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上帝-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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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教等信徒，总共不过二、三千人，＇注＇大约仅为还俗僧尼的百分之一，从此以后，
景教便濒于灭绝，足见其信徒数量之有限。而且，有迹象显示，景教的信奉者当中，
大多为来华的西方人和少数民族，汉人恐怕很少。
景寺与佛寺的数量相差之悬殊，从下面一条史料便可揣知大概。这是某佛寺碑
刻上的一段文字，镌刻时间是唐穆宗长庆四年（824年）或稍后，正是武宗灭佛之前
景门尚较兴旺的时候：
（国朝）亦容杂夷而来，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合天下三夷寺，
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也。＇注＇
至于经卷，据唐代景教文献《三威蒙度赞》后所附《尊经》记载，大秦本经籍
凡五百三十部，只中译三十部卷，其余存放而没有翻译。景教译经与当时流行的佛
经相比，简直是沧海一粟。并且，从景教这为数寥寥的译经后来也大多亡佚的情况
看，当时的流传也不会很广。
景教始终未能像佛教那样建立起规模巨大、形态完备的组织和设施，没有自己
的神学教育机构，未能尽多地吸引、发展中国信徒和培养出本土化的教牧人材。所
谓“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云云，夸张性的颂辞而已。
依傍于三家之间
更要紧的是，唐代景教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起像儒、佛、道那样系统而博大精深
的理论体系，缺乏从学理、学派上与三家竞争抗衡的基础条件，这也就等于没有自
己独立的灵魂。事实表明，景教对儒、佛、道三家都得趋附。
基于同系宗教之属的关系，景教在语言方面多借助于佛、道。譬如其教士通称
为“僧”，教堂通称为“寺”，使徒、天使和圣者则称为“法王”，甚至称天父为
“佛”，显然都是袭用佛家称谓。此外景教文献中还有像“妙身”、“慈航”、
“真寂”、“功德”、“大施主”、“救度无边”、“普度”等不胜枚举的大量佛
家语。景教士中最著名的文人景净，竟还直接从事佛经的翻译工作，与人合译过
《六波罗密经》。
景教也借助道教语言，譬如其译经中或以“天尊”指称上帝，便是明显例证。
若不如此，景教的信息传播都成问题。而这样做来，就很难不失却其内容本意。但
是佛道两家并不喜欢景教的混迹和帮闲，起而攻汗景门的事情屡有发生。
儒家对景门的敌意也决不为轻。景门却不能不极力迎合儒学的“真义”。这从
唐景教的《序听迷诗所（诃）经》中即可以斑窥豹。
该经又名《移鼠迷诗河经》，“移鼠”是耶稣一名的古译，“迷诗河”即“弥
赛亚”。此经前一部分阐释教义，后一部分叙述耶稣行传。其所阐释的教义中，
“十愿”是为重要内容。这是由圣经中的“摩西十诫”演化而成的，但作了明显改
造。十诫中的前四诚是要求信徒遵守的纯宗教规矩，强调独尊上帝，实际这也是十
诫总体内容的核心。而十愿中以所谓“人合怕天尊”一项取代了十诫中的前四项内
容，余则着重阐释孝养父母，以此作为十愿的核心。并且把“事圣上”而讲忠道与
“事天尊”、“事父母”并列，作为一体讲求、不可割裂的“三事”，伦理化、世
俗化的倾向显而易见，具有浓重的儒学味道。
看来，这种所谓“译经”。很难说是忠于原文的照译，有意取舍加工迎合儒家
伦理的痕迹很明显。再联系景门效法习行“跪双膝，并两肘”、“拜龙颜，献圣寿”
等中国礼仪，更能说明问题。
景门不但难堪地依傍于儒佛道三家之间，到头来更得逢迎李氏皇室。上面述及
的阿罗憾的集资，及烈的制器，崇一的施医等事皆不失为例证。即使大秦景教碑的
产生，与其说是为本教树碑立传，不如说为唐室歌功颂德更合其主旨。碑文连篇累
牍地是对唐室的谀颂之辞。将唐帝的偶像陈设于景寺接受礼拜，按说分明是大悖于
基督教教规和礼仪的事情，但碑文中却颂扬备至。
唐武宗以前的诸帝，对景门礼则礼矣，但因为该教对唐室来说并无儒佛道那般
重要的功用，所以对其决谈不上真正看重，只不过如同长者对远道而来的一位垂髫
小客，捉手抚头般地做一点亲呢的表示而已。
既然景门是这样一种附庸的身分和处境，平时唐室打个喷嚏，它也要被震得抖
上三抖，那么一旦君王主子的脸色一变，态度一改，真的发起脾气来，其厄运和灾
难自然就是在劫难逃了。
风雨飘零
按说，唐武宗祭起的那场风暴，主要是针对佛教而非景教。事实上，凭景教的
地位和力量，根本不足以对大唐皇权构成什么威胁，是不值得其动用牛刀的。那么，
武宗为何在灭佛中间连景教也捎带同灭？
变因的启示
武宗灭佛的原因，至少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因为寺、僧规模过巨，给社会压
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不但影响社会经济，而且有危害王权之虞；二是作为长期以
来唐室导演的佛、道之争的突发性激变；三是出于排外思想动机。最后一点尤需特
别注意。
武宗在灭佛诏中有云：“是逢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行滋多……而岂
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注＇可见，他是把佛教以及连同景教在内的一切
来源于外国的宗教，都视为不可容忍的“异俗”，鄙以“区区”二字，排外的狭隘
情绪明显表露。从另一敕令中，有所谓“大秦穆护沃等祠，释教既已厘革，邪法不
可独存”＇注＇之言，可得到更真确的印证。
其实，这不仅仅是武宗和个别臣僚思想情绪的反映，而且也代表了当时的一种
社会心理。这时的国情国势和社会环境条件，较之唐前期发生了明显变化。武宗灭
佛诏中的“是逢季时”四字，绝非偶然之笔，大有文章可堪揣摩。正如著名史学家
范文澜先生所论，大抵一个朝代，每当国内混乱，统治动摇的时候，对内越是惴惴
不得自保，对于外来文化越是顽固地排斥拒绝，不敢有所触发。
自安史之乱以后，唐朝举国动荡，国势大衰，非能昔比。唐后期的皇帝们已经
缺乏唐太宗那般宽阔的胸襟和谦虚的气度，不论灭佛兴道，还是重佛抑道，其中都
包含着浓重的宗教偏执与迷狂的成分，而积极的文化心理因素是大为淡化了。
命运各不同
武宗灭佛后佛教与景教的命运，因为它们势力上的大小之差，根基上的有无之
别，生命力的强弱之异，结果也就大为不同。
佛教虽然是被打击的主要对象，一时也的确遭受大劫，但不久便又开始复兴。
景教则一灭殆尽。景寺荡然无存；中国的教徒统统被勒还俗；外国教士则多被遣返
回国，个别留居者也不得不改换门庭，或是讲习中国儒术，或是潜入中国教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景教向道教的委身。以吕洞宾为代表的吕祖道派就融进了景
教成分。像《吕祖全书》以及专记吕祖故事的《海山仙迹》等书中，都杂糅进了与
景教有关的一些内容。特别是《吕祖全书》中的《救劫证道经咒》篇中，包含着景
教赞美诗歌中的许多语句。对此，有的学者作有专门考证。＇注＇这说明，景教在唐
末被禁绝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还是存在的。
但无论如何，景教作为一个教派，自唐末在中国内地就不复存在了。一直到元
朝建立，这数百年间，在中原大地上连其几星残火也已罕见，惟在边塞某些地方，
它尚有一息相延。
文化昌明的唐朝，留下的史料相当丰富，而有关景教的记载却如凤毛麟角，以
至龙与上帝关系史上这第一朵浪花，险些被岁月的长河湮灭。在大秦景教碑出土以
前，唐代长时间里有过基督教流传之事已鲜为人知，唐朝典籍中偶尔记载到的“波
斯僧”、“大秦穆护袄”，一般都认作是佛教一类的称谓。直到明末偶然发现大秦
景教碑，经过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学者的考释，才认定了有关史实。后来在敦煌石窟
又发现了少量的唐代景教文献。据此，再结合其他有关资料，我们才得以一睹这本
来就不甚显眼但又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朵浪花”。
马背上的异客
第二章 马背上的异客
蒙古大汗对基督教十分宽容，但他们说：“如同神赐给我们五根不同
的手指，他也赐给人们不同的途径。”
也里可温的兴亡
随着元世祖忽必烈定都燕京（后改称大都，即今北京），蒙古铁骑扬威中原，
基督教在中国又时来运转，一度振兴。这时其名号叫做“也里可温”（对该教及信
奉者的统称），乃蒙语“福分人”、“有缘人”的意思。也里可温这时已不再是单
门独户，而包括景教和“正统”的天主教两个家族。
就契机而言，上帝此番是由蒙古马背上驮进中原的。
传统与契机
景教自唐末在内地灭绝殆尽，仅北方边塞地区尚有延续。后来，该教在蒙古的
乃蛮、汪古、克烈等部落中获得发展。回回世纪初年，就曾留下了20万克烈人皈依
上帝的逸闻。据说，克烈王某日在山中行猎，为暴风雪所阻，迷失了路径。忽然间
有一圣者显形，对他说。“如果你信仰基督，我愿引导你走出迷途，使你绝境逢生。”
克烈王答应了，于是在圣者的引导下安全地返回营帐。因此，他和他的臣民便都信
奉了上帝。
这并非神话故事，明明白白载于当时教会的函件。其情节固带有传奇色彩，20
万的数字也或多夸大，但克烈部世有信奉基督教者确是事实。成吉思汗时克烈部长
王罕的祖父和父亲的名字，明显都和基督教有关。该部扎合敢不的女儿莎尔合黑帖
尼，即蒙哥和忽必烈的生母，也是该教信徒。蒙古诸汗的家人和宫廷里，多有景教
的信奉者。至于社会基层景教的活动，也有迹可寻。
蒙古人不但与景教有着密切缘分，而且早在其入主中原以前，就与天主教方面
发生直接接触。
1246年，作为教皇专使的柏朗嘉宾（Jean de Plen Carpin），就来到过蒙古的
都城哈刺和林，还参加了贵由汗的登基大典。1254年，法国的天主教士鲁布鲁克的
威廉（William of Rubruk）也来到蒙古都城，拜访了蒙哥汗。他们都写有出访报告，
介绍了蒙古多方面的情况，流传下来成为研究蒙、元史和中国北方地区历史的宝贵
参考资料，其中就有不少关于基督教在蒙古的见闻。
教皇专使
忽必烈本人，在他尚未南下建立元朝的时候，就以特别的兴趣和热情与天主教
廷联络，媒介是意大利的尼可罗·波罗（Nicolo Polo）和马飞阿·波罗（Maffeo
Polo）兄弟。这两个贵族出身的威尼斯商人，主要是受金钱欲望而非宗教热忱的驱
使东土探险，于1265年来到当时蒙古的都城上都（即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
河北岸），朝觐忽必烈。
这位蒙古大汗和蔼而亲切地接见了来宾，兴致勃勃地垂询西方国家的情形，而
“尤其关心教皇的起居和工作状况，教会的事业、宗教的崇拜和基督教的教义”＇注＇。
并恳切地委派波罗兄弟充任访问教皇的专使，邀请教皇选派100名既精通宗教神学，
又熟谙七艺（指修辞学、逻辑、文法、算术、天文学、音乐、地理）的人，来和蒙
古的学者们切磋学术，弘扬教义。又特别嘱咐他们，从耶稣基督圣陵的长明灯上带
一点圣油来，说是自己敬重耶稣，把他看作真神。波罗兄弟跪着接受了使命，表示
为此宁愿赴汤蹈火。
波罗兄弟果真没有食言，历经千难万险回到故国，与教廷取得联系，又专程去
耶路撒冷取上圣物，最后身负新教皇格列戈里第十（Gregory X）的使命，偕同教皇
特派的两名教士，并且带上17岁的儿（侄）子马可·波罗（Marco Polo），再度踏
上东行的万里途程。这一年，正好是忽必烈建立元朝的年份（1271年）。
没走多远，两名教士就畏难而退，波罗家一行三人百折不挠，继续前进。他们
穿经叙利亚的两河流域，横跨伊朗全境，踏过中亚沙漠，翻过帕米尔高原，寒暑数
度，于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到达上都。其时忽必烈正在这里“巡幸”暂驻。
波罗一行详细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呈上教皇的书信和礼品。忽必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