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迁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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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以为然。
十月二十八日，北兵至城下，地永斯坚屯仁王寺，骨娄结赞屯太安山，山乃刘仁恭所筑，不甚高。十一月一日，攻顺阳门、南顺门、四会门，门楼上以沸汤热粪沃之，北兵乍退乍进，结赞遣人自西门之北，拔木扳城以上，一呼而前，黑旗驰走，诸门守兵皆溃，用章令开苑城洞门纳之。二日午后，攻内城南角道，左卫统军李思安，发擂木牛鼻炮击之，敌死甚众。六日，北兵发民间所叠木植竹芦等，皆叠于角道城下，务与城平，欲前搏战，思安等募人，自龙游池凿地道，以干姊涂硫黄，破絮蘸油，间塞于所叠竹木之下。八日午，北兵登木堆，用冲车大铁锥打城，火自下发，众皆惊走，斯坚遣将于夹城口用大刀砍其众，不许退，焚死者甚众，臭不可闻。聂希古请夜劫其寨，用章曰：“不可。劫寨须是有可据，今敌据前南顺门，去子城九里，万一失利，为敌所觉，群起追逐，开门纳众，则敌亦乘间而入；不纳则是无故遣三四千人纳之死地，不惟无益，且损吾气。”希古喜曰：“枢密所说皆是，此社稷之福也，宜白上，当以厚报。”用章曰：“人臣尽忠，何报之有？但强敌攻击至于阙下，此为我辈愧耳。”张思颜谓聂相曰：“万一敌退，宜思大计，此不可频频侥幸。”是晓，大雪，国兵皆安，北兵驰跃雪中。十四日，雪霁，三大王自沈州运干蒸饼、牛马肉凡五十挽车，北兵喜甚。十七日己已，攻内城，张琼、范泰自子城上用强弩射之，用热沸油泼其体，死者虽众，攻者不辙，用大铁镵，镵阔尺余，尾作长尖柄，以大锥锥砖上蹈之以上，有登至半者，李思安命兵士执大刀、大斧，待其上将到者，斫碎飞尸以下。北兵以府第、寺观漆板壁门扇及窗槅叠为高木，与城同高，旁搭飞梯以升。用章造六轮车，上立两柱，横贯巨木五丈余，横戛木城，兵多坠死，车行既骤，北兵扼不能遂，皆俯伏以俟木过而起。用章令夜造搭桥，次日，用章以戛之木搭桥随后，北兵才伏，勇士执大斧跨搭桥至其上，斫其背，北兵大败，因夺木城，拆板壁以坠，北兵百计攻城不克。用章令随方隅置厕，兵人不得野溷，厕溢煮之使沸，以沃北兵，凡所沾秽，体皆生痏。不野溷则无臭秽，疾病不生，独柴薪渐乏，至拆绛霄殿、翠霄殿、琼华阁分给四城为薪。二十五日，北兵渐退。
二十六日，无一骑在城下。范泰欲出兵追袭，永兴王使白用章，用章曰：“不可。北兵知我守此五城，共有十万兵，若设伏于平地，猝起与战，我兵必败。多遣，则守城之兵不足；少遣，适为敌擒。彼无故弃去，必是有巧，第少忍之。”次日早，忽金鼓震响，驰马探之，乃前队引去，以精兵伏于仁王寺、太安山东翠园，星兴观，俟我追兵出城，夹击之，因复攻城，众乃
服用章之言。十二月二日，北兵屯顺州，顺守出奔，一城老幼尽杀之，凡半月余，始自古松越龙汉以北而归国。
四年癸酉八月，北兵至紫金关，距燕京二百里。十月辛亥，北兵复围燕京，分兵徇河北、河东、山东诸郡，回薄燕京，环城下寨。是时，北兵势盛，所将降人杨伯遇、刘伯林同汉军四十六都统，及大项军马分三路攻取河北、河东、山东诸郡。其时，中原诸路之兵，皆往山后一带防遏，城中无兵可守。悉佥乡民为兵，上城守御，北兵尽驱其家属来攻，父子兄弟遥相呼认，由是人无固志，所至郡邑皆下，惟真定、大名、青、郓、邳、海、沃、顺、通州有兵坚守，北兵不能破。北兵又约南宋交攻。十一月，燕京乏粮，上复遣使请和，北兵索犒军金、帛、牛、羊、驼、马等物，上皆从之，北兵归居庸关，尽驱两河少壮十余万而去。北兵既退，上喜甚，以手叩天对群臣曰：“不图今日再得相见。”未几，旧疾复作。十二月四日，淄王允德自磁隰引勤王之兵三万至城下，入见而泣，上已不能言，至晚始苏，会大同帅臣解士政奏言，奉诏之次日，即遣同知全伯野，借郎中使蒙国，且许犒以金帛二十万，元兴言北兵虽退，秋必复来，四民俱废，国何以立？宜少顺其意，或许以婚，或赂以财，且大臣欲以金帛与蒙，未见其益，不与北国，立见其害。
付都堂议其可否。左谏议大夫兼御史上大夫穆次仁言曰：“御敌必原其意，然后始有屈伸。今北国树立大辩之余孽，欲有我河北、河东、幽、燕之地，自欲得我辽阳、上京、会同、临潢等路，北国之所欲者吾土地也。事以珠玉金帛，事以子女，皆不得免，将见使者日至其国，而彼不得其欲，此志不厌，以此计较，徒废玉帛子女，而彼惟欲灭吾国，我虽赂之无益。蒙国隔在北国、西夏之傍，彼欲吾地，则有北国以为之隔，惟使金帛悦之，可以结其心，彼既乐从，便当为我以扰北国，少舒国患。”众以为然，续闻北兵之退归，蒙人攻其西部。是春，完颜叔良归，所言之事皆如其所陈。
五年甲戌正月八日，诸大臣入问疾，上曰：“惟愿作病里去，荷公等不死于兵，知荷知荷。”是夕晏驾，翌早，枢密完颜宇、乌陵用章宣遗诏，且令速葬，仍以国家多难，山陵痛加节约。上在位五年，宽仁恭俭，力矫前弊，虽曰善政未及修立，天下无不怜之。是日，百官议所立，用章曰：“淄王乃世宗第八子，功勋夙立，容止可观，请众立之。”于是，奉迎以入，王辞让久之，乃从，立为皇太弟。十日昧爽，淄王允德即皇帝位。二十八日，知大名府俞崇义奏曰：“生民薄祐，大行遗弃万国，遗诏所逮，民皆感哭。伏思太宗及忠献王定鼎中京，已及百年，变通之理不可蹈常，自大兴以来灾变荐臻，七年之间三有大变，北兵猖炽，三次围城，虽人事之未修，亦天数之否运。盘庚以河患犹且迁亳，况今外敌如此，若燕中王公士民恋本重迁，畏闻移徙，臣恐为社稷之忧非细故也。一二年来侥幸，以今思之，迹已尽危，岂可为常？大福不再，如臣言可行，乞行下大名，容臣治办，俟山陵后，即乞大驾光临。”有旨集议于明阳殿，嗣庆王琮、嗣安王伸，谓燕京规模壮大，不可轻迁。
完颜宇、乌陵用章、张庆之、葛安民皆曰：“昔忠献王佐辅太宗，既灭辽平宋，欲逮上京，以龙朔上国为根本，以辽阳、长春、会宁等路为北畿，以河北为东畿，故于大兴称中京，以会同为北京，以黄龙为上京，以中山府为南路，接引根本，东西南北道里适均。虑南宋有取河南、山东之心，每视为之度外去来之物，凡河南财物贡赋悉储于大名，山东之贡赋悉运之于镇州。临终付属于忠烈王及诸大臣，盖以南宋为虑。及废刘豫，又以其地归之于宋，此忠烈王欲诱以歼宋兵，为取江南计也。
谋计不齐，乃复取之，故当时控压中外，莫过于中京，今上国及古长城外之地已皆陷失，巍巍帝都，邻为敌境，兵戈朝起，夕已到都。彼乃众大之势，尚复泥古而不知变通，余崇义之奏迁都是也。但大名不知如何？更议定之。”嗣安王伸曰：“昔太祖与宋夹攻耶律，约事定之后，以燕京归宋，耶律既灭，太祖便令如约。忠献王爱其山川广表，风俗坚悍、力劝自取。太祖微服以往，归谓忠献王，燕真好真好，但我不欲失言，我死后，汝辈自取之。今舍之而去，是失燕京也。”张庆之曰：“与其失社稷，孰若失燕京？”伸无以应。完颜律明曰：“他处不知何如，中京断不可留。”聂希古曰：“今河东有太原，河北有成德，中山府有大名，山东有东平，河南有汴京、有洛阳，陕西有永兴，惟此八处，皆古帝都。太原地瘠民贫，迫近西夏，成德、中山亦非久计，永兴西迫夏，南迫蜀，汴京近宋，皆不如大名得两河之中。闻余崇义葺理甚有规模，亦可保恃。”嗣庆王宗曰：“今弃燕京而去，祖宗山陵尽在北地，若有残坏，公等何面目以辅人子孙？”庆之曰：“太祖葬长白山，今已隔绝，卢龙诸陵若使边镇得人，亦是无患。为人子孙，以不坠宗祀为本，若北兵未尽，燕京必危，血食尚可忧，况陵寝耶？”
中书舍人孙大鼎曰：“中京便作不可迁，亦须暂时迁避，以俟敌势衷怯，然后还都。国人多苦热，谓河南暑毒可畏耳。”庆之曰：“极北苦寒，极南苦热，惟河南北得寒热之中，炀王既都燕，以亲王宗室上国人畏暑毒，到二月末，遣归始兴沈州龙漠过夏，至八月回京，自大辩与北兵攻陷上国，二十年来，不往避暑，亦不闻有病热死者。忠烈王既复取河南，欲迁上国人居于梁、宋、齐、鲁，时皆以为不便，及炀王丧还，世宗初立，山东、河南北人，结集起兵，请援南宋，世宗始令上国人，筑土室以居河南北，以河南北人为上国，今七十年矣，亦不闻上国人以河南为不可居者，此小节耳，岂可妨大计？”议论久不决。五月，葬德宗于福宁陵，虞主返，上迎泣过悲。侍读高宗直曰：“陛下宜少宽圣情，在礼不过始接三举，已至并爵酹四举耳。”上曰：“不然，卿独不见诸公近日议论乎？陵寝宗庙自兹益远。”宗直亦泣下。知永兴军大行台御史大夫邵纂奏曰：“闻崇义奏乞迁都，俟山陵以后，当有定议。今盛暑无几，秋风渐劲，迁国大事敢竟一岁而图之，恐北兵既来，噬脐无及。”十八日虞祭。十九日诏曰：“国有大事，谋贵佥同，我太祖效文王之兴岐，居龙朔以有天下，忠献继周公之卜洛，宅中京以朝诸侯，顷岁多虞，兵灾未已，臣邻思久远之计，国人怀故本之思，合各进言，以图长策。”是日，集议于秘书省，嗣王二人既承诏，皆无语。枢密完颜宗鲁对曰：“盘庚迁亳不可效袭，平王迁洛愈见衰微，我国家以雄强战斗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远投梁魏，以此御敌，恐其不然。古人有言，我能往，寇亦能往。苏峻之乱，人皆欲迁会稽、豫章，而王导不听，迄能立国百年。今徒见北人有画河之议，欲自燕而南迁，舍河北以厌北人之欲，则河南、山东为国家之久计，臣恐不然。不若以宗庙社稷之重，君臣上下竭力死守京都，以转输中原，使中外犹知我为雄强之国。臣以为，有中京，则有河之南北也；无中京，则河北不可保，河南其能独立乎？”云云。
时枢密乌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之，意谓有人则中京不必动。聂希古中不能平曰：“诸君各思为社稷计，勿怀己私，徒口舌之辨。”用章本无他意，直前言曰：“中京当迁，已无可议，今惟议所迁之地可也。”秘书监兼中书舍人俞宪之、著作郎雍迪曰：“枢密之言是也。太原地瘠，浸近北国与西夏，中山犹燕京也，永兴、太原皆不可。惟大名、洛阳、汴京可耳，惟上所择。”参政费钦曰：“汴京为四通八达之冲，梁宋地平，赵氏居之，至宣和而事体可见。然彼所以居者，资给东南六路漕运。今我何仰？不若洛阳，为天下中，犹有险固可守。”聂希古曰：“洛阳不如永兴，汴京不如洛阳，洛阳诚可都也。但洛阳宫殿废坏，地多荒圯，今若一旦修造，则国力不支，若因仍，则非以为帝王之都。汴都宫阙，自正隆主缮修之后，今犹坚完，气势犹壮，权居之宜，惟汴为可。”侍郎李迪曰：“国初不以河南为要，忠献王、忠烈王常视为去来之物，兼迫近南宋，亦不宜居。”直学士院孙大鼎曰：“太宗平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有故国之思，每切虑之，岂是不要耶？今日之事，固已久矣，都知何疑？宋之用事似非有大志。彼方以韩侂胄为戒，谁敢议此？况吾国兵较北兵诚不如，较宋则制之有余力。”
聂希古曰：“众议纷纭，各为矛盾，自晨至晡，尚犹未决，惟白上以定都于汴。”众犹以李迪之言为然。翌日，孙大鼎又疏曰：“古今殊时，事势亦异，论事不如论意，知其意则事可知，臣窃惟太宗命忠献王及庄、武二太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献再往，极其智巧，胁之以威，诱之以术，夕虑朝行，谋终谨始。考其设施，大略有三：汴京既克，不忍肆兵，诱之使至，始行废夺，凡其子弟群从布置耳目，搜录无遗，惧颠木之由蘖，终将为国之害，不思康王在于河北。大军既返，宋号复兴，天时方暑，未可回辙，秋风稍劲，忠献以三千骑由山东以趋淮甸至扬州，随得而复失，续遣四太子越江穷追于海隅，以乘桴而不及，胜败相当，势始可虑，此其一也；宋既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陕西是其故墟，忠献惧亟取则百姓难谙于政化，先立张楚，次立刘齐，若果争必取，则复树立靖康君，使其兄弟相为禁持号令，而南自弱谋未尽行。忠烈当国，锐意为取江南之计，归三京以诱其将兵于平地，彼守河则江必虚，彼不守河，则是我尝归之，彼自委弃在遗民当自归曲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