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上帝-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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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教会出版机构以外，还有一些传教士在隶属清政府的出版机构中任职，亦
不可忽视。
　　　　当时清朝官办出版西学书刊的机构主要有两家，一家属于京师同文馆，另一家
由江南制造局附设。它们的出版业务实际上分别由新教教士丁韪良和傅兰雅（John
　Fryer）主持。两家的规模虽然都不如广学会，但出版物的专业性更强。同文馆主
要出版有关洋务知识的书，江南制造局所出书籍则以科技方面者为多。
　　　　傅兰雅特别值得一书。他是英国人，60年代初来华，同治七年（1868年）正式
受聘于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在职28年，做出很大贡献。傅兰雅是“世俗派”传教
士的典型，并且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士。他真诚地以传播西学，特别是科技知识
为己任。有评论说，他有志于此“更甚于使中国人改信基督教”，并不虚妄。他把
在江南制造局从事专职翻译、出版西书的工作，看作“大可有希望帮助这个可尊敬
的古老国家向前进”，跨上“向文明进军”轨道的“一个有力手段”。为此，他勤
于职守，兢兢业业，单独或与他人合作，共译撰西学书籍130余部（包括离职后继续
为该局译、撰的少量书籍），其中绝大部分为自然科学方面者，涉及数学、物理、
化学、航海、采矿、机械、冶金、生物、农业、医学、军事技术等诸多学科。
　　　　尽管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这些书籍的效益难能充分发挥，但还是有相当影响，
学术和思想界的新派人物不少得受其益。例如，康有为为探究西学的需要，就曾购
买了该局当时所有的译书。谭嗣同的名著《仁学》和他的论文《以太说》中，关于
“以太”的概念就是取自傅译《治心免病法》一书。
　　　　傅兰雅以传教士身分主要从事有益的文化工作，为我们关于清季传教士角色的
“多类性”观点，提供了一个典型例证。
　　　　就清季教方在华兴办和参与书刊出版事业的总体情况而言，其主要目的是要通
过所谓“文字播道”，对中国进行“精神征服”。他们认为，出版事业是达此目的
的最迅速、最有效的途径，“别的办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
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只要保障住在中国出版主要的书刊，“就控制了这个
国家的头和背脊骨”。不管何种内容的出版，最终目的皆不外于此。另外，有大量
文字公然为殖民侵略、为奴化华人张本，教方在华的书刊出版事业，不仅仅为了传
教而且不可避免地成为殖民侵略的帮凶。
　　　　但从客观效用上看，教方在华的出版事业，对中国文化更新和社会进步也有一
定的促进作用。报刊是近代社会资讯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教方出版多种新型书刊，
接触的对象既广且众，其资讯传播对于打破中国社会传统的闭塞状况，创造一个资
讯流通的社会环境和氛围，启导民众的社会参与意识，自有稗益。并有助于中国人
了解西方和世界大势，从而更新观念，激发对新思潮、新风尚和新价值取向的追求。
至于教会出版机构最先在中国使用近代印刷技术，则是应用科技输入的重要项目。
　　　　　　　　　　　　　　　　　　　　　　　　　　　　鬼谷先生的地盘
　　　　“鬼谷先生”争夺孔门弟子的地盘，这是时人针对教方办学之事所置的喻辞。
　　　　“鬼谷先生”兴学办教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开始。马礼邀来华后，便把设立培
养宗教人材作为一项活动计划，因当时中国尚处禁教时期，遂先以华侨聚居较多，
又邻近中国的南洋马六甲作为基地，指示在那里工作的教士米怜（Wm．Milne）负责
筹建。1820年，名为“英华书院”的教会学校正式开学，入学者大部分是旅居南洋
的华侨子弟。马礼逊死后，为了纪念他，外侨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在广州成立
了“马礼逊教育会”。该会标榜的宗旨是：“采用开办学校和其他办法，改进和推
动中国的教育”。由该会创办的“马礼逊学堂”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在澳门正
式开学。
　　　　鸦片战争以后，马礼逊学堂和英华书院都迁至香港，两校分别由美国新教教士
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和英国教士理雅各主持。学校规模不断扩大，课程
设置也日趋正规。譬如马礼逊学堂，除中文课外。西学开设有英文、地理、历史、
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音乐等课程。中国著名的新学人物容阂
和著名西医黄宽，都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后来他们又由布朗携至美国留学。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在宁波开设女子学塾，是
中国的第一所女校。随后，厦门、上海、福州等地也相继由教方开办起学校。到19
世纪50年代末，香港及通商诸口的教会学校计约50所，学生千人，皆属小学，生源
主要是穷苦教徒子弟或无家可归者，一切费用由学校供给。
　　　　　　　　　　　　　　　　　　　　　　　　　　　　　　　发展的轨迹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内地传教事业的普遍开花，教会学校也明显增多。到70
年代中期的十几年间，教会学校的总数增加到800所，学生达2万人。仍以小学为主，
但开始有少量的中学（约占总校数的百分之七），此期的教会学校中，新教方面开
办者有350所，学生约6000，其余为天主教会所属，总规模上超过新教。比较著名的
学校，新教方面如登州的蒙养学堂（后改称“文会馆”）、北京的崇实馆、上海的
培雅学堂和恩度学堂、杭州的育英义塾等。天主教方面如上海的圣芳济书院、天津
的究真中学堂、上海的崇德女校等。
　　　　到70年代后期，教会在华教育事业加速发展，新教方面尤为突出。光绪三年
（1877年）新教在华传教士第一次全国大会上，将加强教育工作作为主要议题之一，
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即“益智书会”。及至光绪十六年（1890年），举行第
二次全国大会时，该会已编辑出版有84种课本，50种地图和图表，内容多是非宗教
的，并销书3万多册。这年的大会上将益智。书会扩大改组为“中华教育会”，进一
步加强了教科书和其他相关方面的工作。
　　　　发展至旧世纪末，教会学校总数增至大约2000所，学生达4万名以上。中学在总
校数中的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十，并开始出现大学的雏型（此时尚属在中学的基础上
加设大学班级）。新教办的学校和学生数目大幅度提高，生源的基础也较好。
　　　　20世纪以后，随着在华福音事业“黄金时期”的到来，教会教育事业更得以迅
速发展。到清朝灭亡的十余年间，教会学校的数目和学生人数成几何倍数增长。学
校规格、级别明显提高，特别是大学的正式设立发展，更能体现其特征。该期已有
若干所教会大学相继设立。除上海震旦大学属天主教外，其余皆属新教，有苏州东
吴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广州岭南大学、杭州之江大学、成都华西协
和大学、武昌华中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等。
　　　　除了教会学校之外，还有一些传教士在非教会学校中任教甚至主持教务。最典
型者是丁韪良，他从同治八年（1869年）开始，在清政府的洋务学堂京师同文馆担
任了25年的总教习。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著名的京师大学堂作为新政成果诞生，
丁韪良又出任该校总教习，被清廷授二品顶戴，这件事成为美国轰传一时的新闻。
丁韪良在该职任内，所聘的中外教习几乎都是教中人士。
　　　　不论是教会学校还是教方人士涉身非教会学校，都力图按照他们的需要来培养、
塑造人材。长期主持登州文会馆、俨然成为职业教育家的美国新教教士狄考文（Ca
lvin　Vilson　Mateer）曾宣称，不仅要使学生们皈依基督教，而且要使其“成为上
帝手中得力的代理人”＇注＇。担任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半个世纪之久的美国教士卜
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更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学校和大学，就是
设在中国的西点军校”＇注＇。
　　　　撇开这些不论，教方（特别是新教）施行的西式教育不以科举为取向，摒弃无
稗实际、禁锢才智的八股帖括，教授较为系统的近代知识科目，对于弊端丛生的中
国传统教育体制来说，确实具有破旧立新的启蒙意义。一方面刺激着中国传统教育
方式和内容的更新，所谓“鬼谷先生”与孔门争夺地盘之说，正是反映了这样一种
情况。狄考文就曾批评中国教育当中古训至上，内容范围太窄，不过“仁义礼智孝
梯忠信”而已，建议中国改革教育制度。广设普通学校、职业学校、大学、女学，
并把土农工商全纳于学。中国从同文馆到京师大学堂的设立，从官学的改造到新式
私立学校的兴起，都无不直接间接地受教方影响，女学的设立更是承其所开先风。
另一方面，在知识的传授上也使从学者不乏直接受益之处，获得从旧学堂里所无法
学到的新知识。
　　　　　　　　　　　　　　　　　　　　　　　　　　　　　　　　双重拯救
　　　　道光十五年（1835年）冬，在广州城里新豆栏街，一家眼科医局开张了。来就
诊的人络绎不绝，多是些衣衫褴楼、愁容和病态交加的穷苦人。有患眼疾的，也有
诊治其他疾病的。一位年轻的西洋医生，忙不迭地接待着患者。他就是美国传教士
伯驾，教方在华医疗事业，即由此展开。
　　　　　　　　　　　　　　　　　　　　　　　　　　　　　　最早的西医院
　　　　伯驾是一个医学博士，受所属差会派遣来华办医。他的医局设立的第一年里，
便收治病人2100多人次，慕名前来访问参观者，不下六、七千人次。到鸦片战争爆
发时，经伯驾诊治的病人已有近万人次，且都免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则徐在
广州主持禁烟期间，也曾间接地接受过伯驾的诊治。伯驾专为林则徐立下一张病历
书，编号为6565。他带给过林则徐一些治疗气喘的药和一副扎缚肚子的带子（林患
疝气）。
　　　　如果就其借医传教的效果而言，委实很不可观。即使到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已
公开化，伯驾虽然利用一切可能的场合、机会和手段向患者施加福音的影响，但众
多就医者当中，对此感兴趣者仍十分稀少。据曾定期到医局协助伯驾传教的梁发说，
三年半时间里被邀请参加礼拜聚会的15000多人次中，“真诚研究真理（指基督教教
义）的只有三个，而受洗归主的人竟一个都没有”。＇注＇
　　　　尽管如此，医局还是坚持开设下来，并且越办越大。伯驾于咸丰五年（1855年）
出任外交官后，由另一美籍教士医生嘉约翰（John　Glasqow　Kerr）接办。咸丰九年
（1859年）迁至广州南郊，重建后改称“博济医院”，嘉约翰担任院长直到19世纪
的最后一年。
　　　　嘉约翰在医务、医学方面的工作成绩颇为突出。他在主持博济医院期间，门诊
病人达74万人次，曾为49000多位患者动过外科手术，还培养了150多名西医人材，
是为中国第一代西医。他翻译有34种西医西药书籍，创办了介绍西医西药学的第一
种中文期刊（初名《广州新报》，后更名《西医新报》），任新教全国性医界团体
“中华博医会”首任会长，并创办颇有影响的西医学术刊物《博医会报》，还创建
了中国第一家精神病专科医院。
　　　　到19世纪末，像“博济”这样规模和水平的教会医院还不多。就教方当时在华
医疗机构的大概规模看，新教所属的大小医院、诊所计约40余家，天主教所属者也
有数十家，主要分布在一些较大城市。有的医院的建立，还得到中国官员或其家属
的直接支持。如天主教所属的天津马大夫医院，李鸿章夫人就曾捐资，因为这家医
院曾救过她的命。
　　　　与教方在华其他事业一样，其医疗事业在20世纪以后也获得空前迅速的发展，
医疗机构成倍增加十规模扩大，并明显地由纯“慈善”性质转向营利事业。
　　　　　　　　　　　　　　　　　　　　　　　　　　　　　　　　灵魂拯救
　　　　教会在华办医，与它的书刊出版和教育事业一样，不免也带有浓重的宗教气质
和殖民色彩。对病人的“肉体拯救”最终是为了“灵魂拯救”。就其最直接的目的
说，也是所谓“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力逐渐接受那美好无疵的基督教铺平道路”，
使医疗成为福音事业的从属。
　　　　教方并不以眼前效果的大小论成败，在它看来，“慈善”事业中再也没有比借
医传教更聪明的了，它终可帮助扫除中国人的偏见和恶意等障碍，同时又可以为西
方的科学和发明打开通路。由此可具体体察到它的长远目标是在收揽人心。