养；这才不愧是一个‘人物’。” ＇15＇
告别清华园（5）
正是梅贻琦无愧于一个“人物”，才不可能像昆明躲警报时的吴晗一样面无血色，“连滚带爬”地丑态毕现；更不可能以堂堂的清华大学校长之尊，屈居于同是一校之长的胡适膝下，求其走后门开舱救济，何况关乎清华续亡存绝命脉的全部庚款基金还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尽管梅贻琦绝没有仿效当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而挟基金以自重之心，但南京方面的官僚也不至于糊涂到把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忘却。因而，在胡适出走之后，南京再派机“抢救”梅贻琦就成为一种必然。而此前袁随善所说梅于匆忙中被稀里糊涂地“驾上飞机”的妄语便不攻自破。此事之真伪不但与梅一同飞南京的李书华、杨武之等人日后在回忆文章中道出实情，即在飞机降落南京的当天傍晚，守候在机场的《申报》记者在第一时间对梅贻琦进行了采访，梅说：“现与抗战时期不同，另建联大或无可能”云云，内中透着惋惜之意。假如他是被外力强行架上飞机，又何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因而只能说袁随善所言，是一个颇为离奇且有点像警匪片一样刺激的故事，只是这故事编造得过于荒诞离奇罢了。1965年，也就是梅贻琦去世第三个年头，原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后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叶公超在回忆文章中说道：“梅先生是个外圆内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愿意作的事，骂他打他他还是不作的。” ＇16＇短短几语，已触到了梅贻琦的典型性格和心灵深处。叶是清华知名的教授，与梅共事多年且私谊甚笃，他对于梅的评价绝不是似是而非的外交辞令，而是真实地道出了梅的内在本质。这一点，从冯友兰的回忆中亦见得分明。
时任清华文学院院长的冯友兰说：1948年12月上旬，陈雪屏从南京到了北平。陈本来是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后来当了西南联大的训导长，南京认为他有一套对付青年的办法，把他调去当了青年部部长。陈雪屏抵北平时，由东北南下的解放军已推至昌平一线，陈于匆忙中召集梅贻琦等清华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并云南京已派飞机至北平南苑机场待命，被“抢救”者随时可以登机南飞，等等。在场者相顾无言，均不置可否，会议不了了之。想不到挨到12月中旬，“有一天晚上，校务会议在梅家开例会。散会后，别人都走了，只剩梅贻琦和我两个人。梅贻琦说：‘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他已经知道我是坚决不走的，所以说了这一番告别话” 。 ＇17＇冯友兰听罢不禁黯然神伤，又不知如何言说，二人相望不语，握手含泪道别。
就在陈雪屏抵平促梅贻琦南飞的空隙，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即12月12日晨，北平北郊枪炮声甚密，时闻炸弹落地爆炸之声。陈寅恪在清华国学院时的助手、后为清华中文系代主任浦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